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河：九歌|天涯·作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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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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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

文/赵大河

献给埃德加·爱伦·坡的玫瑰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正好是1月19日。在宾馆住下后，我对妻子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干吗？

向大师致敬。

谁？

埃德加·爱伦·坡。

我穿上黑色的风衣。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黑色的。围上格子围巾。要是有一顶礼帽就好了，我说。妻子觉得奇怪，说，你从不戴礼帽的。我说，是，可是今天不一样。妻子问，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今天是埃德加·爱伦·坡的生日，我们去他的墓地，献花。

这和礼帽有什么关系？

我说，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一个神秘的访客，身穿黑衣，头戴礼帽，围着围巾，站在标有“埃德加·爱伦·坡最初埋葬地”的石头前，献上一瓶白兰地和三支玫瑰。

我们会碰见他吗？

不会，他一般出现在午夜。这个神秘人物第一次这样做是1949年，正好是爱伦·坡去世一百年。1993年，他留下一张纸条——“火炬会传承下去”，之后，爱伦·坡的崇拜者便效仿这一做法。午夜，古墓，神秘的黑衣人出没，是不是很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最初埋葬地”

我们叫了出租车。先去花店买了三支玫瑰，然后去爱伦·坡的墓地。司机不知道爱伦·坡的墓地在哪儿，还好，GPS能搜到。司机是个大块头，白人，我问他，知道埃德加·爱伦·坡吗？他问，他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个诗人、作家。他说他不看书，只看视频。我问他，知道福尔摩斯吗？他说，知道。我向他解释福尔摩斯与爱伦·坡的关系。我说，福尔摩斯的爹是柯南·道尔，他爷就是爱伦·坡。司机哦了一声，稍停片刻，补充说，我对福尔摩斯的爹和爷不感兴趣。妻子碰我一下，我打住了，不再做文学普及工作。

下车后，妻子笑道，胡扯什么爹啊爷的，俗不俗啊？

我说，不是吗？柯南·道尔塑造了福尔摩斯，他不就是福尔摩斯的爹吗？而爱伦·坡是推理小说的祖师爷，说他是福尔摩斯的爷不为过吧？

妻子撇撇嘴，不屑于与我争辩。

埃德加·爱伦·坡的墓碑很朴素，一块白色的花岗岩，经历风雨的侵蚀，颇有些岁月的沧桑感。

已有人献花，九支玫瑰，三支三支地放在墓碑前，中间摆放着一瓶白兰地。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放的？搞不清楚。

妻子说，我们没带酒。我说，爱伦·坡戒酒了。

我献上玫瑰。在买玫瑰时，我向店主要了一张便签，写了一个谜语。爱伦·坡的一大爱好就是解谜，他曾向读者发起挑战，邀请他们出谜难倒他。他说无论多不寻常、多古怪的谜都难不倒他。我给他出的谜是：

是鸟不叫鸟，

自把名字叫。

人们不喜欢，

嫌它穿黑袍。

凡是熟悉爱伦·坡作品的人都不难解开这个谜，前提是得会中文。唯有会中文，才能理解这个谜面之美。

我们回到宾馆，前台服务员说有我的东西。他递给我一个纸袋，里面是一本小黑书。封面是暗黑色，上面是一个纯黑的乌鸦剪影。书名：《乌鸦》；作者：埃德加·爱伦·坡。

我翻一下书，里面夹着我留在埃德加·爱伦·坡的墓前的便签。我明白了，这是有人解开了谜语。当然，谜底就是这本书的书名：乌鸦。

我又仔细翻翻，里面没有留言。我问前台服务员，这是谁留的？他摊摊手说，不知道。我让他描述一下。他说，黑大衣，黑围巾，黑礼帽，围巾挡着脸，看不清面容，瘦，高。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

接下来的旅行，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谜是谁解开的？终究是不得要领。旅途中我一直在读《乌鸦》。尽管以前读过，但重读还是很享受。

未来建筑师来到帕特农神庙

帕特农神庙，是至高的存在。

柯布西耶在东方游历了五个月，终于来到雅典，帕特农神庙就在眼前……

他和伙伴奥古斯特坐船，由圣山经萨洛尼卡，穿越爱琴海，前往雅典，拜谒卫城。船上还有八百头公牛。

连续航行两天。夜晚，星星在波浪的某个面上反射光芒。右舷方向，隐隐约约能看到埃维厄岛的轮廓。船头绕一个大弯，这边是卡提拉，那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灯塔在为船指引着方向。

