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草厂胡同情缘
如果从西周，眼下北京的这块地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燕”和“蓟”算起，北京这座古城已经差不多三千岁了。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北京有着太多的历史文化流传和典故，北京的一个镇、一个村、一条街、一条胡同，甚至一口井、一块砖石都有故事。它们有的已被史学家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放射出金子般魅人的光彩；有的如散落在泥土中的珍珠，待我们这些后人在先人遗失的沙砾中细心地捡拾，并把它们串联起来。为此，我们开辟了“古都地理”这样一方园地，希望有心人来此耕耘。
1958年，我家从南城搬到西城西直门内大街北草厂胡同内的东党家胡同，后东党家胡同改为马相东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北草厂地区改造，马相东巷消失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北草厂胡同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至今我深深留恋着那时的日子。
刚搬来时，北草厂胡同是一个几米宽的胡同，土的路面，一下雨泥泞不堪，母亲下班坐七路公共汽车回来，若没带雨鞋，我们就拿着雨鞋到西直门大街的车站去接。
至于北草厂胡同名字的来历，我至今记得清朝一首太平歌词：“张秃子槐树底下去乘凉，觉得有点饿，溜达到洪桥下，直奔羊肉床，吃的是烧饼、油炸馃、面茶多搁芝麻酱，急忙来到前桌子来把钱换，一不留神踩上了屎壳郎，转身来到剃头棚把头剃，一心要到铁狮子庙去上香，不坐轿子骑马相，穿堂过了前后两桃园，来到了铁狮子庙，降香不小心烧着了火药局、黑塔、永泰寺，引着了草料铺，勾连了葡萄院、南北草料厂，一急之下跑到了崇元观，半蹲在新街口，一屁股闷坐在蒋养房，越思越想没有新开路，一根裤腰带，五根檩上悬了梁……”这里把西直门至新街口地区的一些胡同名串起来，提到的“不坐轿子骑马相、穿堂过了前后两桃园、南北草料厂、五根檩上悬了梁”都在北草厂附近，也是我很熟悉的胡同。
马相胡同，明代为御马监官房胡同，清代称马香儿胡同或马香胡同，民国后改为马相胡同。连接马相胡同和西直门内大街的小通道，民国后称穿堂门或川堂门，现在这条胡同因城市改造消失了，那时我经常从这儿穿行到西直门。
前、后桃园胡同在北草厂胡同的西边，原以桃树园得名。北草厂与南草厂胡同在明代称草厂，因有草料厂得名。清代，以西直门内大街为界，分称南、北草厂至今。五根檩就是北草厂与马相胡同之间的一条不长的胡同。看来北草厂胡同在明代时有牲畜用的草料厂，马相胡同住着养马人，这一带在当时设置了为朝廷服务的交通运输机构，好比现在的汽车队。
我家在北草厂这儿居住过30多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这儿改造之前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在六十年代末胡同路面铺了柏油，下雨不泥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草厂粮店与“合作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每人口粮定量供应，粮店的作用非同小可。北草厂粮店门脸儿不大，负责着北草厂附近几条胡同居民的粮食供应，每月24日可以买下月粮食，这天粮店还没开门，门前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拿着口袋、粮本耐心地等待着。
那时副食少，而且也定量，人们肚子里油水少，粮食成了维持生活的第一需要。我经常为家里买粮排队，有时赶上给粮店运粮的卡车来了，粮店工作人员就停止卖粮，全体出动把粮食扛到仓库里。一麻包大米200斤，一袋白面或棒子面50斤，粮店的人不管年纪大小，每次每人都是扛一麻包大米或是四袋面，也就是说每次扛200斤重的东西。有位老者，估计当时都50多岁了，是粮店专司收钱和粮票的人员，也一样扛这么多。此时买粮的人们就静静地排队等待着他们把车卸完。
秋天粮店还卖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这也是人们排大队抢购的日子，总归五斤白薯要比一斤粮食显得多，在粮食紧缺时期更显珍贵。我有时下午不上课，就替家里排队买白薯。在粮店后面的院子里，已经卸下了大堆白薯，人们早已里外几层排了队，粮店人员全体出动卖白薯。
“合作社”其实就是北草厂胡同的零售商店，好像是公私合营过来的，居民习惯叫它“合作社”。别看它没有多大面积，售货员也就七八个人，可却供应着附近人们的副食，在当时的作用十分重要。
那时菜、鱼、肉、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粉条、粉丝、麻酱、鸡蛋等等，什么都定量供应，每户都有购货本，买东西都由商店售货员写在本上，数量控制很严，不得超过规定。“合作社”的售货员很辛苦，虽然不像粮店的人扛大包，但每天要推车串胡同去给居民卖菜。记得到了冬天，寒风呼啸，一位老售货员推着平板车，上面有白菜、胡萝卜、土豆等来到居民家门口，人们拿着购货本出来买菜。当时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菜，老售货员用冻僵的手拿着笔颤抖着在人们的购货本上写下白菜、胡萝卜、土豆各多少斤，然后再用杆秤称菜。
