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一座残酷的高峰

“我不在乎谁为一个国家制定法律,谁为它起草条约——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就行。”

这是保罗·萨缪尔森说过的一句骄傲的名言。萨缪尔森被誉为经济学最后一位“通才”，过去半个多世纪，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几乎渗透到全球主要国家的大学课堂。

但是，有人批评，他将经济学引入了“窄门”，他的教科书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带入了一种错误而痛苦的经济学范式。

问题是，萨缪尔森的影响力已无处不在，在各国大学课堂、白宫罗斯福厅、美联储议息会议上都活跃着萨式思想。萨缪尔森，犹如一座残酷的高峰矗立在经济学史上和各国宏观经济权力舞台上。

我们该如何理解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自称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但我们容易看到折中背后的明显矛盾。萨缪尔森对凯恩斯主义的诠释是他获得经济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同时代对凯恩斯的评价也限制了对萨缪尔森的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布朗分布伦纳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的才华：我们只能回到以前的时代，回到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时代去寻找，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全才世所罕见。

本文以萨缪尔森的学术生涯为主线，分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脉络以及对今日之影响。

本文逻辑

一、芝加哥与哈佛

二、凯恩斯与汉森

三、新古典与困境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01

芝加哥与哈佛

一战与大萧条，这些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代人成长里的时代背景音。1915年，萨缪尔森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名为加里的小镇。保罗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年轻时便来到美国求学。保罗出生时，父母在加里镇经营着一份还不错的小药房生意。

萨缪尔森8岁的时候，这家人搬到了芝加哥，他在这里度过了中学与大学生涯。在海德公园中学，13岁的萨缪尔森勤勉好学，从他的成绩单与课外活动来看，这一时期萨缪尔森对文学和人文科学颇为感兴趣，他常常去加里镇当地的图书馆翻阅经典文学读物。他的父亲有一本《国富论》，但是他从来没有碰过。

中学毕业后，年仅16岁的萨缪尔森考入了本地一所冉冉升起的院校，芝加哥大学。在这里，他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熏陶。萨缪尔森这样描述自己在经济学系上的第一堂课：

“在寒冷的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我就像进入了天堂，一个属于我的天堂。我迈进芝加哥大学的一间教室，从此迎来了另一种人生。”

这堂课系社会学教授路易斯·沃思讲授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是社会科学入门课中“工业革命与社会变革”系列的第一讲。

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中心学科。本科头两年，萨缪尔森学习的课程主要是社会科学、物理学、生物学以及人文科学，对经济学的学习则基于社会科学的大框架之下。一定程度上，这些社会科学的教育训练了萨缪尔森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关于经济学课程，大学期间，萨缪尔森专修了“经济秩序”、“货币银行学”、“经济理论”，使用的教材较为传统，譬如《现代经济社会》、《经济学纲要》、《经济学概要》。这些让萨缪尔森打下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并没有火光迸发。大二时，萨缪尔森一度考虑要成为一名社会科学家。

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算不上明星璀璨，但是正孕育出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与萨缪尔森同期的学生里，还有乔治·斯蒂格勒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有趣的是，这两人后来成为了萨缪尔森在学术派别上针锋相对的对手。弗里德曼比萨缪尔森晚到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是萨缪尔森的同窗。斯蒂格勒回忆过一些旧事，譬如“自己把在亨利·舒尔茨的课上做的笔记借给萨缪尔森看，让萨缪尔森体会到了行列式组的乐趣”；再如斯蒂格勒曾劝萨缪尔森尽可能多学习数学课程。

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保罗·道格拉斯、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都教授过萨缪尔森。尤其是奈特，萨缪尔森多次提及大学时自己将奈特视为“偶像崇拜”，同时也为奈特的自由主义所吸引。

这时芝加哥大学的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尚未兴起，不过在教师中显露雏形。芝加哥大学的几位经济学家联合签署了一本小册子，倡议全额准备金制度以保证货币稳定。这一时期，萨缪尔森也认同这一倡议，认为假设货币供应无变化，美元的价值也不会有变化。再譬如迪雷克托当时给萨缪尔森留下印象：大萧条是由关税造成的。

