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作者按】本文初稿曾在2005年1月8日－9日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召开的“去国·汶化·华文祭”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会议主办人的邀请与会和三位评议人对本文的评议。另在本文的酝酿、撰写、修改过程中，我曾分别就文中所关涉到的问题与孙歌、王焱、赵刚、张志强、舒炜、江湄、陈明、杨贞德等师友进行过讨论，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显然，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以来所以相对于从1949年至70年代末的社会主义实践被称为新时期，首先是因为7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家本身所推动的改革、开放方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视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系列新状况与境遇，为改革、开放推动旧有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文化、社会机体变迁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原有中国社会主义机体上的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当代知识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推力，又构成规约着中国当代知识思想界最基本的现实和问题境遇——也即7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思想界的基本心态氛围、基本自我评估感觉，都和中国改革开放是否顺利、它和此一改革开放间相对位置关系等密切有关。而这当中，对改革开放推出的新境况、新问题是否有着了解与把握的自信——即是否有着自以为知道如何克服已有问题，迈向顺利坦途的下一步改革的自信，尤其关涉着中国大陆知识思想界的心态感觉。

　　不过，也正从中国知识思想界是否自信能清楚分析把握现实，是否自信知道下一步稳妥改革之路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发现，虽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知识思想界已有很大的变化与调整，很多的努力与贯注，很多的成果与积累，但相对于改革初始阶段知识界的自信状态，今天知识思想界面对现实的自信心显然已大大减弱了。

　　1995年春际，一位在中国当代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家曾扼要概括了从1970年代末到1994年已进行了15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学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开始时，虽然既没有设计完美的改革蓝图；又没有一群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可对出台的改革政策进行细致设计和分析的经济学家，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结构严重失调、长线过长短线过短，以及铁饭碗、大锅饭，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抑制”等“国民经济生活中窒碍经济发展的瓶颈比比皆是”这一实际现状，因此，当时只要了解国情、实事求是，便可作一个好的改革家。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家所起的主要作用”，自然是“对已出台的政策给予理论的阐述，并透过讨论逐渐形成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舆论和共识”。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中碰到问题的复杂性，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对国情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便不够了，而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才能研究清楚一政策变动“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较大或负面影响较大”1。现在回想这篇和我自己从事专业甚远文章的这一论述，所以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是因为这篇扼要文章的这一论述既注意到了改革进展对知识界的知识新要求，又配合了当时学界以为，只要符合现代学术规范要求的专业进展就一定会对现实构成一种有效责任关系的意识感觉。

　　据熟悉当代中国经济学进展的朋友言，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学术界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掌握运用能力已大有推进，却少有人再公开宣称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知识掌握对中国现下改革的直接根本性指导意义。推究所以如此，表面看似和外来理论的本土应用问题被反复质疑和检讨的知识氛围有关，深层究之，会发现此一坚信决心有所减退首先实更和中国现下国情到底是什么？已了解的国情部分在整体国情中到底居于何位置？应该以何为标准评估一改革措施？等等这些先前基本不被知识界疑问的问题本身成了问题有关。

　　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先前不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出现了问题，并不标志着中国知识思想界在如何形成问题、形成论断上变得更加谨慎更具反思自觉，而毋宁表明中国改革进展到当下，其所带来不知如何把握的新状况、新问题的突出性与严重性，已到了较敏感的思考者不可能无视的程度了。而面对此一新局面的认知上的无力感，自然动摇着中国知识思想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向有的对把握中国问题能力的自信。如此说，是因为，评价不同往往是因为价值选择的相异，而现状的认知固也会受价值取向不同的影响，但就其所包纳进事实的多少，和参之以我们的感受与经验，其关于现状的整理与叙述是否有起码的安排解释力和准确性等方面，无疑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不像关于中国现下国情的疑问，并不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强烈时代经验与时代感受已被基本包纳、解释、安排后的评价歧异问题，而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强烈经验、感受尚未被基本包纳、解释、安排的问题。