过了困难时期，菜不定量供应了，但其他的仍然写本限量。到了过年，“合作社”进了带鱼，虽然也是凭本供应，但人们总想买五六毛一斤的一等带鱼，这就需要很早到“合作社”前去排队，有时要夜里两三点钟就去，这个任务往往是我的。有两次因排队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讲台旁边站了一天，然后给家长写了封信，让以后不要因买东西排队影响孩子学习，我知道这是老师为我好，家里以后也注意了，宁可不吃紧俏的副食，也不能耽误我的学习。
“文革”的时候，这个只有七八个售货员的“合作社”还揪出了“走资派”，店里的负责人被勒令挂着牌子扫大街，菜的价目表上西红柿改为“鲜红柿”、洋白菜改称“圆白菜”，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猪肉不限量了，但人们依然每次不多买，因为那时大部分人家没冰箱，随吃随买，一次就买两三毛的。“合作社”卖肉的售货员刀功很好，用刀能在一大扇肉上轻轻割下一小薄片，厚度常常只有十几毫米。
那时我们班同学家大部分在北草厂，恰好我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刘老师也住在胡同南头，她家是个四合院，里面有很多花草，家里有很多线装书，她教我们数学和语文，很有教学经验，星期天常叫我们到她家补课，为使我们能考上好中学操尽了心，我的作文就是在她的辅导鼓励下进步很快，后来我考入了北大附中，没有辜负刘老师的期望。
当时一般人家里没电话，刘老师编了个联络网，就是根据同学家住的位置，一个接一个，像接力那样传递消息。一次她听说第二天有寒流来，就告诉离她家最近的同学，让第二天多穿衣服，这位同学再告诉离他家最近的同学，这样顺序传下去，全班同学很快就都知道了。
如今我在北四环奥运村附近高楼中居住，那日余暇重回北草厂胡同转了转，叫我惊讶了。我1958年搬此居住，1968年去山西插队离开，1990年返京工作，实际我在此居住过10年。1990年回京后，父亲他们虽然还住这儿，而我住在别处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儿改造拆迁，家里迁移后就没再正经来过。现在，这儿完全没有我那时的印象了，北草厂胡同虽然还叫胡同，但已拓宽到十多米，从西直门内大街一直打通到北二环，我觉得管它叫北草厂大街都不为过。昔日的平房、四合院、老槐树、木杆路灯都已消失，楼房林立，马路宽直，灯杆高耸，气派多了，里面的几条胡同像马相东巷、钱筒子、后牛角胡同已不存在，还存在的前牛角、五根檩胡同也面目全非了。我家在此曾居住过30多年没变的地方，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只几年时间就完全变了样，我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怀念那时的情景。
北草厂胡同，我留恋在此居住的日子，它与我的人生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1958年，我家从南城搬到西城西直门内大街北草厂胡同内的东党家胡同，后东党家胡同改为马相东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北草厂地区改造，马相东巷消失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北草厂胡同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至今我深深留恋着那时的日子。
刚搬来时，北草厂胡同是一个几米宽的胡同，土的路面，一下雨泥泞不堪，母亲下班坐七路公共汽车回来，若没带雨鞋，我们就拿着雨鞋到西直门大街的车站去接。
至于北草厂胡同名字的来历，我至今记得清朝一首太平歌词：“张秃子槐树底下去乘凉，觉得有点饿，溜达到洪桥下，直奔羊肉床，吃的是烧饼、油炸馃、面茶多搁芝麻酱，急忙来到前桌子来把钱换，一不留神踩上了屎壳郎，转身来到剃头棚把头剃，一心要到铁狮子庙去上香，不坐轿子骑马相，穿堂过了前后两桃园，来到了铁狮子庙，降香不小心烧着了火药局、黑塔、永泰寺，引着了草料铺，勾连了葡萄院、南北草料厂，一急之下跑到了崇元观，半蹲在新街口，一屁股闷坐在蒋养房，越思越想没有新开路，一根裤腰带，五根檩上悬了梁……”这里把西直门至新街口地区的一些胡同名串起来，提到的“不坐轿子骑马相、穿堂过了前后两桃园、南北草料厂、五根檩上悬了梁”都在北草厂附近，也是我很熟悉的胡同。
马相胡同，明代为御马监官房胡同，清代称马香儿胡同或马香胡同，民国后改为马相胡同。连接马相胡同和西直门内大街的小通道，民国后称穿堂门或川堂门，现在这条胡同因城市改造消失了，那时我经常从这儿穿行到西直门。
前、后桃园胡同在北草厂胡同的西边，原以桃树园得名。北草厂与南草厂胡同在明代称草厂，因有草料厂得名。清代，以西直门内大街为界，分称南、北草厂至今。五根檩就是北草厂与马相胡同之间的一条不长的胡同。看来北草厂胡同在明代时有牲畜用的草料厂，马相胡同住着养马人，这一带在当时设置了为朝廷服务的交通运输机构，好比现在的汽车队。