当然，晚年的萨缪尔森已经完成了自我革命。他不仅摒弃了在芝加哥大学中接受的一些观点，在回忆录中写道“就读芝加哥大学时候，奈特与迪雷克托就把'演绎总比归纳重要’这个错误观念灌输给自己。”

大四，在雅各布·瓦伊纳的经济理论研究生课程上，萨缪尔森接触到了更精深的经济学。瓦伊纳以严格筛选著称，研究生听课时战战兢兢，旁听生萨缪尔森浑然天成融入其中，甚至偶尔能够指出老师的小错误。本科阶段，萨缪尔森就小有名气。

1935年，萨缪尔森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推行的一项教育实验，萨缪尔森入选项目筛查的全美八名经济学优秀本科生之一，从而免去了研究生费用。不过这项实验的条件是不能在本科的学校继续读研，萨缪尔森选择去哈佛。这出于他关于哈佛的一个纯真想法“马萨诸塞的剑桥，是个宁静的绿色村庄，正是读书求知的好地方”。

当时哈佛新校长上任，聘请了一批高知名度的教授，希望推动哈佛向一所精英大学转变。一批来自欧洲的学者加入了哈佛经济学系，包括约瑟夫·熊彼特、瓦西里·列昂惕夫。

秋天，哈佛开始新学期。萨缪尔森第一年的经济理论课程由熊彼特担任讲师，这门课程对于学生的要求很高，阅读材料涉及马歇尔、维克塞尔、庇古、庞巴维克、奈特和威克斯蒂德等。教授萨缪尔森的时期，熊彼特正在撰写他的商业周期。不过，当熊彼特的这本书正式出版之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震撼了整个经济学界，即便在熊彼特的学生当中，大家也更为关注凯恩斯的理论。

离开哈佛后，熊彼特与萨缪尔森依然保持着联系。熊彼特评价萨缪尔森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而萨缪尔森也十分认可熊彼特的成就，评价“伊丽莎白时代的黄金时代和熊彼特的晚年很契合”。

埃德温·威尔逊是物理学家威拉德吉布斯在耶鲁的关门弟子，是数学家、也是数理经济学，在他开设的数理经济学研习班上，柏格森、亚历山大、萨缪尔森和熊彼特是仅有的四个学生。前三位都仅有20岁，而熊彼特当时已经52岁了。威尔逊让萨缪尔森接受了数理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引导他走上了专业的数理思维训练。萨缪尔森写道，每节课结束后，他都能和威尔逊谈上一个小时。

业余时间，萨缪尔森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微分方程、数值分析、应用理性力学和经典热力学方面的数学问题。萨缪尔森意识到，数学模型能够简洁明了说明问题，而且这是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特征。

哈佛期间，萨缪尔森认识了他的发妻玛丽昂·克劳福德。两人同在经济学院念书，玛丽昂后来也研读了硕士，成为熊彼特的助理。在萨缪尔森后期的研究中，玛丽昂也参与其中，给予了许多帮助。

02

凯恩斯与汉森

1933年，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上任后实行了一系列复兴政策。哈佛资深一辈的经济学家普遍持有悲观态度。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不久后，《经济学季刊》就刊出了哈佛教授如列昂惕夫、熊彼特的批评。熊彼特认为这本书根本没有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根本不科学，经济学系里的大多数教授对此也不足以认可。

但是，这种新思潮的火苗正在迅速燃起，一些哈佛年轻教员为凯恩斯所倾倒。他们在哈佛创立了凯恩斯研讨会，而萨缪尔森在这个研讨会上读到了《通论》的副本。当时他的老师列昂惕夫对于《通论》持贬低态度，萨缪尔森最初也有些抗拒。

不过，阿尔文·汉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萨缪尔森的学术思想。1937年，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来到哈佛大学，这时他就已经支持凯恩斯，这在当时50、6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中是少见的。事实上，后来汉森也成为了凯恩斯在美国政界学界最重要的普及者。