　　时至今日，显然，对中国现实到底该如何认识把握的问题，已成了我们追问和考量我们现下行为是否能对民族未来构成真切且迫切意义时，不得不首先加以回答的问题。

　　而要认识中国现下，不管是用相对规范的资本主义认知观念，还是用相对规范的社会主义认知观念来分析含概，虽都有它的认知效力，却不足以逼近中国最令人困惑的现实部分，而恰恰这部分现实的被把握和厘清，最有助于我们定位与感受用相对规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认知观念所把握住的现实部分实际内在于中国的位置。而要理解和突入直接依凭现成观念不可能进入的这部分中国现实，就必须以直接向中国现实发问为途径。且这些发问要真正比较全面触碰中国现下的问题结构，那么除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因何取得这样一些久被关注的问题外，还必需追问那些会使中国奇迹相对化的现实部分在我们时代认知中实际所居的意义位置。比如，既然中国改革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为什么相对于先前对改革的普遍支持，却是越来越弥漫于全社会的对进一步改革的犹豫、不安，乃至反感气氛。又比如，既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却越来越多苦恼和不安。

　　而为了使这两个与中国奇迹方向不同的问题得到比较具体的把握和探讨，我以为还需把两者再分解为更易把捉和探讨的子问题。比如，我以为前者至少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子问题：一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同时起步的，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经过二十年后，却在大多数国家权力层级变成了“一把手”权力比改革起步前还少受限制的局面。不仅事权，而且人权财权都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均贫富意识传统、且有着几十年强调平等观念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我们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就超过了周边搞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后一子问题这些年虽已被广泛关注，但至今研究清楚的只是造成一部分农村所以贫困的不公正的制度、政策和法规方面的原因。不过，这一部分贡献已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当下现实最突出、最引发迫切实践后果的认知成就之一。如此说，是因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农业税负减免政策，和新近国家决心于几年内便真正担负起而非转嫁国家对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财政责任等举动，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国一部分农村贫困实际被揭示所引起的冲击和震撼，另一方面也与认知上对农村贫困和国家对农村不平等的税负政策、教育财政政策间相关关系的充分揭露有关。于此，亦可见中国现实的把握和理解对中国当下实践选择的重要意义。可以想见，如果不只此一部分，而是中国内部贫富分化所以超速发展问题之整体，都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和呈现，那么其贡献于当下中国认知和可能波及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无疑将更广更巨。

　　相对于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越来越普遍的对进一步改革的犹豫不安乃至反感现象所转化出的两个追问，实特别有助于我们把握和了解改革二十余年中制度运行和经济运行的深层实际，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心灵与精神不安苦恼现象所转出的子问题的追问，则有助于我们体会与感受看似喧嚣热闹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里面社会与个人精神生活的真正实际。而要很好把握这后一现象，我以为同样应该把此一大问题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也就是我们必需首先追问，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其次，我们应该追问，使得新兴宗教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及全国的社会生活土壤和精神生活土壤是什么？因为至少就我多例调查了解，许多新兴宗教的信者恰恰对精神生活价值问题极为敏感与珍视。显然，对这两个子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我们建立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的心灵与精神却不安苦恼这一大问题的基本感受结构。就是从语言和众多行为表现看，这一社会好像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尚的社会，但从一些新兴宗教所以在短时间传及全国论，这社会实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相当土壤。而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实又有着彼此间的相辅相成——就是这些新兴宗教在现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语言状态所表征的一般社会、文化、观念状况，实缺少他们所需要的、能帮助他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与安排精神生活与价值疑惑的真正资源。

　　因此，把这些年大家都感到的精神失落问题归结于社会的见利忘义，将误导我们不去追究、分析所以造成今天这样一种局面的实际历史、观念过程。因为，显然不是当下无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的土壤，而毋宁是人文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会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土壤有效互动的能力。不从此点出发来检讨中国当代人文开展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很难真正触碰到所以导致全社会陷入今天这样一种困顿局面的深层结构性缺失所在。而一旦我们的认识与检讨真的缺少这种触碰，我们许多自以为在根本上根除弊害的改弦易辙，实际上仍难免于这些未被真正意识的结构性要素的播弄，极端，甚至出现和最初逻辑设想完全相悖的结果。

