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我正在经历痛苦的社交欺凌，我的父母和老师却看不到

十一姐说： 前段时间，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项目对全国一万多名初一学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在初中阶段，有61.2%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被欺凌过。 我的孩子，会不会受到校园霸凌？
这大概是作为父母的第一反应。
而说到校园霸凌，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很多电影里的画面，像《少年的你》里面那样，辱骂、殴打，甚至扒了衣服拍裸照。
但是，根据调查数据，肢体欺凌只是校园欺凌的一种形式而已，遭受过肢体欺凌的初中生比例为21.7%。相比之下，言语欺凌（52.3%）和社交欺凌（41.8%）更加普遍，也更难被大人们察觉。
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理解，但社交欺凌是什么？什么样的孩子会遭受到社交欺凌？它会带给父母、老师，包括整个社会文化，怎样的警示和思考？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邀请帝呱呱的特约作者雪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采访。
雪竹是伦敦政治经济大学传播学硕士，曾经在电视台、出版社、新媒体工作过，有丰富的采访经验。今天的文章里所有孩子使用的是化名，但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它将向你揭开，校园欺凌触目惊心的另一面。

文 ｜雪竹

编辑| 博超

女孩间的“战争” “不守妇道”、“太骚了”……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李玲

对1996年出生的李玲来说，小学分为两个阶段，五年级前和五年级后。

五年级之前的一切都充满阳光。活泼的她是班长，也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晚会汇演。她享受舞台，享受被瞩目的感觉。李玲同时还是优等生，但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优等生：偶尔也会耍耍小聪明，作业能抄则抄；她每天练琴，偶尔也会把琴声录下来循环播放骗过爸妈。省下来的时间她会偷偷看言情小说，最爱的是讲述“无邪少女追逐爱情”、"挣脱命运枷锁"的《麻雀要革命》。

她身边从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玩得来。对李玲来说，受欢迎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直到2006年，她升入小学五年级，一切骤然转变。

那年秋游，一位男同学当众向她表白。李玲并不喜欢他，但她不知该怎么拒绝。耳边充斥着同学的起哄叫好声，脑海里全是言情小说对浪漫爱情的描写，就这样，李玲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打从那以后，李玲再和别的男生说话，就会被当成“不守妇道”、“太骚了”的证据。她发现总有女同学在后排议论她，笑她发育了还不穿内衣、松松垮垮的内裤边都露出来了。

即便离得远听不清同学的议论，李玲也知道她们在说她，因为她们会盯着她讲话、翻白眼、撇嘴、微笑。小孩子要表现出讨厌，可以表现得很明显。

她知道有人在学校的贴吧上开了一个帖子专门骂她丑，还有人和老师打小报告诬陷她考试作弊。

李玲给所谓的男朋友写了封信，以“两人都应以学业为重”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她认为，她犯了错，只要把错误纠正过来就好了，一切就会回到从前。没想到的是，这被当成她是“绿茶婊”的证据。小孩子可能并不懂得“绿茶婊”的确切含义，但只要有足够的侮辱性，就够了。

五年级竞选班委，李玲竞选班长失败，又连着竞选几个班委，全都失败。她直观地了解到自己在班级的人气变化。

那年生日，爸妈给了李玲50块钱，让她邀请小伙伴一起出去过生日。从前，李玲被朋友环绕，一呼百应；如今，她连一个能一起过生日的朋友都没有。

生日那天，李玲硬着头皮邀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女生，告诉她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要不要一起去吃肯德基。那位女生去了，但李玲还是很受伤。“我觉得我是用钱把她叫过去的，她只是为了那一餐肯德基，而不是真心为我过生日。”

直到大学，李玲都不愿过生日，她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祝福她生日快乐。今年，26岁的她看到《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这本书，她才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校园欺凌。

电影《少年的你》

只有孩子能看到的幽灵

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是第一本讨论女性欺凌问题的专著。书的作者西蒙斯采访了曾是欺凌对象和欺凌者的女孩们，她发现通常女孩不会像男孩那样，用直接的攻击语言或行为来发泄不满。

女孩倾向于采用隐性攻击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女孩会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散布谣言，用小动作为难其他女孩，一如李玲同学的所作所为。