天亮后，柯布西耶发现，船并没有进港，而是围着一个小岛绕了一圈。岛边停着一二十条船，都挂着黄旗。黄旗表示发生了霍乱。他们的船停在海面上，也挂起了黄旗。他们要在这个荒岛上隔离。

这个岛叫圣乔治岛，连一棵遮阴的树都没有。

如何熬过隔离的痛苦日子？谈论《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吧。所幸他们两个都看过这两本书，有共同话题。在这里，这是最相宜的话题。还有，心心念念的帕特农，像一盏黑夜中的明灯，给人以希望。

隔离结束之后，他们来到雅典。卫城就在上面。帕特农就在上面。他却却步了。焦虑，亢奋，喜悦，紧张……他必须按下暂停键，让时间静止一会儿，让心情平静一下。

我们都有类似的体验吧，面对巨大的喜悦，需要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柯布西耶对同伴说：“我不和你同上卫城，你自己去吧。”

同伴很惊讶：“为什么？”

他说：“不为什么，我只是现在不想去。”

“不看帕特农吗？”

“现在不看。”

他整个下午都泡在咖啡馆里。他让自己不去想帕特农。他怕自己像司汤达那样因为看到艺术杰作而震惊和晕倒（后来人们称此现象为司汤达综合征）。不想，却无时不想，这是个悖论。他幸福着，也被折磨着。忐忑不安。

参观帕特农是他人生的梦想之一，如今实现在即。崇拜高于理性。不需要理由。它的存在即是理由。

帕特农，你的名字让我崇拜！

他等到日落时分，游人稀少时才爬上山冈。

他仿佛穿越时间，走进了历史，来到两千五百年前。这是神圣的时刻。帕特农，这是你诞生的时刻。最初看到你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讶于你的宏伟和美。宏伟即智慧。美即神圣。一座建筑，集合了神圣、美丽和智慧，如何能不让人膜拜？

柯布西耶看到帕特农的第一眼，就愣住了，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天地之间，除了这神庙，仿佛别无他物。至少在他眼里，别的都不存在。

他把头埋于掌心，瘫倒在台阶上，全身震颤……尽管他有所准备，还是没法避免司汤达综合征。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站起来，像梦游一般，在神庙中游荡……

卫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有十五个世纪没有对它进行任何维护。1687年的一天，帕特农神庙成了火药库。进攻者的一发炮弹落入神庙，引爆了火药，引发了爆炸。神庙损毁很严重，但仍然存在。八根高大的柱子巍然屹立，与山海日月同在，亘古不变。

之后，柯布西耶——这个将来会被称为“现代建筑旗手”的人，每天都到卫城去看帕特农，如同朝拜。

我要一千次地看你，帕特农。

我要从一千个角度看你，帕特农。

我要一千次地拥抱你，帕特农。

我要一千次地与你交谈，帕特农。

我要一千次地陶醉于你，帕特农。

莎翁，请收下一英镑

亨利街。晴朗的上午。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叼着大雪茄，举着文明杖对莎士比亚故居指指点点。他的举动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市民走上前去询问：“先生，您是——”

“我嘛，我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美国？”

“嗯，说得对，美国，我正是来自新大陆美国。”

“您看上去……”

“我看上去怎么样，像不像一个成功人士？”

“像，不是一般的像，而是太像了。”

“我是美国马戏团老板费尼斯·巴纳姆，您听过我的名字吗？”

“请原谅我孤陋寡闻。”

“没关系，我也没奢望我的名声能传这么远。”

“您来此有何贵干？”

“我要买下莎士比亚故居，把它拆了，运到美国重建。”

“你要买下莎士比亚故居？”

“对，买下来。”

“然后，把它拆了？”

“是的，拆了。”

“运到美国？”

“运到美国。”

“噢，天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瞧，这不是挂着牌子么，上面写着什么？你认字吗？好吧，我念给你听：此屋出售，售价三千英镑！——我认为这是个合理的价格，我不打算讨价还价。说实话，单凭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它就值这么多钱。”