　　可惜，我们现下看到的很多对现实的批判与检讨实际上都缺少深入的当代史剖析，以为这些批判与检讨赋予真切、均衡、有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但如此说并不是要否定这些批判与检讨本身的意义，像对单一GDP数字为中心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对过于以经济为中心考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解，对媒体只以单一经济实利为标准塑造各成功人士成功神话的经济主义取向，及对没有向外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行为等等问题的检讨和批判，不仅都对打破前些年具笼罩性的单一经济、实利主义的话语状态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些批判和检讨导致的观念意识和观念变迁，实大有助于我们对何谓健康现代的深入理解。尤其当我们进一步察究这些检讨与批判初始的动力来源，我们便可清楚发现，所有这些检讨和批判都极大程度根植于一种本土人文关切和本土社会责任感，而正是这一根植本身，让我们再一次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人心未死。

　　不过，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兴奋之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检讨和批判实共有着由于缺少真正深入的当代史剖析为构成前提时，不能避免掉的一些问题。

　　比如，由于没有找到合适方式检讨他们所关切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其所关切问题形成的深层历史和现实机制。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所以形成问题的解释与批判便很大程度植基于直观反应，然后再根据此直观反应去选择认为合适的批判的武器。却忘了深究直观反应在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洞识使一问题反复生产出的深层历史与现实机制，而一旦一批判逻辑真的植基于此不稳固基础，则此批判必将沦为实际效力极为有限的治标不治本的批判境地。因为此种治标不治本的批判，不仅一般无与对所批判问题实际深层生产机制的揭示与破坏，而且更无与如何进一步思考，转化、改造、重新安排组成原有问题机制的要素于一新建设性机制等思想工作。而缺少这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不仅可能在我们所希望的建设中浪费历史中许多本可为我们运用和改造的资源与能量，而且这些资源与能量很可能因此闲置，被组织到另一我们不愿其存在的问题生产脉络中去。

　　又比如，这样一种检讨和批判方式，实不利于把对一个问题的追究开启为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检讨。象过于以经济为中心，其当代起源固可追溯到中国改革的初始设计，甚至可进一步上溯到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内部的分歧。但如果此追溯不推究，在经济主义自身成为全社会首要主导逻辑之前，经济主义常有它所明确针对与要克服的问题。所以对经济主义的批判，除对经济主义起源时所根植的一般社会历史条件的速描外，实还应进一步开展对其起源时明确指称问题的检讨，和虽感到但未能恰当整理问题的再思考和检讨。因为只有以这一思考检讨为前提，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要包纳经济主义起源时所看到、感到的诸问题，是否只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主义这样一种反应形态？如果不是，那么是否可能有一种弊端更小的反应形态？如果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确有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可能选择，那么没有使这一可能性发展出来是否只是知识资源储备不足所致？还是在知识、理论资源原因（这些可以通过学习改善）之外，亦和我们整理问题、思考问题的深层习惯、方式有关（这些方面问题的改善则要以反思、洞察我们的认知惯习为基础）？这些年经济主义主导的实践是否完全克服了它出发时所看到感到的诸问题？如果没有，这是由于此一经济主义形态本身的不足？还是由于它没能慎重考虑一旦自身逻辑占主导地位并被付诸实践后，它的主导和实践其实会改变它作为反对者时使自身合理所依据的那些社会历史条件？而在此情况下它仍不改变它最初的逻辑、感受状况，则此逻辑、感受状况下主导的实践，一是不能及时开放自己，包纳处理在原有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后出现的诸新问题；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实践的后果有非最初设想者所能思议者。

