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总理:“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就是毛泽东。”
2、毛主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人的方法。
1)先看对手的困难,是一种先发、先机。
比如
他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
通过看到对手的困难,就使自己增加了信心,这就使自己勇于出击,并且使自己坚定。所以,能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悍然发动“四一二”。
以军事手段解决李白,以经济手段解决冯,以政治手段解决阎,以外交手段解决张。
冯虽然战斗力强但是穷,阎缺政治声望,而奉系内部矛盾重重,和日俄列强也有不少矛盾。
这就是看到对方的困难,针对对方的困难下手,所以快速崛起!
如果不是先看对手的困难,是不容易这么具有主动性的、也难以有那么的坚定性。一般人生活中常犯的错误是只看到对方的强大、但却看不到对方的困难,以致于失去信心和坚定、变得动摇。
2)先看对手的困难,使自己进入正反馈循环
所以,在最开始较弱小的蒋却能发展成全国性势力,这个先看对手困难的策略是进取型的。
可以说先占位,是他的一贯的策略,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占了位置,就可以形成各种优势——要钱有办法、要兵也有办法、要权力也有办法、要人也有办法。
1)占位,也是一种先发、先机。
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蒋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
这就是占位,要占主位,要占在制高点的位置,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2)为了位置,可谓不顾一切。
李:蒋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
这是占位,为了位置不顾一切的结果。
比如,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
这也是占位,为了位置不顾自己的一切。
比如,
李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这评语也有同感。
也正是为了占位,所以又有共患难也不易,好位置被他先夺了,所以别人也会更困难。
3)从占位形成了他的战略。
比如解放战争中是以夺城为目标,这是占位的体现。
刘帅:我们用17座空城换得了蒋在晋冀鲁豫地区的6万军队。据说蒋认为这是一笔好买卖。
占位通常是好策略,但占位要有足够的力量,当毛主席以蒋的有生力量为目标时,蒋的占位就失去了支撑,最终占有的位置和力量不匹配,于是失败。
4)占住位置后就减少冒险。
比如
毛主席:人们骂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听惯了,从来不申辩。
这是减少出错误的机会,减少被人利用的机会,以免给人提供了抓手。这也可以看作是避开直接博弈。
比如,
毛主席:蒋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
这是占住位之后,减少被人利用的机会,以免给人提供了抓手。这也可以看作是避开直接博弈。
所以,作为强者,不理、不踩是一个常用的策略,避免被别人有利可图。避开和一般人物的直接博弈,是强者的优先策略。
这是他打击对手常用的招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削弱了对手的实力。
1)通过增加一方,变二为三,就出现了一个渔利的位置。
比如,
李:蒋请白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
通过引入一方,而自己站在最高位,就可以取其功、而诿其过,这是无论如何都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是降低自己风险的方式。
比如,
李要竞选副总统,而蒋不愿意,于是推出孙科作为李的对手。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在国民党内有很大的潜在势力,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散李在两广的票源。
这就是把蒋和李的二方博弈,代为蒋、李和孙的三方博弈,在这里,蒋就可以从中或实现自己的愿望——不让美帝发现他的替代者、或从中渔翁得利。
比如,
周总理: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军长征的过程中,他把自己和我军的矛盾转化成蒋军、我军和地方军阀的三方矛盾,从而削弱了地方军阀,使中央军势力渗透进了地方分省,加强了对地方势力的控制,结果本来占据江浙的蒋军,后来四川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比如,
李:剿共、抗日,均以消耗杂牌军战力为目标,蒋氏嫡系“中央军”的任务,不过是监视杂牌军而已。据说,在抗战胜利后,蒋检查全国军队编制,看到非黄埔系的杂牌部队还有一百多个师,对何应钦大发脾气:“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番号?”似乎在蒋看来,抗战主要不是打日本人,而是打杂牌军。
试图通过三方博弈,消灭异己势力。这是某种形式的“以患为利”。
2)通过扶持一方,形成三方博弈,这是变大为小。
比如,蒋经常为了对付一个地方军阀,就扶持这个地方军阀的实力派手下,从而使原来那个地方军阀渐渐失去影响力,通过这个办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这是硬生生的塑造出一方,从而通过变二方博弈为三方博弈,削弱了对手、加强了自己的控制和优势。这是变大为小的办法,使自己更大——这是推恩令的一个变种。
3)通过引入一方,避开直接打击,让别人承受伤害
比如联合最弱的汪精卫,使国党的实力派——许崇智、胡汉民出局,而伤害是由汪精卫承受,结果自己越来越强,短短五年就快速崛起。
比如退位,由李代总统,就有避开直接打击、让别人承受伤害的作用,而自己可以从容安排退路。结果白崇禧空船而归,仓皇退至台北,从此便成为蒋的俎上鱼肉,一蹶不振了。
把自己真正的目标潜藏在一个大目标或者小目标之下,而以这个表面的目标为幌子。
比如,
李:抗战末期,蒋调集五十个师到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公路,夺取仰光出海口,以便接运美国物资。事后局势的发展,才惊觉蒋的用意在于对付云南地方军阀——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即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之所谓打通滇缅公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这是瞄准了多个目标,从而使自己获得优势,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另有他处。蒋极善于把自己真正的目标隐藏在某个小目标、或者大目标之下,夹带着实现,做到能一举多打,从而增强自己、削弱对手。
蒋的目标是叠加的、不怀好意的、是损人利己的,是一种遮掩,所以,蒋是行阴谋的高手。
总是保持退路,从而使自己不受灭顶之灾。
1)保持退路,使自己可以脱身。
比如,抗战中,失了南京、武汉这两个首都,但他仍然稳坐民国第一人的位置。这说明他保持了自己的退路。
比如,
毛主席:当蒋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
这是保留退路。
2)保持退路,经营第二基地
1948年12月,蒋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席,相当于是国民党的台湾省委书记。接着又任命自己的心腹亲信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
这是早早的准备第二基地了,并且一直保持退路的畅通,所以虽经大败,但始终对他个人没有大的危胁。
当退到台湾后,迅速的回到大总统的位置,仍然是一言九鼎,无人是对手。
3)保持退路,使自己可以复起
蒋平生三次引退,都能轻松复起、并且牢牢掌握大权,这无疑的是安排了、保留了退路的缘故。
如果不是保留了退路,一般人失势后,是墙倒众人推,基本很难复起的,可见蒋对退路的安排是非常从容的,是充分认知的。
以上五种方法,蒋总是结合起来用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和决策通过包含了五种方法里的多种(占位是核心), 可见运用的是炉火纯青了。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