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汉代､唐代､宋代煮散剂比较

汉代､唐代､宋代煮散剂比较

方静,傅延龄

所谓煮散剂是指将药材粗颗粒与水共煮去渣取汁而制成的液体药剂｡属于汤剂的范畴,也是中药的传统剂型之一,而且近几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文献研究,中药煮散剂源于先秦､定名于唐､鼎盛于宋､衰落于明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煮散剂在宋代大为盛行,乃至一度取代传统汤剂的运用,从而造成临床方药用量的大幅下降｡那么,汉､唐､宋不同时期的煮散剂分别是怎样的面貌呢?煮散剂的剂量如何,采用怎样的服用方法,在方书中占据怎样的比例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对汉代､唐代､宋代代表性医著中的煮散剂进行梳理和分析｡

在此之前,需要就其中涉及的问题做一些解释｡①煮散剂的界定｡林亿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说:“按汤法口父咀(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为治择捣筛)｡”传统汤剂与煮散剂的区别在于药材的修治方法不同,所得药材的颗粒大小不同｡汉唐时期传统汤剂和煮散剂不论是在修治方法还是在剂量上,区别都很明显｡宋代两者之间的区别则不明显,常常以煮散代汤｡如《伤寒总病论》庞安时门人魏炳曰:“凡汤剂言口父咀者,如口父咀菱藕之滓状,今之粗末是也｡”《圣济总录》卷三叙例“汤散”中说:“今以锉切口父咀,或粗捣筛之类为汤,捣罗极细者为散｡”均将口父咀与粗末等同,从而出现了汤散未辨的情况｡②煮散剂应分去滓服和不去滓服两种｡虽然现代药剂学在定义煮散剂时提出“去渣取汁”,但方书中的煮散剂却包括去滓服和不去滓服两种情况,统计时应该加以区分｡③量药器的运用､度量衡制度的更迭及非标准衡重药物的使用均不利于质量的计算｡煮散剂用量较小,而且药物颗粒也小,汉唐时期常以方寸匕､钱匕､撮等计量,由于不同药物的比重不同,其质量也就难以计算,所以统计时折合为容量来统计,以求更切合实际｡至于度量衡的演变有迹可循,非标准衡量药物的质量有据可依,则依从现代研究考证的结果｡

1、《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煮散剂

《伤寒论》中仅半夏散及汤､四逆散加薤白两方采用煮散不去滓服,《金匮要略》中麻杏苡甘汤､防己黄芪汤､白虎加桂枝汤､抵当汤4方采用煮散去滓服,半夏干姜散､薏苡附子败酱散､风引汤3方采用煮散不去滓服｡

其中涉及的有方寸匕､钱匕､三指撮等药物专用的计量单位,还有非标准衡重单位枚｡

“方寸匕”是《伤寒杂病论》中最常出现的一种量取药物的工具｡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例》曰:“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根据度量衡专家的考证,汉代1寸折合现代2.3cm,那么“方寸匕”应当是形状正方形边长为1寸(即2.3cm×2.3cm)的一种药匙｡但是因为缺乏实物考证,方寸匕的深度和形状都无法得知,所以其容量至今也没有定论｡本文采用《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的标准,即1方寸匕量值约为5mL｡理由如下,《本草经集注·序例》中说:“凡散药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一撮者,四刀圭也｡”《说文解字》则说:“撮,四圭也,一曰三指撮也｡”近年考古发现的始建国元年铜撮上也有“律撮……容四圭”的铭文｡由上可知,圭为刀圭的简称,且方寸匕､三指撮与刀圭三者之间的折算关系为:1方寸匕=10刀圭,1撮=4刀圭｡根据实物测量,1撮约2mL,1圭约0.5mL｡由此可以推知1方寸匕的量值约为5mL｡

“钱匕”也是《伤寒杂病论》中常用的量取药物的器具｡陶弘景《肘后备急方·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说:“凡云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则是一钱抄取一边尔,并用五铢钱｡”《本草经集注·序例》中说:“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后世医家大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以汉代通用的五铢钱作为抄药工具,“全抄”为一钱匕,抄取半边为半钱匕,钱五匕是药末盖满五铢钱边的“五”字｡根据《简明中医辞典》记载,1钱匕约合2g;半钱匕约合1g;钱五匕约为一钱匕的1/4,合0.6g｡