“你说得没错，它的确值这么多钱。但是，我要阻止你。”

“为什么？”

“莎士比亚属于世界，但莎士比亚故居属于英国。”

“你怎么阻止我？”

“我要发起募捐活动，筹到足够的钱，把它买下来，让它保持原样。”

“请问尊姓大名？”

“在下狄更斯。”

这是街头小剧，据说再现的是一段真实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是1847年。狄更斯为保护莎士比亚故居，发起募捐活动。很快他筹到三千英镑，保住了莎士比亚故居。若不是狄更斯，今天我们要看莎士比亚故居恐怕得到美国去。那确实有点荒唐。

接下来，是募捐环节。演戏，还真募捐啊？

“狄更斯”说：“游客也可捐款，捐款不要超过一英镑，捐款者每人会收到一张加盖纪念章的捐款纪念卡片，此卡片可留作纪念，也可凭此卡片到纪念品商店选一个自己喜爱的纪念品。”

我和妻子毫不犹豫各捐一英镑，分别领到一张盖章的卡片。卡片如同明信片，正面是莎士比亚头像，背面是莎士比亚故居照片，很是精美。

我将卡片留下作为纪念，妻子领了一个纪念品——哈姆雷特布偶。

蜥蜴舌头

传说锡兰离天堂只有四十英里，

在锡兰就可以听到天堂喷泉的水声。

——罗伯特·诺克斯

在斯里兰卡，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客栈在一个橡胶种植园里。店主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11岁，老二9岁，老三7岁，一个比一个调皮。我们的儿子今年8岁，刚入住，就与那三个男孩打成一片。店主对我们很好，食物也可口。

一天早上，我们正要出门，一只蜥蜴从屋顶掉下来。在斯里兰卡，我们可没少见蜥蜴。这种脖子短小、四肢粗壮、体型较小的蜥蜴，叫塔拉戈亚，在斯里兰卡很常见，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很稀少。它们色彩鲜艳，动作敏捷，不怎么怕人。只要它们认为距离安全，便不躲避。我们常常与它们对视，互相感到好奇。如果作势进攻，它们会调转身，尾巴一甩，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蜥蜴从屋顶掉下来并不会摔伤，它们自有一套保护措施。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店主闪电般地扑向这只不幸的蜥蜴，将它按在地上，用膝盖压住，用拳头狠狠地捶打它的头，直到它丧命为止。店主掰开它的嘴，手指伸进去，用力揪出它分叉的舌头。他的手指像钢爪一般有力。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店主的三个男孩躲在我们身后，惊愕地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店主举着蜥蜴血淋淋的舌头，招呼他的三个儿子：“快过来，快过来——”

三个男孩受到惊吓，撒腿就跑，瞬间就没影儿了。

店主攥着蜥蜴舌头，边喊边追赶他的三个儿子。

一会儿，店主折返回来，嘴里骂骂咧咧。没有追上三个儿子，他很生气。他突然看到我们的儿子，便举起蜥蜴舌头，摇晃着说：“你，吃了它。”

儿子吓得躲到我们身后。

我们谢绝了店主的好意。

店主说小孩子吃了蜥蜴的舌头，长大后就可以能言善辩。他说他的表哥就因为吃了半条蜥蜴舌头，后来当了律师，他特意强调：“是很有名的律师，论小时收费，挣了很多钱，在科伦坡买了大房子。”

他表哥当时不吃，他姑姑就强迫他表哥吃，他勉强吃了半条。“瞧，就是这半条蜥蜴舌头，让他成了名律师。”

他说他当时在场，他表哥吃蜥蜴舌头的景象——恶心，呕吐，快要死掉——把他吓住了，要不他会把剩下的那半条吃掉。“如果我吃掉那半条就好了，”他叹口气说，“何至于现在这么笨嘴拙舌。”

蜥蜴的舌头必须吃活的才管用。

“趁它还活着，”他对我儿子说，“你，吃了吧，吃了能当律师，当法官，当演说家……”

儿子不住地摇头，紧紧抓着我的手。

我再次谢绝了他。

他说：“我有个舅舅，叫迈克尔·翁达杰，也是吃了半条蜥蜴舌头，后来当了作家，他的小说还拍成了电影，《英国病人》，你看过吗？”

