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笺能手吴待秋

画笺能手吴待秋

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里，崇德吴氏一门，接连出了吴滔、吴徵、吴彭祖孙三代名画家。这在中国画坛亦属罕见。

吴徵，字春晖，号待秋，又号春晖外史、鹭鸶湾人、疏林仲子，别署抱鋗居士、栝苍亭长、老鋗等，光绪四年（1878）出生于石门县城（今桐乡崇福镇）。吴待秋天赋聪颖，幼承家学，七岁上私塾，十二岁通晓声韵，已能吟出“地中鸣玉宽，天上走神龙。”“苍天留将相，渔夫识英雄”之类神妙独到的佳句，让一贯严厉的父亲也点头称是。待秋十八岁娶同邑方氏为妻，同年冬，父亲吴滔弃世长眠，使他失去受父亲亲炙的好机会。待秋在悲痛之余，和哥哥涧秋发誓继承父业，书画传家，得到父亲的挚友吴昌硕的鼓励和支持。从此，待秋一面师从吴昌硕学习花卉、书法、篆刻，一面临摹其父遗作，进而追宗奚铁生及“四王”绘画技法，对其他名家作品也常浏览琢磨，画技日益精进。这期间，他为自己立下规矩：日刻一方图章，日临三张字帖，日画一张花卉或山水。

待秋二十一岁考取秀才，终日读书作画。他与哥哥析产而居，与方氏夫妻和睦，方氏为他生下一女，小日子过得甜蜜滋润。谁知方氏突然患霍乱病亡故，经此打击，待秋百念俱灰。经结拜兄弟马昭懿等友人鼓励，光绪二十九年（1903），待秋赴浙江求是大学堂（前身为求是书院）读书，他明白要精于绘事必须多读书，提高文化修养。杭城读书期间，为解决生话费用，他同时兼任两所小学美术教师，并寄卖字画于杭州各大扇笺庄。仁和（今杭州）人陈豪，优贡生，能书擅画，精鉴赏，因在画店看到待秋所作山水、花卉颇有功力，得知待秋原是世交伯滔的令郎，大为赏识，有意提挈。于是，待秋有机会进陈府拜见陈豪，执弟子礼，还认识了陈豪的两位公子陈仲恕和陈叔通。陈仲恕年长待秋四岁，翰林出身，不久前还是求是书院的监院。陈叔通长待秋二岁，是一九〇三年的新科进士，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

此后，待秋与陈氏父子关系亲密，常在陈府切磋画艺，挥毫交流，社交面也迅速扩大，先后得识丁仁、高野候、王福庵、叶为铭、吴隐等书画金石名家，成了头发巷丁府聚谈的常客。当时，这些杭城顶级金石名家正在商量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筹备创办西泠印社。待秋对治印也很感兴趣，他忙前忙后，参与西泠印社的筹备活动。就在西泠印社成立前夕，待秋因患痧疹疾病回乡治疗，以至于西泠印社百年志庆时，他作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竟连西泠印社的社员身份还得不到确认。

吴待秋因病辍学返乡，病愈后，续娶崇德收藏名家李嘉福之女李隐玉为妻。李嘉福诗书画印俱佳，嗜古成癖，精于鉴赏，收藏极富，所藏金石有汉黄龙砖、汉地节砖、汉元康行锭、汉元延三斗鋗、梁石佛等，皆稀世之物。李隐玉嫁入吴家，陪嫁物中有一件西汉铜器三斗鋗，原为嘉兴黄思堂、文后山先后收藏的旧物。三斗鋗是一只盆形平底的小锅，锅面沿口刻有：“长安共厨，铜三斗鋗卅枚第廿，重十五斤八两，元延元年造”二十三个字。共厨即供厨，此物可能是供帝王家祭祀时所用，元延元年，即汉成帝二十一年，公元前十二年。待秋得见其器，摩挲把玩，爱不释手，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抱鋗居士，并以抱鋗庐作斋名，还自镌一印：万石三斗吉金富翁。

李隐玉比待秋年长二岁，不善女红，却独得其父熏陶，能丹青，善鉴定，又通画理。而待秋本对画论不甚内行，受妻子影响，开始研究绘画理论，终于悟出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逐步总结心得体会，学以致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初学画时，下笔无神，着墨无法，久久运腕，心中自有波澜汹涌，笔墨自有千变万化，却似天然造就。”这段婚姻对吴待秋的绘画生涯产生很大影响。

民国成立，吴待秋赴北京以谋发展，靠鬻书画为生，得识开文具铺的铜刻老艺人张樾丞，因见店中所售铜墨盒刻工精而图画不佳，自告奋勇与张师父合作，从此一画一刻，配合默契，相映生辉，销路大好。民国初年的北京画坛，精英云集，不同的艺术主张、风格流派汇聚，呈现出南北交融的新局面。身处其间的待秋与金北楼、黄宾虹、于非闇等在京名画家定期雅集，延誉交游。他还应荣宝斋之邀，画了不少梅花画笺及便笺，自诩为平生小品的得意之作。在一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上，待秋画了《深山幽谷图》和红、白《梅花图》，一时声名鹊起。