根据现代度量衡专家丘光明教授的考证,东汉1斤折合现代约220g,1两折合现代约13.75g,由此抵当汤中大黄3两约合现代41.25g｡水蛭､虻虫､桃仁按仝小林教授等非衡器计量药物实测,水蛭30个折合约108g,虻虫30个折合约5g,桃仁20个折合约6.8g,全方共计约161g,分为3次服,折合每次用量约为53.6g｡统计每服剂量与服法,见表1｡

2、唐代代表性医著中的煮散剂

2.1《千金要方》中的煮散剂

《千金要方》中以煮散命名的方剂计16首,分别为丹参牛膝煮散､续命煮散､(风痱除风)煮散､独活煮散､防风煮散､远志煮散､丹参煮散､茯神煮散､安心煮散､紫石煮散(2首)､泻肺散煮散､屈伸煮散､茯神煮散､徐王煮散和褚澄汉防己煮散｡上述煮散剂均是将药物捣为粗散或切如豆大,其中13首的每服剂量用撮､方寸匕计,每天服用2~5次,3首以两计,每日1服､间日1服｡其中除紫石煮散(方1)和徐王煮散未标明去滓外,其余均在煮散时用绢袋盛散或用棉､帛裹之以保持药液澄清,“时时动之”以使药物成分更充分地溶出｡

根据《唐六典》《唐会要》及《通典》等文献的记载及现代度量衡专家的考证可知,唐代度量衡采用大小制,小制与汉制相同,大制的权衡､容量单位为汉制的3倍,而医药仍然采用小制｡所以,上述煮散剂折算仍然采用汉制｡统计每服剂量与服法,见表2｡

2.2《外台秘要》中的煮散剂

根据杨琳统计,《外台秘要》中搜集的煮散方有25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两计量,用量为2.0~4.8两,共计10首;一类以三指撮或方寸匕计量,用量为三指撮和1~4方寸匕,共计12首｡此外笔者还发现,凡是以三指撮和方寸匕计量者,基本是日服2~4次或更多,而凡以两计量者,则基本是日服1次｡如此看来,《外台秘要》煮散剂与《千金要方》煮散剂的每服剂量和服用方法没有明显的差异｡

3、宋代代表性方书中的煮散剂

3.1《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煮散剂

宋代煮散剂的运用达到了极致,不论官修方书还是医家私人撰写的方书,无论古方还是时方,都大量采用了煮散,甚至一度代替了传统汤剂的使用｡林亿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说:“后世医工惟务力省,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辨论》说:“近世常行煮散,古方汤液存而不用｡”沈括《梦溪笔谈·药议》曰:“近世用汤者殊少,应汤皆用煮散｡”煮散的盛行由此可窥一斑｡

宋代有多部官修方书,其中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经过数次修订､增补,堪称官修方书中的典范｡该书中不仅时方采用煮散法,经方如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等也被改为煮散剂｡如桂枝汤用药为桂枝､芍药各一两半,甘草一两,但方后注云“上为粗末｡每服二钱,以水一盏,入生姜三片,枣三枚擘破,同煎取七分,去滓,温服不计时候｡”将经方改成煮散,大概如此｡方中药物大多被制成粗末或细末,去滓服者以粗末居多,不去滓服者多为细末｡

根据度量衡专家的考证,宋代在度量衡制度上承传了隋唐以来的大制而略有变化,《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将宋代权衡的单位量值厘定为1斤折合约661g,1两折合约41.3g｡10钱为1两,则1钱折合约为4g,本文以4g计算｡统计每服剂量与服法,见表3｡

3.2宋代伤寒派医家方书中的煮散剂

宋代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研究《伤寒论》的个人著作｡在这些医家的著作中,也往往将传统汤剂改为煮散剂｡就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前三卷所载经方来说,虽然庞安时仍将其记载为传统汤剂,但其并不反对将其改成煮散剂,还针对改为煮散剂应该采用怎样的剂量和煎服法提出了建议｡如本书的第一张处方芍药甘草汤下的注文中写到:“贫家难办,或临时抄撮皆可｡粗末每抄五钱,水二平盏,煎八分服之｡有姜枣者,每服入姜三片,枣三枚,一日三服,未中病可六七服也｡”这是本书的第一张方,自然对如何将经方改为煮散剂有指导意义｡除此以外,其门人魏炳还在“不可作煮散方”中,提出除所列举的不能作煮散的14首方外,其余汤剂都可以将药物制成粗末以作煮散,“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煮八分,滤去滓,得七分为准”,并特别注明方中如果有半夏､附子､芒硝､阿胶､饴糖､竹沥､大黄等特殊药物时又该如何使用｡朱肱《类证活人书》朱肱在卷12的卷首中也说:“寻常疾势轻者,只抄粗末五钱匕,水一盏半,入姜枣七八分,去滓服之｡未知再作｡”所以该书载《伤寒论》方药除少部分仍用传统汤剂外,基本全改为煮散剂｡许叔微的伤寒三书(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中并未载方剂,但是在《普济本事方》卷8､卷9中所载的伤寒方也均改为煮散剂了｡