　　所以，在直观感觉到经济主义的危害后，除对之直接进行理论批判和其所致现实危害的揭露外，实还可以采用进入此经济主义内部，即把它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系列问题的集合来追问的分析把握办法。显然，这一进入内部去分析，考察、批判的方法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只有通过此方法，才能对经济主义在中国当代实际功过有一个更贴近历史本身的评价，而是只有通过此方法，才能在批判中同时去据有当代中国经济主义所看到、感到的那些内在于我们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此经济主义背后对应的所有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更均衡全面的把握，并以此为基础，赋予我们所选择的观念逻辑、实践开展以更真切、全面的历史感与现实感。而能否对观念在历史与现实关系中的运动有恰切的历史感，在很大意义上，是决定一个以观念反思方式介入现实的知识分子，是否真能跨越以对现实的笼统直观反应和整理为媒介介入现实的关键。而一旦我们仍停留于此以直观笼统反应为

　　媒介的批判介入方式，除不能让我们对我们的观念实践选择有全面真切的历史感、现实感外，亦因不能进入批判对象内部进行分析和检讨，使得我们新选择的观念和实践，不能自觉顺承、转化、安排此被批判的观念形态后面所对应的那些宝贵的历史资源与历史能量。

　　再比如，上举诸种批判检讨方式，实不利于知识分子把批判、检讨指向自身。因为显然，在上举这些检讨方式中，既然问题被归结为发展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进化论、无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等，则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便变成了过去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因此有意无意成为了这些今天被归为罪魁的观念的工具。而检讨一旦以这一方式展开，则等于实际上在确证：今天既然知识分子已正面意识到这些罪魁并对之展开了批判，则知识分子实已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显然这是一种以现有批判逻辑为依托而得到的现下自我确证，因此它自然不利于知识分子把中国当代精神焦虑不安等问题转化成对中国现下知识分子自身的切问近思——即不去追问大量当代知识分子自身亦具有的莫名焦虑和苦恼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有以此自我理解为认知媒介，我们才可能在此自我调动的基础上理解把握无现成分析框架可以移用的、形成此一社会精神危机的历史、社会、观念、价值机制是什么；才可能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已有的自以为以精神危机何以形成的检讨为根据的当代批判，并无知识分子们所期待的批判效果；才可能理解当代中国精神上的焦虑不安与历史其它方面展开的真正关系。而只有以这些追问考察为基础，我们才真正谈的上建立不是观念想像的、而是置入历史实际的、从人文角度出发的对历史其它方面展开的分析、检讨乃至批判。

　　所以，上举诸种现下批判方式毋宁在向我们表明，1994-1995年发生的人文精神讨论经过了十年，就人文本身言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前进。上举批判检讨逻辑，对一般思想、观念的转换，对政治、经济、社会批判的确立固大有裨益，但就如何理解把握对思考当代中国精神人文现状最具关键性的使人们深感焦虑与不安的精神机制问题，这些检讨不仅少有贡献，而且相当程度有误导视线转移之后果问题。也正是在此一意义上可以说，人文激情固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批判思潮最深层动力之来源，但由此而出发的思潮却基本无与中国人文问题本身。据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许多以人文知识分子为重要参加者的批判、讨论却少人文视角本身。比如，影响广泛的新左派思潮有那么多就研究领域言分属人文的知识分子参加，但其主要焦点却只在分配公正和经济民主上。

　　所以，1990年代一方面可说人文学者有力参与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批判思潮，同时被划归为人文领域的学科学术知识累积也堪称丰富，就此两点言，90年代人文堪称无愧。但当我们换以人文知识分子必需加以面对和安排的人的精神和身心在当代何以未能加以相当安顿的问题角度，来省视90年代以来的人文知识思想界，我们则可看到人文界的失职。在此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以来人文消失了。

　　此意义上的人文消失，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能明言出来的论述不可避免以社会价值为中心。本来严重贫富分化及其所导致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很便于从其对人们精神人格的伤害，其对民族健康心理、社会道德感的伤害展开批判的。而中国贫富分化短期内至此，也不仅仅是制度、政策、明言出来的直接观念逻辑诸原因所能完全解释的，而是亦和当代精神、道德状况密切有关的。这种情况下，以此社会危机为最首要背景的新左派思潮，在具体论争中，过度聚焦于分配公正和经济民主，不能说不和八十年代式的人道主义丧失了介入社会活跃现实能力后，而新的人文思想样态尚未发展出来这一思想现状密切有关。亦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左派思潮过于聚焦分配公正和经济民主，实际上意味着此一批判思潮已在相当大程度上被1980年代以来渐行渐高的，过于夸大经济决定作用的经济主义思潮所塑造、沾染。