吴待秋在北京这几年的磨砺，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一九一六年春，吴待秋被保举为县知事，好友陈叔通劝待秋不要与官僚政客为伍，吴昌硕也邀他回上海发展，待秋毅然辞官，离京南下，经陈叔通之荐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张元济聘为美术部主任。他经常深入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印刷技术，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珂罗版在宣纸上印刷的成功，使该馆利润大增。经吴待秋编审、整理，出版历代名人画册多种，得到书画界的一致称赞。同时，吴待秋的字画在上海各大笺庄画铺出售，收入颇丰。

一九一九年，正当吴待秋事业上蒸蒸日上之时，不幸遭受又一次重大打击。春节刚过，妻子李隐玉因病不治身亡，儿子、女儿也接连去世，悲痛欲绝的吴待秋写下一副挽联：“七日内丧我妻、殇我儿、死我女，天邪人邪，毋乃太忍；一家人去其半、斫其枝、伐其干，魂兮魄兮，盍归乎来。”世伯吴昌硕视待秋如同骨肉，在他连丧亲人，情绪低落的阶段，常常去宝山路吴宅安慰他，鼓励他以事业为重。

一九二〇年，吴待秋在友人的劝说下，与嘉兴名士沈稚峰之女沈漱玉结为伉俪。沈漱玉亦擅画，时在上海一所学校任美术教师。沈氏品性善良，且能治家，对丈夫关怀备至，使待秋得以集中精力在艺术事业上重整旗鼓，技艺猛进。翌年九月，沈漱玉生下第一个儿子，吴待秋有丧子之痛的心理阴影，故给儿子起名彭年，意为长寿永年，又想起齐景公驯养木鸡的典故，给儿子取字养木，取养到木鸡之意，希望儿子健康成长。此事被吴昌硕得知后，就对待秋说：“彭已足，不必及年。”故改名吴彭。吴彭二岁那年，吴昌硕宴请待秋一家，七十九岁高龄的吴昌硕见了吴彭非常高兴，把他抱于怀中，并授以画笔，吴彭紧握不放。吴昌硕笑着对待秋说：“凡我抱过的小孩，没有长不大的。你们看，这孩子授以画笔而紧握之，定能继你衣钵。”吴待秋听了，连声道谢。

待秋一边在商务印书馆忙碌，一边则拼命画画，卖画生意大好，几乎来不及画。在吴昌硕鼓励下，待秋干脆辞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成为专以鬻画为生的专业画家。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是上海书画家研究切磋金石书画技艺的地方，学术空气很浓，亦代办会员书画金石作品买卖。待秋是海上题襟馆的座上客，他与新朋旧友如丁辅之、高欣木、黄蔼农、陆廉夫、王一亭、哈少甫、商生伯、钱瘦铁、曾农髯、黄宾虹、贺天健、朱古微、赵子云等，相与谈艺或当场挥毫，极尽风雅之能事。曾有一画家，作一幅《三童斗蟋蟀图》，要请待秋补景，待秋提笔一看，见画的下半部分塞得满满的，灵机一动，改变通常上部画树荫的方法，而写就一豆棚，一根笔直挺拔的架柱划过一儿童的脸上，此为险笔，但却达到画面和谐统一，上下呼应的效果，见者无不惊叹。又有一次，待秋与吴昌硕合作画牡丹，两人心有灵犀，构图、落墨均恰到好处，不多时，一幅《五色牡丹图》呈现在大家面前，也足见待秋出手之不凡。待秋在海上画坛名声大噪，吴昌硕高兴地对人说：“待秋画别开生面，萃精神宋元名人墨妙，而尤潜心于大痴老人，是以下笔之雄穆，苍劲如浓云，夹雾驰骋千里，野瀑悬崖澎湃百丈也。兼工花卉，萧散闲阒，雅似复堂一流神意。其为人也，性豪爽而兀傲不屑，屑与世俗伍，窗几净，日事六法无暇日，咎拳挚之诚若有甚于惜阴者，故人诚有子矣。”吴昌硕为老友吴滔后继有人深感欣慰。