社交欺凌，也就是关系攻击，是女孩们最常使用的隐性攻击手段之一。

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伤害他人，比如突然的冷落、爱答不理，比如拉拢小团体搞针对，比如威胁绝交，比如女孩间经常说的“你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和你玩了”等等。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欺凌，只是女孩们的社交技巧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就好了。但是，如果是社交技巧幼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意的，也是偶发的，而李玲的同学显然是有意对她进行持续的伤害。

根据最早研究校园欺凌的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的界定，欺凌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权力不对等、故意伤害性和重复发生性。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是校园欺凌最重要的界定标准。伤害既包括身体、财产等可见的伤害，也包括精神痛苦。

所以，李玲所遭遇的是确定无疑的欺凌。这类欺凌行为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却难以被老师或家长察觉。

从那时起，李玲唱歌会跑调，她再也不敢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除了和同桌讲话，她回避任何和男生交流的机会。她越想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越会犯错，越被嘲笑。李玲的自尊完全被击碎了，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又丑、性格又糟糕、不配被人喜欢。

没有大人发现李玲的变化。老师认为她仍是同学间的宠儿，认为李玲和已经绝交的好朋友仍是闺蜜。事实上，曾经的闺蜜正是此次欺凌的发起人。她喜欢向李玲表白的那个男孩。

对于这种现象，西蒙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 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
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 ”

在家长面前，女孩们一如既往地阳光温柔、听话乖巧。她们小心翼翼把阴暗的那面藏好，像个微笑机器人一样倾听、附和、点头称是。家长一如既往地骄傲——自家女儿还是那个好女孩。

电影《阳光普照》

欺凌不需要理由

“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吴韵

2013年，刚升上初三的吴韵（化名）转到了一所新学校，同学薇薇（化名）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刚一下课，薇薇就主动来和她搭话，陪她一起去卫生间，中午一起吃饭。和薇薇在一起没有冷场的时候，因为薇薇会不停地说话。

跟薇薇搭伴玩了几天，一次自习课，同桌突然一脸严肃地跟吴韵说，薇薇不是什么好人，最好离她远点。吴韵不理解，在她看来，薇薇白白净净的、爱干净，学习成绩优异，除了热情到有些粘人外，几乎没有缺点。吴韵问为什么，得到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她人品不好”。

又跟薇薇玩了一段时间，吴韵发现班上的其他同学开始冷落她。她才意识到那次“劝告”其实是“警告”——如果她不听话，她就是下一个。

通过观察，吴韵察觉到薇薇在班级的微妙处境。如果是人缘好的同学朗读或者翻译课文，走下讲台时一定会有人发出欢呼或者怪叫。这是小孩间的潜规则。但薇薇下台时，没有任何同学做出一点表示，她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吴韵还发现薇薇平时很沉默，不言不语，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吴韵知道，薇薇是怕被她讨厌，在极力地讨好她。

慢慢地，吴韵不再和薇薇说话；同学嘲笑薇薇时，她会跟着附和。慢慢地，吴韵被其他同学接纳了，她成了团体的一员。

有一天，趁薇薇不在，吴韵恶作剧往她的书上滴胶水。瓶里没剩多少胶水，没滴出来，但薇薇刚好回来看见了。情绪激动的薇薇一边骂吴韵一边哭。十几年过去了，吴韵还记得当时的那张脸，白净的脸上满是泪水，嘴角还挂着讨好的笑容。

吴韵没想到薇薇的反应如此之大，她也哭了。旁观的同学看到吴韵哭了，纷纷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说话，指责薇薇“太咄咄逼人了”、“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不是故意的，你喊什么”……

“我做了错事，却得到大家的怜惜和安慰，她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却只有孤独，”吴韵说，“想到她一个人面对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同学，该有多么绝望，我真的觉得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

初中毕业多年后，吴韵偶然遇到了初中好友，又提起这段往事。吴韵问她当时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薇薇，好友想了想，语气轻松地说“不知道呀”。

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原因。吴韵说：“爱和恨会让小团体更加团结，只不过我们刚好选择了恨而已。如此简单，就决定了一个女孩初中四年的命运。”