我说看过，这电影很有名，我也很喜欢。

“我舅姥爷说，他要把整条蜥蜴舌头都吃下去，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说他即使没吃蜥蜴舌头，他也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当真？”

“当真。”

“要是你是评委就好了。”他说。

我们都笑了起来。我笑得很尴尬，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哭。我为那只丧命的蜥蜴深感痛惜。不过，我真希望翁达杰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完全配得上。但对于店主所说的翁达杰的文学成就和蜥蜴舌头的关系，我是置疑的。

但愿没人再相信蜥蜴舌头的神奇功效，但愿没有蜥蜴再因此而丧命。

我差点买了一个魔鬼

巴黎圣图安跳蚤市场 ，建于1870年，据说是欧洲最大的跳蚤市场。

我与马洛在塞纳河畔逛古玩跳蚤市场。这里因为只在晚上开市交易，加上路灯光线昏暗，看上去鬼影幢幢，所以被称为“鬼市”。这里的东西五花八门，真假难辨。马洛说，我们就看看吧，买，多半会上当。

我看上去不像有钱人，可是却被一位摊主拦住兜售一柄古剑。摊主蓄着胡子，身穿长袍，看上去像阿拉伯人。我们就叫他阿拉伯人吧。他边比划边长篇大论，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解读他的神态和姿势，明白他是在夸这把剑。他的声音本来不高，有时又压得更低，几乎听不到。他将嘴凑到我耳边，很神秘地对我说悄悄话，似乎在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看我一脸茫然，就用手指敲敲剑柄，给我看剑柄上镂刻的字母：Azoth。

我完全不懂，问马洛，马洛说，他说这里面封印着一个魔鬼。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剑是帕拉塞尔苏斯传下来的。帕拉塞尔苏斯是谁？摊主说，我研究过他，他在文艺复兴时期可是大大有名，他医术高超，还是占星学者、魔法师、神秘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有人说他是吹牛大王、骗子、妄想狂。传说，他用自己的精液通过化学方法造出过胎儿。他的这把剑总是随身佩带，剑柄里封印了一个魔鬼，剑格中空，里面藏有哲人石。哲人石？我问。对，就是点石成金的哲人石，摊主说。

摊主说，他遇到讨厌的对手就施放魔鬼，遇到喜欢的人，就以哲人石相赠。

我通过马洛的翻译，与摊主交流。我问，如何证明这就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剑？摊主指着剑柄上的铭文“Azoth”说，这就是证明。他说，你参观卢浮宫，里面有一幅帕拉塞尔苏斯的肖像画，那上面他就握着这把剑，剑上刻的就是这几个字母。他又说，几乎所有帕拉塞尔苏斯的肖像画里，他手中都持着这把剑。

我问，多少钱？

他比划一个OK的手势。

三百吗？

不，三千，欧元。

我摇摇头。

他说可以一千卖给我。我又摇头。他说，五百。我还是摇头。他说，就按你说的，三百。我说，人民币。他摇摇头，摊摊手，意思是太低了，成交不了。

离开这个摊位后，马洛说，一看就是假的，真的哪会有这个价。我当然明白，我只是觉得这个假古董剑挺有意思。

第二天参观卢浮宫，我果然看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肖像画，他手里握着的那把剑与我们在“鬼市”见到的那把一模一样，上面清晰地镂刻着——Azoth。

我对马洛说，我很想要那把剑柄里封印着魔鬼的剑，三百欧元，可以接受。马洛说，好吧，我们去把剑和魔鬼买来就是。他领着我再逛“鬼市”，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阿拉伯人了。

伊斯坦布尔艳遇

旅行，就是与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相遇。每天都是新奇的，风、光、色彩、建筑、人、动物、气味、山、水、桥梁、湖泊、海洋、器物、果蔬、食物、声音……扑面而来，在你的目光中变幻，在你的耳朵里震荡，在你的舌尖上起舞，在你的鼻孔中冲锋，在你的肌肤上抚摸……让你心情愉悦，感官敏锐，如饮佳酿。如果有艳遇，哦，那简直是意外之喜。