吴待秋居心和厚，对同行毫无嫉妒心理。他节俭成性，从不请人吃饭，也从不接受吃请，坊间传言吴待秋卖画积蓄不少黄金，把黄金藏在马桶的夹层里。一九三一年，待秋果然有能力买下苏州护龙街装驾桥巷一座花园住宅。该住宅原为扬州某盐商私人寓所，园林结构小巧，极为雅致，待秋取杜甫“香稻啄余鹦鹉粒”诗意，命为“残粒园”。该园后来被列入苏州十五古典园林。有了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待秋才气骏发，精神大振，一面整理旧稿，创作新画，一面外出活动，广交艺友。他加入由吴似兰发起社址设在西百花巷的“娑罗画社”，与吴子深、吴瞿安等三四十人，每月雅集两次，交流画艺。这段时间，待秋常往返于苏沪间，画名与日俱增。

待秋收藏颇丰，且精于鉴赏。一九三六年，嘉兴举办首届文献展览，待秋送展的藏品有：明项子京的《墨兰》、明李日华的《墨兰》、项子京之孙项孔彰的《岘山图》、康熙时南楼老人的《红莲图》、乾隆时钱几山的墨笔《松篁》、嘉庆时陶锥庵的《山水》及道光时张叔未的行书联等，藏品之精，轰动一时。可惜其不少藏品抗战时寄放于德清女婿家，日军“扫荡”时，纵火焚掠，婿家遭灾，藏品尽毁。

“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苏州常受到敌机轰炸，待秋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他携家属先后避难于故里崇德和德清、武康、仙潭等地，辗转流离，几无宁日，他在《抱鋗庐所作山水册》自序中记述了这段举家避难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逃难途中，所作之画无不寄寓思乡之情，画面的格调总是沉闷、伤感和愤慨。

一九四一年秋，吴待秋转至上海，赁屋于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八十二号内，重操旧业，以书画自娱。当时上海滩上，许多人都喜欢将吴待秋、吴湖帆、吴子深和冯超然的山水画配成一套四幅山水屏，曾经风靡一时，故海上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然而三吴一冯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如吴待秋与冯超然，两人早年相识于海上题襟馆，有一次吴待秋在李平书家看见自己一幅四尺立幅墨笔山水画变成了浅绛色，吴待秋的着色画照例须加二成润格，便问李以多少钱买得此画。李平书说：画是嘱冯超然代求的，价多少云云。吴待秋一算，少了二成款，遂至题襟馆找冯氏，要他补这二成款。冯不认账，于是争吵起来，幸吴昌硕、哈少甫、姚虞琴三人力劝始止，两人从此不相往来。

抗战期间，吴待秋蛰居上海，有感于国土沦陷，遍地烽烟，心情格外郁闷，故常年闭门作画，很少参加社交活动，自刻“闭户工夫”一枚闲章。四明村待秋居所，只有楼下前后二间房，待秋的所谓画桌，只是两只高凳、两块木板而已。家中一妻三子，一女仆，从不自己举炊，三餐悉由包饭作包办，至月底一结账，需若干，即以相等之画，打九五折扣付之。为了生存，他经常把画作放在上海朵云轩、杭州舒莲记、苏州九华堂等字画店出售。抗战胜利，待秋精神为之一振，与前判若两人。一九四六年三月，待秋参加上海美术会，被选为监事。在美术会举办庆祝抗战胜利美术展览会上，在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美术展览会上，待秋都有作品参展。一九四七年三月，美术会借座南京路国货公司二楼中国艺苑举行观摩展览，陈列作品一千余件，出品者四百余人。《申报》报导：“其中国画如冯超然、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张大千、郑午昌、汪亚尘等均出精心杰作，观众极为踊跃。”同年，上海市美术馆筹备处建立，待秋与颜文梁、萧俊贤、张大千、吴湖帆等被聘为指导委员。这时待秋年已七十，渐渐感到年老体衰精力不支，便常住苏州，居三楹画室，仍竟日作书绘画。

一九四九年九月，吴待秋病逝于苏州寓所，享年七十二岁。

待秋一生饱经忧患，备尝心灵创伤，但一一都能迎难而上。他躬聆前辈教言，刻苦钻研，金石书画兼长，终成海派一代名家。其画于笔墨技巧之外，尤得灵性揣摩之妙。早期山水承家学、摹奚冈，后专攻四王一路，学习王麓台笔路尤多。及至壮年，能集明代诸名家之长，而融汇一体，达到苍中带秀，刚中有柔的艺术效果。晚年则粗简豪放为主，皴擦点苔喜用枯笔，近山近树又喜染焦墨，益现浑厚苍润，凸显独特的风格。所写花卉，得吴伯滔、吴昌硕真传，汲取赵之谦、李复堂、文徵明诸家之长，笔墨酣畅，宽博淳厚，特擅写梅，寥寥数笔，情趣盎然。亦擅制笺，鲁迅《<北京笺谱>序》称其为“画笺能手”。书法亦有渊源，楷书学欧柳，行书自明人得来，而得其神韵。兼擅治印。一生创作甚多，出版画集有《吴待秋画稿》、《吴待秋画册》、《吴待秋山水册》、《吴待秋花卉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