我家在北草厂这儿居住过30多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这儿改造之前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在六十年代末胡同路面铺了柏油，下雨不泥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草厂粮店与“合作社”。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每人口粮定量供应，粮店的作用非同小可。北草厂粮店门脸儿不大，负责着北草厂附近几条胡同居民的粮食供应，每月24日可以买下月粮食，这天粮店还没开门，门前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拿着口袋、粮本耐心地等待着。
那时副食少，而且也定量，人们肚子里油水少，粮食成了维持生活的第一需要。我经常为家里买粮排队，有时赶上给粮店运粮的卡车来了，粮店工作人员就停止卖粮，全体出动把粮食扛到仓库里。一麻包大米200斤，一袋白面或棒子面50斤，粮店的人不管年纪大小，每次每人都是扛一麻包大米或是四袋面，也就是说每次扛200斤重的东西。有位老者，估计当时都50多岁了，是粮店专司收钱和粮票的人员，也一样扛这么多。此时买粮的人们就静静地排队等待着他们把车卸完。
秋天粮店还卖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这也是人们排大队抢购的日子，总归五斤白薯要比一斤粮食显得多，在粮食紧缺时期更显珍贵。我有时下午不上课，就替家里排队买白薯。在粮店后面的院子里，已经卸下了大堆白薯，人们早已里外几层排了队，粮店人员全体出动卖白薯。
“合作社”其实就是北草厂胡同的零售商店，好像是公私合营过来的，居民习惯叫它“合作社”。别看它没有多大面积，售货员也就七八个人，可却供应着附近人们的副食，在当时的作用十分重要。
那时菜、鱼、肉、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粉条、粉丝、麻酱、鸡蛋等等，什么都定量供应，每户都有购货本，买东西都由商店售货员写在本上，数量控制很严，不得超过规定。“合作社”的售货员很辛苦，虽然不像粮店的人扛大包，但每天要推车串胡同去给居民卖菜。记得到了冬天，寒风呼啸，一位老售货员推着平板车，上面有白菜、胡萝卜、土豆等来到居民家门口，人们拿着购货本出来买菜。当时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菜，老售货员用冻僵的手拿着笔颤抖着在人们的购货本上写下白菜、胡萝卜、土豆各多少斤，然后再用杆秤称菜。
过了困难时期，菜不定量供应了，但其他的仍然写本限量。到了过年，“合作社”进了带鱼，虽然也是凭本供应，但人们总想买五六毛一斤的一等带鱼，这就需要很早到“合作社”前去排队，有时要夜里两三点钟就去，这个任务往往是我的。有两次因排队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讲台旁边站了一天，然后给家长写了封信，让以后不要因买东西排队影响孩子学习，我知道这是老师为我好，家里以后也注意了，宁可不吃紧俏的副食，也不能耽误我的学习。
“文革”的时候，这个只有七八个售货员的“合作社”还揪出了“走资派”，店里的负责人被勒令挂着牌子扫大街，菜的价目表上西红柿改为“鲜红柿”、洋白菜改称“圆白菜”，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猪肉不限量了，但人们依然每次不多买，因为那时大部分人家没冰箱，随吃随买，一次就买两三毛的。“合作社”卖肉的售货员刀功很好，用刀能在一大扇肉上轻轻割下一小薄片，厚度常常只有十几毫米。
那时我们班同学家大部分在北草厂，恰好我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刘老师也住在胡同南头，她家是个四合院，里面有很多花草，家里有很多线装书，她教我们数学和语文，很有教学经验，星期天常叫我们到她家补课，为使我们能考上好中学操尽了心，我的作文就是在她的辅导鼓励下进步很快，后来我考入了北大附中，没有辜负刘老师的期望。
当时一般人家里没电话，刘老师编了个联络网，就是根据同学家住的位置，一个接一个，像接力那样传递消息。一次她听说第二天有寒流来，就告诉离她家最近的同学，让第二天多穿衣服，这位同学再告诉离他家最近的同学，这样顺序传下去，全班同学很快就都知道了。
如今我在北四环奥运村附近高楼中居住，那日余暇重回北草厂胡同转了转，叫我惊讶了。我1958年搬此居住，1968年去山西插队离开，1990年返京工作，实际我在此居住过10年。1990年回京后，父亲他们虽然还住这儿，而我住在别处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儿改造拆迁，家里迁移后就没再正经来过。现在，这儿完全没有我那时的印象了，北草厂胡同虽然还叫胡同，但已拓宽到十多米，从西直门内大街一直打通到北二环，我觉得管它叫北草厂大街都不为过。昔日的平房、四合院、老槐树、木杆路灯都已消失，楼房林立，马路宽直，灯杆高耸，气派多了，里面的几条胡同像马相东巷、钱筒子、后牛角胡同已不存在，还存在的前牛角、五根檩胡同也面目全非了。我家在此曾居住过30多年没变的地方，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只几年时间就完全变了样，我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怀念那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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