我此次旅行，口袋里揣着柯布西耶的《东方游记》。我是循着柯布西耶的路线，一路来到伊斯坦布尔的。

柯布西耶是1911年5月开始他的东方旅行的。那时候与现在，可以说是两个世界。在中国，那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在伊斯坦布尔，那是奥斯曼帝国的黄昏。不过，没人有先见之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大战和帝国的分崩离析。

那时，伊斯坦布尔是平静的。只是，火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几乎每夜都有火灾发生，因为失火，这个城市每隔四年就换身新皮！

柯布西耶切切实实地经历过一次火灾。在那个夜里，他看到了这个城市极为矛盾的一幕：夜里烈焰冲天，九千座房屋化为灰烬，然而，到了早上，一切如常，人们照样过节，喧嚣欢腾，鞭炮声阵阵。

说说艳遇吧。柯布西耶此次旅行的唯一艳遇就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天，他在集市上看中一块印花布，就是当地妇女头上戴的那种。他问价钱。土耳其老妇人看他是老外，报了一个很高的价。他吓一跳，怎么会这么贵。他摇摇头，表示不接受报价。老妇人问，你给多少？他摇头。老妇人把价钱往下降了降，他还是摇头。这时，耳畔响起一个说德语的声音：“你会说德语吗？”

说话的是一个小女子，戴着樱桃红的面纱。她就在他身旁，离他很近，他一扭头，差点碰到她。隔着面纱，逆着阳光，他能看到她美丽的面庞。她的眼睛熠熠放光，像两颗钻石。他能嗅到她的体香，也可能是香水的味道，像夏日午后的柑桔果园散发的气息。

他生在瑞士，后来加入法国籍，但德语他也能说。他们用德语交流。她说他很有眼光，那块花布很漂亮。他说价钱太离谱了。她笑笑说，我帮你还价。她和土耳其老妇人聊了几句，告诉他一个能接受的价钱。他掏钱买了下来。

他的注意力早就不在花布上了。那块花布不重要，可有可无。他宁愿与这个小女子多说一句话，也胜过得到那块花布。

他完全迷醉了。即使隔着面纱，那美仍然光芒四射，不可抵挡。还有，她甜美的声音，能拨动心灵的琴弦。

他没有注意到，一群土耳其男人聚拢过来，一个个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和一个戴面纱的妇人说话。如果他和小女子继续说下去，看那架势，他们也许会暴揍他一顿。戴面纱的小女子适时地与他说了再见。

告别小女子后，柯布西耶神魂颠倒，怅然若失。往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天仙般的小女子了，如何是好呢？他神思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住处的。

天啊，她那么美！他此生都不可能再忘记她。他庆幸自己和她说了几句话。这种幸福，足够他在以后的旅途中反复回味……

我之所以叙述了柯布西耶的“艳遇”，是因为我的艳遇完全是柯布西耶式的。我的陶醉，我的怅惘，我的恍惚……与柯布西耶所体验的一模一样。

我没去买花布。我的艳遇发生在纯真博物馆。那是一个爱情博物馆。我看过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超级喜欢，于是来到这里，参观这个根据小说而建的博物馆。

在博物馆门口，我往里走，她往外走，我们擦肩而过。在相遇的刹那，我仿佛被闪电击中一般，颤抖了一下，心脏停止跳动……

她太美了。美得眩目，我仿佛看到了《纯真博物馆》中的芙颂。是芙颂从小说中走出来了吗？芙颂之美，在小说中有详尽的展现。当然，这是文字传递的，小说中并没有芙颂的照片。帕慕克不是塞巴尔德，塞巴尔德喜欢在小说中放照片，帕慕克不这样做。想象，往往能创造更美好的形象。芙颂就是一个小仙女。

我们目光相遇，火花四溅。那女孩嫣然一笑，飘然而去。也许这全是我的幻觉。我不知道。我已处于恍惚状态。

柯布西耶与戴面纱的小女子还说了几句话，而我，却只是看一眼美人，一句话也没说。这方面，柯布西耶比我幸福。

随后，我在博物馆中处处看到那女孩的影子。仿佛人走了，却可以把影子留下似的。我想，如果我再次遇到她，我会和她打招呼：

嗨，你好！

谢阁兰献身之地

住进酒店后，一位侍者很神秘地问我：“你要不要去看看谢阁兰献身之地？”