在汉森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会上，两人渐渐结识和熟悉。这个研讨会是哈佛大学凯恩斯思想发展的主要阵地，话题覆盖了公共服务部门的政策问题。包括时任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和萨缪尔森的老师雅各布·瓦伊纳都来过担任演讲者。

汉森和萨缪尔森有着许多共同点：新移民、都有过人文学科教育基础、普通家庭出身，但是让两人一拍即合的是对凯恩斯的理解——提供了一条中间路线：既包含对凯恩斯技术型批评，又吸收了凯恩斯新理论中有价值的地方，两相融合。

当然，汉森并不是凯恩斯的美国传话筒。实际上，汉森没有使用凯恩斯的微观逻辑，借用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分析框架。希克斯是凯恩斯主义微观化解释的重要人物，他在1937年《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种解释》，解释和修正凯恩斯主义，说明货币对收入的影响。1949年，汉森在《货币理论和财政政策》一书中，把财政政策的引入希克斯的模型中，形成了IS-LM模型，即"希克斯-汉森分析"。这一模型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分析框架。

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众多成果都是建立在此模型基础上拓展而来。

早在1939年，萨缪尔森在老师汉森的研究上发展了乘数-加速原理。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写完了这篇《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学界关注。萨缪尔森在自述中也提到，这篇论文仅仅是在纠正自己导师著述中微不足道的数学错误而已，主旨与汉森的模型完全相同，只是更一般化。不过，他学习凯恩斯理论的方式，“不是接受凯恩斯提出的更一般化的理论而是将凯恩斯的思想融入他从熊彼特、哈伯勒，尤其是汉森那里学到的现有商业周期理论中。”【1】

后来，萨缪尔森将乘数-加速原理引入IS-LM模型中，用投资与总收入之间的倍数效应来解释商业周期、市场失灵；进而解释政府干预，如财政政策，可以修正商业周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仅从解释框架来说，萨氏的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其实是两回事。

1940年夏，萨缪尔森开始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经济学分析基础：经济理论可操作的意义》。这篇论文写得很快，到秋天结束，萨缪尔森向玛丽昂口述内容，玛丽昂代他写完了初稿。这正是《经济学分析基础》的雏形。他希望引入一种可操作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而数学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重要工具。

很快到了毕业期，威尔逊在帮萨缪尔森考量去处时有些犯难，萨缪尔森在数理经济学领域成果斐然，但这仅是经济学的一个特定领域，现有的教职很少。由于战时原因，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空缺，向萨缪尔森发来了邀请函。当时，哈佛大学已向萨缪尔森提供了一份年薪2500美元为期一年“经济系讲师”的工作。经济系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有人建议向萨缪尔森提供5年的任期，熊彼特甚至威胁如果不向萨缪尔森发起聘请，他就辞职。不过，最终委员会并没有发起新的聘请。此事在当时还引起了小范围的讨论，多数人认为萨缪尔森的离开与哈佛的反犹氛围有关。

威尔逊也与萨缪尔森就此事沟通过两次，帮萨缪尔森分析他在两个学校的前景。当时的哈佛经济系收录了多名经济学权威，在学术研究上远远超越麻省理工，后者只是一所工程系院校，甚至没有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不过，威尔逊仍然鼓励萨缪尔森去麻省理工，这样或许可以将研究推到新的方向。最终，萨缪尔森接受了麻省理工年薪3000美元“助理教授”的聘用，从此便留在了麻省理工。

同时期，在老师汉森的指引下，萨缪尔森开始接触华盛顿圈子。二战后，汉森的合作伙伴劳克林·柯里为政府招聘了大量的经济学家，汉森此时也为政府做了大量的政策报告，譬如战时特定行业的税收、通货膨胀和战后的充分就业，萨缪尔森参与其中。1941年，萨缪尔森加入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他提议的项目是充分产能上的消费者需求，需要调查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人们的购买行为。

当时，罗斯福新政也引起了许多敌对。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出版了汉森的《战后充分就业》的小册子，提出了“公共债务不是可怕的东西，而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走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保守派往往支持政府财政预算的平衡，认为这会鼓励政府增加借债，导致经济崩溃。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批评这种财政支出政策有倒向“计划经济制”的嫌疑。1943年，这种批评达到了顶点。6月，总统决定解散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