好女孩不愤怒

提到女孩间的小团体，不少人认为这是女孩的本性。特别是在各类宫斗剧和所谓的“大女主剧”的拱托下，女性似乎天生喜欢拉小团体，热衷于勾心斗角。女性虚伪、刻薄、口是心非、工于心计。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女孩们之所以会把关系作为武器，绝不是因为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她们缺乏处理不满、受伤、背叛和嫉妒等日常情绪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每个人都需要渠道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男孩可以表现得直接，他们可以行为粗暴，可以举止霸道，甚至可以打架。“男子气概”一个词足以为男孩开脱。

女孩不行。好女孩应该是温柔的、友善的，顾及周围人的情绪。社会规范要求女孩乖巧、听话，要求女孩合群。“好女孩”应该被喜爱，应该受欢迎，应该多说“好的”，少说“不”。

女孩们从来没学过如何正确地表达愤怒，从来没有人教过她们。她们只学过如何不去表达，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如何摆出甜美的微笑以满足家长的期待。

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女孩不被允许与别人大声争论，更不被允许用武力解决争议，她们能利用的只有关系。

在把关系当成武器的同时，女孩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明目张胆地违背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和自己作对。一个人过于显眼，一群人则不会。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行为直接负责。

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好女孩”形象的同时，发泄憋在心中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

身为小团体的一员，女孩们确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更突出了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地位。对女孩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边、一个去食堂、一个人在走廊上游荡更可怕的了。

西蒙斯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愤怒最盛之时，这些女孩什么都不想做。她们不想揍她、传播谣言或质问她，她们只想让她体验孤独的滋味。”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这导致很多女孩压根识别不出自己的情绪，也识别不出他人的情绪，更别提如何处理情绪。

在一个又一个小团体的裹挟下，她们伤害身边的朋友，也被朋友伤害，却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图源：pateron.com/mimi_n

没有幸存者 “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赵蕊

赵蕊（化名）生长在西北部的某座小城。2006年，她升入高中，这家寄宿制学校，以学习为第一也是唯一要务。女孩们之间最常出现的桥段就是谁突然不理谁了、谁不和谁玩了。

赵蕊所在的宿舍八个人，一名宿舍长。入学没多久，舍长很快成为了其他七名女孩集火的目标。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熄灯后有人想睡觉，有人会聊天、走动、洗衣服。舍长会维持纪律，让大家尽快安静。

赵蕊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舍长的语气或者态度引起了女孩们的不满。只要舍长一进宿舍，大家都默契地闭嘴不说话，让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受欢迎。每当熄灯后舍长大声说“XX,你不要说话了”， 赵蕊和其他舍友就会故意用更大的声音说话。

赵蕊记得，有一次舍长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旁边宿舍大哭了一场，诉说自己的委屈。薄薄的墙壁挡不住舍长崩溃的哭诉，赵蕊听得一清二楚。可当时，她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舍长会那么痛苦。

高二文理分科后，赵蕊和舍长选了不同的方向，两人不再有交集。直到高三的一堂微机课，两人偶然遇见。由于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赵蕊主动上前打招呼。这个招呼“给了舍长特别大的惊吓，恨不得立刻离得远远的”。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赵蕊的脑海里。她不知道舍长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更不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高二那年，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新同学家境富裕，为人热情，很快组成了自己的人际圈。赵蕊成了她们的目标。

在走廊上，新同学和小团体成员会故意撞她、捉弄赵蕊，还扬言要找社会上的人收拾赵蕊。她们营造出的氛围让赵蕊时刻有种不安全感。

赵蕊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对方，也从没想过和对方沟通。她只是暗暗在心里祈求，求对方放过自己，让她能集中精力学习。

赵蕊从没想过向大人求助。她料想老师会以“女孩就是事儿多”的理由打发她，妈妈会说“为什么人家就欺负你一个人？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威胁随时在身边，却求助无门，也不知自己还要坚持多久，赵蕊用“溺水”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直到那位女生转学离开，赵蕊才得以解脱。转学后的某天，那位女生回宿舍看朋友。就像赵蕊主动和舍长打招呼一样，她主动和赵蕊打招呼。赵蕊当时在闷头做题，没有听到，遂没有回答。

那位女生走后，舍友立马围过来问她为什么不回应。周围人热切的注视让赵蕊意识到宿舍里的其他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既是校园欺凌的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回想起当年的经历，赵蕊觉得自己并不特殊。每一个女孩，不是加害人，就是受害人。没有人可以幸免。

