《中医杂志》1962年第七期所载颜文明先生的“从阴火谈到甘温除热”和夏桂成先生的“也谈阴火并论甘温除热”两篇文章,对拙著“阴火与阳火的证治”一文,提出商榷意见,对个人颇多启发,获益不小。抱着探讨学术的精神,作以下几点说明:
1阴火不同于阴虚火亢:
东垣说的阴火上冲和丹溪的阴虚火亢,两者发病性质不同,治疗有其差别。丹溪所说的阴虚火亢,是肾本身水火不相协调的问题,在治疗上,可以采用滋阴壮水之法。东垣的阴火上冲,是由于脾气下流,由脾及肾,病之本在脾,病之标在肾,所以在治疗上,必先治脾,因此用补中益气汤是合理的。
如果忽视脾在发病中的主要地位,这是以标为本,本末倒置,当然不能符合东垣学说的精神。所以脾湿郁遏下焦,虽能激发阴火上冲,但同燥热伤阴,房劳耗精,肾水亏损所发生的“阴火”证,是有所不同的。
如前所述,东垣所指的是脾病导致的“阴火上冲”,所以必先治脾,若兼见肾水不滋时,东垣于补中方内亦少加生地、黄柏以泻阴中伏火而滋其水。可见这位前辈懂得滋阴降火的方法,并且对湿热伤阴亦有充分的认识。东垣曾说:“脾胃虚,则湿之气流于脐下,肾与膀胱受邪……二者俱弱,润泽之气不行……津液不濡……口燥、咽干而皮毛不泽也。”在治疗当中,东垣为了解肾水之困,必须补脾升阳,使湿不下陷,以复其位,则“阴火”自降,大热可去。此证若专事滋补,不从脾胃入手,必更腻脾助湿,激发阴火上冲。
2湿流于下是否宜用补中益气汤?
古人虽有中满忌甘,呕家忌甘,酒客忌甘的说法,但此系指中焦湿热的实证而言。今脾虚下陷,湿流于下,则补中益气汤恰恰不在禁例,正利用它的补土以运湿,升阳以胜湿,使脾气上升,湿邪自解。湿有虚实之分,治有补泻之别,岂能一概而论。昔东垣先生病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泻,小便闭塞,考虑到淡渗之品虽能利小便,但必致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如是改用升阳风药以胜湿,药用: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炙草各五分,服之而愈。我们从这一病例,不但更好地体会东垣升阳去湿的学说,对于补中益气汤治疗脾虚下陷之湿亦有了充分的认识。
3阴火与阳越于外的鉴别:
东垣所指的“阴火”之热同“阳越于外”之热,有本质的区别。东垣对“阴火”之热的描写是:“是热也,非表伤寒邪,皮毛间发热也。乃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作蒸蒸而躁热,上彻头项,傍彻皮毛,浑身躁热作,须待袒衣露居,近寒凉处即已,或热极而汗出亦解。”从东垣描写热的症状来看,显然不是“阳越于外”之热。如是“阳越”之热,岂能蒸蒸乎?袒衣露居乎?能近寒凉乎?能汗出则解乎?正恐一身汗出,阳气外亡,命亦随减矣。我认为“脾阳外越”诚有其证,但不能同东垣阴火学说混为一谈。
另外,补中益气汤在临床能治好许多疾病,无疑这是继东垣之后有了更多的发展,但不能因为有了发展,就否定它不能治疗“阴火上冲”,产生对东垣学说的若干怀疑,这对继承祖国医学遗产来讲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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