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与学者之功

中华文化探宝甲骨文的发现与学者之功王小琪《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19日 12 版）

商王武丁时期牛胛骨刻文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15周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于8月11日举行落成仪式并对外开放，再度把作为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王懿荣引向前台。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还差几个月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这一刻突然醒来，送给新世纪一个惊喜。

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动商贩旧称）带了一些龟甲远道而来，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此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而“见之狂喜”，开始重金收购。

人们后来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统称为甲骨文。年代古远的甲骨文因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和中国书法艺术之先河。郭沫若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练字骨，刻写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多为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载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合称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地震”。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强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梁启超则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

甲骨文发现所带来的效应震惊了世界，华北平原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一举成名。一时间，有些见识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国人也四处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耀。郭沫若有诗云：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发现者之争

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多有述及，人们普遍认为王懿荣是最早的发现者。

经常骑着一匹白色老马在洹河两岸收购甲骨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殷虚卜辞》中谈到王懿荣时说，“今之所称甲骨卜辞，彼实发现之第一人也”。王国维也说，甲骨文“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荣谥号）。文敏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

王懿荣于1899年秋开始收购有字甲骨，但让人遗憾的是，他未及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翌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者，除王懿荣发现说外，也曾有过剃头匠发现说，或古董商发现说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声音，因为学界并不普遍认同这种非文字或学术意义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提出王襄发现说，依据主要来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过的学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报》发文支持此说，并指社会上流传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甲骨文一说有漏洞。王襄也是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和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后将所藏甲骨捐献给了国家。

发现之路上的接力

在发现之路上，缺少了哪一步，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和方向，进而影响最终的结果。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蓬勃生机，反过来，学者们锲而不舍的脚步又不断丰富着这一发现，并赋予这一发现以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发现甲骨文所属时代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被认为是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说出根据的人。王懿荣殉难后，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他的好友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胡适称赞这本书为研究甲骨文的“开路先锋”。在《铁云藏龟》中，刘鹗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他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而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甲骨文所属时代的发现使得甲骨文一跃而成为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发现甲骨文出土地点

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刘鹗家里。他在震惊之下，深切感受到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

当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谎称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罗振玉经多方打听，终于在1908年从古董商口中探知甲骨实为安阳小屯所出。1915年春，他亲赴安阳，成为来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郭沫若高度评价罗振玉的作为：“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安阳行之后，罗振玉确定小屯村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的“洹水南殷墟上”之“殷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殷墟的发掘。

在研究之余，罗振玉还集甲骨文单字用毛笔写成楹联，成为将甲骨文引入现代书法艺术领域的第一人。

发现甲骨文可以验证《史记·殷本纪》

王国维被认为是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容易脆裂的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版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成效。

20世纪20年代前后，疑古之风盛行。值此关键时期，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郭沫若评论道：“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发现殷墟巨藏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引发了自1928年开始的历时80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古老的殷商王朝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秘世界逐步显现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发现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0余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数千座、手工业作坊多处，以及大批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奴隶社会形象。殷墟也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科学机构组织的发掘不同于民间的零敲碎打，陆续出土的整版大龟和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使甲骨文书法的布局之美、结构之美、章法之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呈现，成为研究甲骨文书法特征的重要资料。

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

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因为碰到了王懿荣，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一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甲骨约达15万片，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甲骨文的“抢救性”发现，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面对甲骨上的刻写，有人认为那是多余的划痕，有人则认出了那是一种文字。“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罗振玉的墨书意味深长。

甲骨文出土后，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承前启后，不吝相传，以发现之功、推广之功、考释之功和提升之功成就了“一片甲骨惊世界”的中国传奇。让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甲骨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中予以特殊扶持的“绝学”，正面临着人才队伍减弱、后备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从“显学”到“绝学”，其间的沧桑变化令人唏嘘。

水有源，木有本。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活水和生长之根，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宏观的文化发展，还是微观的书法艺术，要返本开新，都不能不将目光投向甲骨文。甲骨文的历史很长，已有3000多年之久，但甲骨文被发现、被认识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00多年，继续发现和认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00多年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学者薪尽火传、寝馈或废的努力之后，在迄今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仍然有3000左右的单字未获释读。有学者把一个甲骨文单字的破译比喻为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可见其难度之大。甲骨学前辈学者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公诸于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深切瞩望于未来新的学术力量。今天，在提笔忘字已经成为一种危机的情势之下，我们重温一个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或许可以从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术先贤的脚步中获得启示，更好地履行知识分子继往圣、开来学的历史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这棵老树不断绽放出学术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