每个女孩都在拼命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因为女孩们知道，一旦跌下去会跌得很惨。在女孩们亲昵和嬉闹的表象之下，仿佛总藏着一些心惊胆颤。

怎么做都是错

十几年过去了，一群女性聚在一起仍然会让赵蕊感到心悸。她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心头涌起的莫名情绪。在接受了长时间的心理咨询、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后，赵蕊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极度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赵蕊从小就被教育要专注于学习，要理性。不要有情绪，不要有感受。要压抑，不要体会。

从小到大，妈妈一直向她灌输听话的重要性，一丁点反抗行为都会遭到妈妈严厉的训斥。在家里，无论是妈妈还是姥姥，也都从来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她们也在翻白眼，也在利用其他家人向她施压。

当别人的行为给赵蕊造成了困扰，她在感到生气或是愤怒的同时，又认为自己当下的感受是错的。连自己的情绪都没法面对，更别提表达了。

赵蕊回想起当年对舍长的不满。舍长拿别人的东西从不会提前打招呼，让她和其他女孩觉得有些被冒犯。但是，她从来没想过向舍长指出这一点，默认有不满就应该自己忍着、咽下去。

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她会爆发，会吼道“你别随便拿我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她只发泄了自己的攻击性，却没有提出需求。

赵蕊反思，这么一件小事，两个人摊开来说就解决了，可当时谁都说不出口。她们没办法说出来自己讨厌什么。

在同女孩们的谈话中，西蒙斯发现，女孩们拒绝最基本的冲突形式。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女孩们一致同意，“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所以，女孩们会违心地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讨厌她”，用谎言来维系表面的平和。这种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系到了成年。

图源：instagram: @futarinotaiyou

在职场上，女性微笑面对所有要求，哪怕会损害自己的权益和职业发展；被不公正的对待，女性要么沉默，要么拐弯抹角地在小圈子牢骚几句。她们既想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爱。这被称为“好女孩综合症”。

前CNN副总裁吉尔·埃文斯在《像男人一样竞争，像女人一样获胜》里探讨了女性遭遇晋升障碍的原因。埃文斯认为，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对女性来说就是矛盾的。“竞争不应该出现，如果出现，即为逾矩。”所以，女性会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

小时候从没有学习过该如何处理冲突的女性，成年后很难区分日常冲突和人身攻击。无论是规避冲突，还是太过看重人际关系，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百害而无一益。

在家中，“好妈妈”无私、顾家、为家庭奉献、每天为家里的琐事忙碌，视老公和孩子为“天”。最最重要的是，毫无怨言。

“好妈妈”会用曾经约束自己的那套标准来约束女儿——既希望女孩们上进、为理想拼搏，又要求她们谦虚、矜持、友善；既希望女孩们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地，又希望她们温柔、听话，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好妈妈”。

女孩，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一切，但必须在社会接受的范围之内。

无论是“好女孩”，还是“好妈妈”，都是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隐形枷锁。一代又一代女性被困其中，不得解脱。

西蒙斯在写书的过程中不但采访了当事人，还采访了受欺凌女孩的妈妈们。她发现，就算有女孩愿意向妈妈倾诉，妈妈们普遍缺乏处理欺凌事件的能力。不但没有能力帮到女儿，不少妈妈听到女儿的遭遇，自己先崩溃了，因为女儿的遭遇触发了她们深埋在心底的晦暗往事。她们也曾是女孩间“战争”的受害人。在她们是女孩时，她们也曾被这样对待过。像女儿一样，她们也曾那么地孤独、绝望。

在枷锁的束缚下，女孩否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能力，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刻板印象——好女孩不愤怒。

女孩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隐于小团体中利用畸形的方式来发泄。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另一种刻板印象——女孩天生刻薄、表里不一，喜欢勾心斗角。

怎么做都是错。

不是她的错

被所有同学讨厌，李玲把学习当成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再被老师讨厌，她就彻底完蛋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名校、海外留学。李玲算是旁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可过去从未过去。

有一次和外国男性友人相约去冰淇淋店，挑选味道时，对方随口的一句“Green Tea？”让她当场愣住。“我做错了什么？”“我被他看穿了？”“他怎么会知道？”……像应激反应一样，李玲的脑海里瞬间冒出一连串质疑。对方以为自己猜对了，开心地补了句“好多女孩都喜欢绿茶口味”。