　　但强调关注人的身心，不等于要把人的身心感觉、心理胶固化、本质化。把人的身心感觉、心理胶固化、本质化，实际等于把身心和世界、历史打成了两截，而这完全不能解释太多情况下人们的身心感觉为何变迁等问题。当然反过来同样，强调历史、社会对身心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历史、社会有对身心随兴塑造的可能。现在一些极端的思潮常把身心对社会的不适，解释为相关语言状态不配合社会形成的干扰所致，但以此逻辑对勘中国大陆90年代以来不光社会以经济为中心，语言同样亦以经济为中心，而人们反有极强身心不安、焦虑之感觉，实证明，过分夸大语言对身心状态的塑造作用，和过分期待在语言状态的配合下，社会对人的身心塑造之超强可能性，实际上都在夸大语言、社会对身心的支配力。而其危害不仅在于就论述言，其是一种本有助于我们理解发现的检讨方式被过分推论所导致出的错误论述，还在就批判实践言，此一错误论述会使我们忽略只有以通过检讨身心变化为媒介才可能给出的对社会、文化、制度、教育的分析与批判。

　　所以我强调细致考察当代身心焦虑与不安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使它所由之产生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观念语言机制，一方面固是因为非此不能准确、细致理解、把握当代身心问题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此不能理解当代身心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社会、语言条件。因此，对中国当代精神危机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转，便可以从身心感觉角度对当代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语言观念状况作出由它出发的分析、评价，乃至批判、检讨，并可进一步在此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给出由人文出发的要求和规划来。显然，强调对身心感觉变化的历史－观念分析，是一种试图把我们的身心遭遇和社会、历史、语言、文化、教育遭遇连起来思考的努力。这一努力要求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中去认知、把握的方式确立不能被社会价值化约的人文价值，而此在社会价值一维之外确立起的人文价值本身由于被内在于此历史被认识和分析，又可为从此人文角度出发审视、批判社会提供新的认知出发点、批判着力点。2就此层面言，此一人文工作方式的确立，不仅不会削弱社会批判，而且反会因人文敏感的介入，确立出更多的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的分析、批判角度，从而既增加着社会批判的广度，又加大着社会批判对重要问题的真实含括能力。

　　而这也正是我所以出发来检讨当代中国人文问题的动力所在。因为不建立人文视角，就无法有力要求人们正视，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是过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就无法具体指明此种缺乏明确有效人文价值视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们精神、身心哪些伤害。而只有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我们才能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真把人文关切和社会关切统一起来，即使确实在一迫切时段中，一时不能将两方面出发的要求统一起来，人们也要尽力找到伤害最小的选择，同时心中保留此问题，以待能最终解决此冲突的智慧的产生。

　　总之，过分以社会价值为轴心的改革变迁时代必须过去了！不过这一页能否真正翻过，实有赖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思想能否真正成功地实现再出发！

　　【注释】

　　1 林毅夫： <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改革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1期（1995年5月），页181－182。不过须说明的是，这篇1995年3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虽然看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对其时改革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接着进一步指出：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是所谓‘过渡’的问题，具体地说是一个社会中的某种制度安排怎么转变成另外一种制度安排的问题，必须以最基本的经济学方法从人的基本行为假设出发，结合中国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经济社会条件，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才能说明清楚。”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此种看待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改革实践间关系的分寸意识，使得该文作者能在接下来更复杂的改革－知识关系局面中不断作出富现实针对意义的贡献来。

　　2我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理解人文和宗教、道德形上学差别的。即宗教对精神、身心问题的处理相对而言更依赖一个超越历史的结构；而程朱儒家道德形上学除本体论对身心修治的优先规约位置，还要求通过静坐等功夫来体认此形上学要求的身心状态作为优先于一般人生经验的安排身心问题的基准。凡此均不似于人文的则试图在更主动承受人已有经验的情况下，包纳与解决人所遭遇的问题的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