我很惊诧，他怎么会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我打量着侍者，他很有职业素养，两手紧贴裤缝垂着，准备随时听候吩咐。但他的表情出卖了他，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被我捕捉到了。

“你是007？”

“你是016。”

像特务接头对暗号一样。其实，007和016只是我们在谢阁兰兴趣小组的编号。我们这个小组人不多，具体地说，是45人。大家居住在世界各地，从事的工作也五花八门，有编辑，有工人，有学者，有演员，有出租车司机，等等。还有，比如007，是一个侍者。我们在网上交流关于谢阁兰的一切，比如，谁收藏了谢阁兰的初版书，哪里又发现了谢阁兰的手稿，谁又在撰写谢阁兰的传记，等等。每人有一个数字编号，我的编号是016。我在群里说我要去寻访谢阁兰的“献身之地”，群里有很多调侃，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献身之地”是什么意思。谢阁兰称作“在此献身的三个地方”，是指他在这个酒店后面享受云雨之情的树丛。007发了一张英格兰酒店的正面图片，上写：欢迎入住。我有些奇怪，他干吗要代表酒店欢迎我呢？但我也没多问。原来，他就在酒店工作啊。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007说他就是为了寻访谢阁兰“献身之地”才来这儿当侍者的。他说，1966年，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布勒东来寻访谢阁兰“献身之地”，就住在这个酒店。所谓寻访，其实是表达一种敬意。他也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谢阁兰的博士论文。我问，你在读博？他说是的，他一边当侍者，一边写论文。

晚上，他将自己收藏的《碑》拿给我看。这是初版，1912年北京北堂印书馆出版。1989年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历代文学珍本展览，《碑》是入选的当代四十种文学珍本之一，可见其珍贵程度。007能给我看这么珍贵的收藏，我非常感动。我赠送他一套朋友译的《勒内·莱斯》的复印本（尚未出版），他也很高兴。

《勒内·莱斯》是以莫里斯·鲁瓦为原型创作的小说。1910年，谢阁兰在北京认识了鲁瓦，跟着鲁瓦学汉语。这个鲁瓦，虽然只有十九岁，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吹牛大王和自大狂。他自称是光绪皇帝的朋友，救过皇帝的命。又说自己是宫廷特务机关的头目，挫败过暗杀摄政王的阴谋。还说为了笼络袁世凯，给皇帝出过谋献过策。他还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每两周随戏班进一次宫，与皇太后幽会。这还不算，还有更离谱的，他说隆裕皇太后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我和007聊了一会儿谢阁兰和鲁瓦。谢阁兰相信鲁瓦说的故事吗？从谢阁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半信半疑，或者说，与其信其无，宁可信其有。鲁瓦，一个多么生动的小说人物啊。谢阁兰一定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007带我寻访“献身之地”。这里的“献身之地”有双重意思，一是他与妻子的云雨之地，二是他的死亡之地。1919年5月21日，他离开英格兰酒店，就此失踪。两天后，他的妻子来到现场，她说他只能待在其中一个“献身之地”，去那里寻找，果然找到了他的尸体。

007带我爬上山坡，来到陡峭的山顶，他指着一片低洼的草地说，就是这里，这是他的献身之地，也是他的归天之地。他的尸体就是在这里找到的。当时，他左脚赤裸着，胫后动脉被尖锐物体刺破，他的手帕紧紧地系在脚踝上面，但手帕没能止住血，血流了一大片。他死得很平静。他将外套卷起来做成枕头垫在颈下，旁边有酒瓶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剧本。她妻子说：“他知道我能找到他。”

亲朋好友都觉得他是自杀。他是医生，他为什么用手帕止血，而不用领带？这说不过去。另外，他失踪的前一天分别给妻子和女友各写了一封信，对妻子，他说：“当我获得重生，只有那时，我才能像你一样，也多亏了你，全身心活在我们的当下。”对女友，他说：“不，小埃莱娜，我一点都不‘好’，只勉强‘好转’了一点儿。让我独自了结这一切吧。”

在青草掩映的花岗岩上，我们辨认出一行字迹，写的是：“海军军医、诗人、作家，在此辞世。”看来，就是这地方。我们带有酒，奠酒三杯，以为纪念。我和007又默默站立了好一会儿，才下山。