李玲的理智这才回来——他说的是挑冰淇淋的味道，不是在骂她“绿茶婊”。

在异国他乡，在英语语境下，在氛围轻松的冰淇淋店，聊天对象是有好感的男生，李玲听到“Green Tea”想到的居然是“绿茶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仍在这里。

研究生第二年，李玲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和好朋友艾琳（化名）一起住。可她没想到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李玲说起在清华北大就读的高中同学，艾琳就会说李玲学历至上，说李玲看不起像她这样“双非”出身的学生。

李玲喜欢韩国男团、喜欢迪士尼、喜欢女性化的打扮，艾琳说她“媚男”，说她是“白幼瘦”审美。

李玲是南方人，讲话有些口音。艾琳在李玲的生日会上对所有人说“你们不觉得她讲话有口音吗？”

李玲和男性朋友一起出去玩，艾琳会笑她自作多情，“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

艾琳的所作所为让李玲感到很不舒服，但她认为，问题不在艾琳身上。她完全相信艾琳的话。

她觉得是自己太敏感了，她做得还不够好，她需要改正。只要她改好了，艾琳就不会让她难过了。

李玲又退回到了小时候，极力想满足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却发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艾琳对李玲的影响越来越大，李玲的状态越来越差。睡觉时李玲脑海里充斥着艾琳说过的话，赶也赶不走。

她痛哭、失眠、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好在，和小时候不同，成年后的李玲有了自我判断的能力。为了自救，她阅读了《情感勒索》、《煤气灯效应》、《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心理学书籍。她终于明白，艾琳的行为是欺凌。艾琳这么对她不是她的错。

李玲鼓起勇气向妈妈倾诉。妈妈的反应十分典型，质问她“为什么人家只攻击你？”、“你做错了什么？”、“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李玲花费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妈妈，不是她太敏感，真的是有人在欺负她。

妈妈终于接受她被欺负的事实，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和这种人做朋友？”、“怎么允许别人这么欺负你？”

妈妈说如果有人这么对她，她就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再也不和对方讲话。

为了自愈，李玲在日记里骂艾琳，在微博上骂艾琳，把所有艾琳攻击自己的话写下来逐条反驳了一遍。骂了一年多，她终于放下了。

不过，李玲从不曾和艾琳当面对峙。她曾经想过在朋友圈里揭露艾琳的行径，最终作罢。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不想被当成疯子。

经历了这么多，李玲终于不再揣测对方的心理，琢磨“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如果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她会选择离开。

李玲觉得这是她的最大收获——她终于能识别出恶意了。

恶意，不止一个女孩和我提到了恶意。就算被欺凌得那么惨，女孩们也都是在成年之后，在受了更多伤、为了自救苦读心理学著作之后，才敢承认这个世界上有恶意的存在。

许多女孩做不到这一点。女孩们还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漠视自己的情绪，内化外界对“好女孩”的要求，一味地苛求自己。这正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只有列出种种女孩间存在的欺凌行为，让女孩们不再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孩们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才能在遭遇欺凌的时候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错！

写在后面：

看完雪竹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之后写出的这篇文章，我们是震动的，也是心痛的。

我们震动于有那么多孩子遭遇过隐形的社交欺凌；

我们心痛于当社交欺凌发生的时候，很多孩子无法识别其中的恶意，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我们心痛于，孩子们不敢把这些遭遇告诉父母或者老师，而选择独自默默忍耐；

我们心痛于，那么爱孩子的我们，那么关心孩子的老师，却可能察觉不到静水流深，看不到房间里的幽灵。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孩子、更多家长、更多老师，看到这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引起社会对校园霸凌，尤其是那些看不见的校园欺凌的关注。

因此，我们想发起一个征集：

• 如果你是校园霸凌的亲历者，希望你能勇敢的把你的经历、感受说出来；

• 如果你是孩子的家长，你的孩子遭遇过校园霸凌，希望你能和我们聊一聊你的经验、困惑，你是如何发现，如何应对的，你希望家长、学校、社会怎么做；

• 如果你是老师，有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经验，希望你能和我们说一说，你看到的校园欺凌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经验、建议、疑惑，又或者是无力感；

• 如果你是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我们也期待你能分享，面对校园欺凌时，孩子、家长、老师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