在华盛顿，萨缪尔森接触到更多专家、官员，对于政府和现实的参与越来越主动。他主动向新闻杂志致信，批判华盛顿专家的观点分歧，反驳“正在形成的无端的乐观主义气氛”，试图警告人们在战后可能出现的失业乃至危机问题；他也参与了美联储利率工具的论战，在学术杂志上发文提出应该大幅降低利率。这一时期，萨缪尔森“通才”的特长渐渐成型，既能够专注数理经济学研究，又参与政策分析，同时为政府机构撰写统计和分析报告。

在萨缪尔森对学生劳伦斯·克莱因的论文指导中，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脉络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最终定义为“凯恩斯革命”。1946年，凯恩斯去世。萨缪尔森受邀撰写一篇悼文，他的评价也反映了他对凯恩斯理论的发展趋于成熟：“《通论》充斥着混乱和困惑，组织结构一团糟；但它的确是一部天才之作，分析既明显又新颖，它的贡献在于为分析有效需求水平及波动提供了一个相对现实的完整体系。”【1】

凯恩斯去世后，萨缪尔森和他的老师、学生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学派。

03

新古典与困境

战争结束时，萨缪尔森收到了经济学院主任拉尔夫·弗里曼的一份邀约。经济学是麻省理工学院大三学生的必修课。弗里曼发现，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让学生们乏味又茫然。他询问萨缪尔森是否可以用半个学期写一本经济学教材书，“忽视你的喜好，尽可能全面和简短。如果他们喜欢，就证明这是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

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教材能够给不同政党、不同道德立场的人一种科学的经济分析思维，尽量简化、抽象化。他配合了详细的个例、简明的数学图解让讨论尽可能具体。当然，与过去教材最大的不同，萨缪尔森划分了全新的经济学结构，并且将凯恩斯主义视为宏观部分，将传统经济学视为微观部分。这成为了经济学的一种范式，令一些经济学家感到苦恼的范式。

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了一些阻碍，视察委员会中的少数人甚至认为萨缪尔森有社会主义倾向。最终，校长卡尔·康普顿出面担保，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三年后，《经济学》教材问世，第一版就卖出了12万本。从教材发展为一本畅销书至今仍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余音袅袅。如今已经出版到19版，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

他的同事罗伯特·索洛认为“保罗的教科书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战后教科书，因为它代表了战后经济学的真实状况。”同时，随着教材被多国引入，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影响了众多经济学者。某种程度上，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人们如何认识经济学及世界的方式。

对80、90年代的中国青年来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意味着第一次经济学洗礼。这本著作将西方经济学系统带进中国，不仅是90年代大学校园经济学启蒙教科书，更是知识圈里的畅销书，有人评价它“开天辟地的启蒙之感”。

《经济学》，成为了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堡垒。萨缪尔森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与新古典主义结合，最终衍化出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混合经济”之说，即经济分为国家管理的公共经济部门和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部门。新古典综合派，某种程度上是萨缪尔森自称“折中主义”的一种表现。不过，从这一时期到晚年，萨缪尔森在公众心中已经完全站到了凯恩斯主义一边——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

1946年，芝加哥大学向萨缪尔森抛来橄榄枝，希望邀请他前来就职。萨缪尔森有过意愿，但是最终仍然回绝。其后，萨缪尔森的一生都在平静的麻省理工度过。在这里，他桃李芬芳，将麻省理工塑造成了美国经济学大本营，教出了一群影响美国学界政界的经济学家。他的三个研究生助手劳伦斯·克莱恩、罗伯特·默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陆续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五六十年代，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界享受着颇为崇高的地位。

1959年起，萨缪尔森开始担任肯尼迪的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不过为期很短暂。他向肯尼迪讲述经济学课程，并提出减税的建议。人们认为，减税方案推动了肯尼迪-约翰逊在任期间的经济繁荣。从此以后也开启了凯恩斯主义者担任政府幕僚、进入白宫咨询顾问委员会的传统。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稳定繁荣，美国经济学届将这一功绩送给了萨缪尔森以及他的新古典综合派。