谢阁兰死时四十一岁，出版作品很少，用他朋友的话说是，“不起眼到不为人知的地步”。死后，他的遗作和日记陆续出版，名气随之增大。开始有人研究他和他的作品，有传记出版。二十世纪末，谢阁兰被评为复合型、精英主义、“书写中国的”作家。博尔赫斯评价谢阁兰：“难道你们法国人不知道，谢阁兰才可厕身我们时代最聪明的作家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一位对东西方美学和哲学进行综合的作家。你可以用一个月就把谢阁兰读完，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

游戏国度

吃过饭，到前台结账，服务员示意我稍等。她去与另一位单独就餐的男士说了些什么，那位男士点点头，走过来。服务员拿出一个签筒，里面有两支木片制成的签。她让我们抽签。我不明白，结账干吗要抽签，心想也许是这儿的习俗吧。看那位男士，他微笑着，示意我先来。我抽了一支，他抽了另一支。我们亮出签，我的签上画了一个圆圈，那位男士的签上画的是一个对勾。那位男士将签交给服务员，点一下头，回到座位上，继续就餐。

我递钱给服务员，要求买单。服务员不收，笑着摇头，说“NO，NO，NO”，并且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有些发懵。因为语言不通，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莫非我的钱有问题？钱是从导游那里换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看服务员的表情，也不像是钱币有问题。

我和服务员比划着交流。我要付钱，服务员不收。我坚持要付钱，服务员坚持不收。我又不是来吃霸王餐的，哪能不付钱呢？可我拗不过服务员，只好离开。

第二天，一见到导游，我就把我的经历说了，我说，我该怎样付钱呢？

导游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不用付钱，那位男士会替你付的。

为什么？

导游说，你和那位男士做了个游戏，抽中圆圈签的，不用付钱；抽中对勾签的，则需付两个人的饭钱。

为什么会这样？

导游说，因为这是个游戏国度啊。

看到我露出困惑的表情，导游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国家的人喜欢游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了对付饥荒，他们发明了游戏，人们第一天玩游戏，不吃饭；第二天吃饭，但不玩游戏。如此循环往复，坚持了十八年。可是饥荒仍看不到尽头，于是国王将臣民分成两半。一半人将留在故土，继续玩游戏；一半人将扬帆出海，到他处寻找生路。哪一半人留下，哪一半人出走？方法很简单，抽签决定……后来，游戏精神就一代代传承下来了。

我说，如果我抽到画有对勾的签，就需要付两个人的饭钱吗？

导游说，那是当然。

一盒磁带

哈瓦那的夜晚仿佛被点了魔杖，闪闪发光。空气是玫瑰色的，带着雪茄味。我们的朋友圣地亚哥说，不见识哈瓦那的夜生活，就不算来过古巴。他是万事通，他说哈瓦那的每一条小巷他都熟悉，每一块石头他都能说出它的历史。圣地亚哥这名字来自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他说他父亲是海明威的粉丝，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哈哈大笑。“我喜欢这个名字，它会给我带来好运。”他搂着我和马洛的肩膀，要带我们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喝酒。顺便说一下，他留着海明威式的大胡子，看上去雄壮、豪放，有男子汉气概。路过一家电影院时，他说这是卡彭铁尔《追击》中写的那家电影院；他还指着一家古董店说那里有切·格瓦拉青年时代骑的摩托车；等等。

他领我和马洛七拐八拐来到“三只悲伤的老虎”酒吧。路上还遇到一阵雨，仿佛云彩打喷嚏，一下子就下完了。我们在路边一个小店里买了三个面具，分别是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海明威。圣地亚哥分配了面具：我——马尔克斯，马洛——富恩特斯，圣地亚哥——海明威。圣地亚哥说他其实不用面具，他的脸天生就是面具，他问我们他像不像海明威，我们都说，岂止像，你就是海明威。他很开心。但他还是戴上面具。他说：“海明威也需要扮演自己。”这之后，我们互相之间就以面具来指称。

这个酒吧借用的是因方特的小说的名字，据说和因方特没有关系。酒吧很小，十分拥挤。我们寻找座位时，人们侧着身子为我们让路。我们在乐队旁边找到两个空位，又加了一个凳子。海明威要了一打啤酒。他举起酒瓶和我们碰杯，说：“喝吧，朋友，不要辜负这流动的盛宴！”我和他碰杯，回应以马尔克斯的句子：“繁殖吧，母牛，生命短促啊！”我们使用的都是英语，因为我和马洛不懂西班牙语，而圣地亚哥不懂汉语，我们只好借助第二外语交流。我们开怀大笑。