3.3宋人对于煮散剂的评价

宋代煮散剂如此盛行,宋代的医家对煮散剂的评价如下｡

煮散剂只适合疾病病势较轻者,不适合病势较重者｡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太阳证芍药甘草汤下中说:“有不可作煮散者,是病势大,宜依古方行之｡”强烈反对“(煮散)未能中病,疑混而数更方法”的做法,《伤寒总病论》中也有“不可作煮散方”13首｡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说:“寻常疾势轻者,只抄粗末五钱匕,水一盏半,入姜枣煎七八分,去滓服之｡未知再作;病势重者,当依古剂法｡”可见,虽然宋代煮散剂盛行,但是在治疗病势较重的疾病时仍然需要选择传统汤剂｡

煮散剂的使用要与病症相适应｡林亿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说:“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昔人长将药者,多作煮散法,盖取其积日之功｡”明确指出传统汤剂和煮散各有其适用范围｡方勺《泊宅编》记载了一则朱肱治疗南阳太守盛次仲的案例,朱肱处方为小柴胡汤,患者服用的却是小柴胡散,结果非但疾病没有消除而反生胃满｡朱肱评述说:“古人制口父咀,谓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所以入经络,攻病取快｡今乃为散,滞在膈上,所以胃满而疾自如也｡”遂改为小柴胡汤连进二服,疾病立瘥｡所以朱肱《类证活人书》中所载经方均将药物“剉如麻豆大”,而非制成末状｡沈括《梦溪笔谈·药议》也有相似的议论｡可见,虽然宋代煮散剂盛行,但不论是有识的医家､学者,还是官方,都批判了汤散不分的情况,而且认为运用煮散剂应该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4、讨论

4.1从汉代､唐代至宋代,煮散剂剂量和煎服法皆有承传

通过对汉代､唐代､宋代代表性医著中煮散剂的梳理,可以知道煮散剂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汉唐时期即已出现的传统剂型之一,而并非是宋人别出心裁的创造｡汉唐时期煮散剂的每服剂量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情况:①每服剂量相对较小,多以三指撮､钱匕､方寸匕计量,折合现代不过10g余,每天服用次数多为2~3次或更多;②每服剂量相对较大,多以两计量,折合现代约30~60g,每天仅服1次或者隔日､隔数日1服｡两者就日服剂量来说,差别并不是很大｡宋代煮散剂的每服剂量基本都在2~5钱,折合现代约8~20g,每天服药的次数根据病情变化而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每天可服药7~8次｡所以,煮散剂的剂量和服用方法从汉代至宋代皆有承传,而宋代煮散剂的每服剂量和服用方法主要继承了汉唐煮散剂的第一种情况｡

4.2宋代煮散盛行,甚至以煮散剂代替传统汤剂的使用,导致方药临床用量的显著下降

在汉唐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中,方剂的主要剂型为汤剂,间有丸散剂｡而宋代的代表性医著中,煮散剂的运用非常普遍,甚至以煮散代汤,导致方药临床用量显著下降｡虽然明以后汤剂又逐渐得到恢复,但是方药剂量却并未能得到恢复,从而形成了方药剂量流上的“三峡大坝”｡

4.3宋代广行煮散对方药剂量传承的影响

煮散剂到宋代达到巅峰,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可以说是宋代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产物｡笔者认为,宋代广行煮散对方药剂量传承的影响,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从功的方面讲,无疑是对汉唐大剂量汤液的一种突破,说明汤液不一定都要用大剂量,小剂量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保证疗效｡现在的实验及临床研究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更发现有的疾病反而是小剂量才能取得疗效｡从过的方面讲,则使得汉唐大剂量传统汤液几近失传｡虽然经度量衡专家的考证,汉代1两折合13.75g已毫无疑问,但是不少医家仍然心存疑惑,难以相信经方可以用如此大的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