1970年，萨缪尔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美国人。然而，这是萨缪尔森学术荣誉最后的高光时刻。这时，美国经济正在遭遇麻烦，通胀率高企，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过去，萨缪尔森主张的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解释不通，他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失灵了。

菲利普斯曲线最早于1958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他通过对100年英国工资变化的分析，得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成负面相关影响。1960年，经萨缪尔森和索洛论证后，变换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当下，任凭政府如何调节经济，高通胀率之下仍然是高失业率。

滞涨危机爆发后，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上的成就也遭受严厉的挑战。弗里德曼、卢卡斯、萨金特、拉弗等经济学家批判凯恩斯式干预政策引发了滞涨危机，批判菲利普斯曲线以及萨氏宏观经济学分析存在微观缺陷——脱离逻辑演绎的数量统计与经验论证。同时，他们在货币、税收等政策上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1982年冬天，随着里根改革和沃尔克革命获得成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新自由主义崛起，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日渐式微。

据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回忆，他在麻省理工读研究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已经开始陨落了，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3】。这时，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斯蒂格利茨等接过了萨缪尔森的接力棒，提出新凯恩斯主义。他们跳出了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的分析框架，回到凯恩斯当年的工资粘性与价格的微观角度重新解释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价格反应迟钝、甚至短期失灵，阻碍了经济复苏，引发了商业周期。斯蒂格利茨还创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来解释价格失灵、逆向选择等问题；阿克洛夫、席勒则从非理性假设的角度解释非理性繁荣与萧条。萨缪尔森之后，新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框架成为了主流，给干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伯南克正是接受了这套新的解释框架。

如何评价萨缪尔森？

对萨缪尔森的评价总是受限于对凯恩斯的评价。而作为一个学者，萨缪尔森对学术的追求令人敬佩，这位“通才”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经济学的方方面。费希尔曾这样评价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对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做了根本性的贡献。”其中，包括容易被人忽视的微观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2004年，晚年的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预言：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深化中，随着中国产业升级换代，当中国的技术要素不断进化，美国相对的技术优势消失后，两国的贸易往来会发生摩擦。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大讨论，人们将此称“萨缪尔森陷阱”。

这一理论很容易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但其实不是。萨缪尔森采用的是他在1948年发表的《国际贸易与要素价格均等化》一文中创建的微观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

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很久之前，我给自己设置了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让自己的原创能力得到别人承认。若要对科学更有用，就要清楚其他科学家在做什么，并以自己的量子跃迁来推动科学的疆域。”

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他在微观经济学上的成就容易被人遗忘，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他在宏观经济学上的努力总是充满着争议，其评价伴随着经济的沉浮而有所不同。

萨缪尔森对今天世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凯恩斯永远掌握着一个法宝那就是经济危机，只要来一场危机，恐惧的人们犹如拥抱强人一样欢迎凯恩斯的回归。萨缪尔森还有两个法宝，那就是那本经济学教科书以及麻省理工学派。

萨缪尔森没有委任世界各国财政与货币当局领导的权力，但是他的教科书以及麻省理工学派，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候选人，向全球各国央行输送行长。如今，全球90%的央行行长均为新凯恩斯主义者。费希尔从麻省理工出来后分别担任了以色列行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美联储副主席。他被称为“央行之父”，是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博士论文导师。这些掌握实权的萨氏门徒，不断地使用权力来强化对他们学术的依赖。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反复循环的“斯德哥尔摩陷阱”。

萨缪尔森毕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其在学界政界难以撼动的遗产，给当下经济学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设置了一座不易攀越的残酷的高峰，并留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经济学家无法回避它、移除它，唯有攀越它，世界经济在学术上才能通向繁荣与自由之路。

注：文中萨缪尔森的生平叙述主要参考罗杰·巴克豪斯的《萨缪尔森传》和萨缪尔森的《萨缪尔森自述》，感谢萨缪尔森、巴克豪斯以及两本书的中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