一打酒喝完后，海明威又要一打。他说，要喝就一醉方休，钱算什么，没了再挣。我说，李白也是这样说的，有诗为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海明威不晓得李白是谁，我要向他解释，富恩特斯拦住我，大声说：“李白是中国的何塞·马蒂，明白？”“噢，诗人，明白，明白。”海明威也大声说。酒吧里全是音乐声和噪声，还有人们讲话的嗡嗡声，我们也不由得提高声音。“酒徒，”富恩特斯说，“喝酒喝酒。”我们又干了一瓶。一瓶接一瓶，不醉不休。喝酒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送上云霄。

酒吧里的乐队玩嗨了，疯狂地击打、吹奏、弹拨着乐器，乐声轰鸣。穿得像弗里达的女歌手忘情地演唱，歌声穿云裂帛。歌很好听，尽管我们听不懂。阵阵掌声和哨声，简直要掀翻屋顶。

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海明威怂恿我们上去唱歌，而我们竟然真的走上了舞台。酒壮怂人胆，我们什么也不怕。身在异国，没有人认识我们，唱好唱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唱的西语歌曲我们听不懂，我们回敬他们中文歌曲，看他们听得懂否。我们扯着脖子唱《一无所有》。乐队不知道该怎样给我们伴奏，就简单给我们打节拍，和声。一曲唱罢，我们也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海明威示意我们再唱一首，于是我们又唱了《花房姑娘》，还是雷鸣般的掌声。

出酒吧时，我们像踩在云彩上。海明威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是一盒磁带，上面印着两个名字：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做个纪念吧。”他说。我笑笑，拍拍海明威肩膀，与他拥抱，表示感谢。这是盒式磁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流行，现在都用U盘了,谁还用这种磁带？不过，做个礼物，倒是挺好的，有纪念意义。有此为证，我和马洛在哈瓦那演唱过，这是吹牛的资本。告别时，海明威走过马路，我喊：“大——师！”海明威回头向我挥手：“再——见，朋友！”

回国后，我早将磁带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整理行李时，看到磁带，我还有些恍神，这是哪来的？家里恰好还有一个老式录音机，落了很厚的灰尘。我掸去灰尘，插上电源，将磁带插进卡槽，按下播放键。我以为会听到我和马洛在哈瓦那酒吧的嘶吼，没想到，录音机里飘出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声音。我笑了，心里想，这个圣地亚哥，真会开玩笑。

我在电话上把这件事当作花絮讲给马洛听，马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说：

“你把磁带送给我吧。”

“你要磁带干什么？”

“收藏。”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收藏价值。既然马洛要收藏，就让他收藏好了。

我把磁带快递给马洛一周后，马洛要请我喝酒，表示感谢。

他怀着压抑不住的兴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马尔克斯在巴黎落难时，曾经和一个委内瑞拉画家一起去酒吧当驻唱歌手，他们唱墨西哥歌曲。你知道他们一晚上挣多少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五百法郎，相当于一美元。（作者注： 马尔克斯在巴黎的时间为1957年，其时法国使用的是旧法郎，此处与美元的汇率也为旧法郎。）”

我说：“等等，你说的马尔克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吗？”

“正是，就是你喜欢的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

“这是你杜撰的吧？”

“千真万确，”马洛发誓说，“连一丝一毫的杜撰成分都没有。”

看来他是认真的。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专门给我讲这个故事？我马上意识到，也许与那盒磁带有关。

“莫非磁带上录的是马尔克斯的歌声？”

“正是，”马洛说，“不过不是马尔克斯和委内瑞拉画家的歌声，而是他和富恩特斯的二重唱。”他还说富恩特斯生前发疯似的想赎回磁带，但没有实现。这磁带，全世界的马尔克斯迷都在寻找，现在落到了他手里。瞧他得意的样子。

我差点要晕过去了。我知道后悔已经不管用了，马洛无论如何是不会把磁带还给我的。

赵大河，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隐蔽手记》《燃烧的城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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