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籍中的动物和传说
文物古籍中的动物和传说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貘尊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江村大墓(汉文帝霸陵)K32马骨出土情况。
薄太后南陵小型外藏坑出土动物骨骼
□林赶秋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举凡社会生活里具体实在的事物和现象，历史传说里的客体名称、图腾崇拜、鬼神信仰等观念中的事物，都是其研究对象。从先秦发展到当下，出现了许多有料有趣的名物学著述，古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今有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外国有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里讲一讲成都籍汉代赋圣司马相如《上林赋》、旅居成都的宋代文豪范成大《离堆行》之中的名物故事。
壹
汉墓里的大熊猫
2006年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对位于陕西西安市的江村大墓区域进行了多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在窦皇后陵西侧发现了一座大型汉墓，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对外公布该墓为汉文帝霸陵。随后，考古人员还发掘清理了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的39座小型外藏坑，很多坑内都有动物遗骸，初步鉴定其种类有丹顶鹤、陆龟、鹰、兔、金丝猴、狍子、绵羊等。
据介绍，“这些外藏坑埋葬动物用了三种形式：一种是用陶棺，把鸟类放置在和牛槽形状相似的陶棺里；一种是砖栏，里面放的通常是兽类，但也发现有鸟类；还有一种是用木椁，就是周围都用木板装起来然后把动物放在里面。这些动物摆放都很整齐，没有挣扎的痕迹，应该都是埋葬前杀死的……这些动物骨骸分布很有规律，西边主要是兽类，偏东边是鸟类。就好比进了动物园，一边是鸟区，一边是兽区。而鸟区里边还分涉水的、猛禽类，以及地面上跑的雉类等。显然这样的放置分区是提前规划过的”（公众号“文物陕西”《奇珍异兽外藏坑，堪称薄太后的“动物园”》）。另外，南陵外藏坑还出土了一些金器，也是动物的造型。由此似可推知，薄太后或许是个超级动物迷，生前热爱不够，死后还想继续拥有它们，便以之随葬，并郑重其事，就像那些帝王以心爱的奴隶、嫔妃陪葬一样。
其实，早在1975年，当地民众在南陵附近修蓄水池时就发现了数座这样的长方形小坑，其中也有各种动物骨骼，尤以犀牛和大熊猫的骨骼格外引人注意。大熊猫之坑经过扰动，其躯干已无存，只剩下一具完整的、有轻度石化的头骨，“由牙齿齿冠磨损不大，可知属于成年个体。从头骨上看不出同现生种有太大差异”（《文物》《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兼谈大熊猫头骨及犀牛骨骼出土的有关问题》）。经实测，其颅全长312.7毫米，基底长256.5毫米，颅高159.25毫米，颚长136.4毫米，吻宽76.7 毫米，眶间距51毫米。这些数据与20万年前的化石熊猫颅骨相比约小八分之一，而接近于现代熊猫的尺寸。
由于汉代并没有“熊猫”这个称呼，今人就有必要找出它当时的叫法。刚好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有一篇描写汉室皇家园林的《上林赋》，里面动物名众多，而汉代学者许慎《说文解字》又说“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另一版本作“黄白色”），一些学者读了便认为出现在《上林赋》中的“貘”对应的就是大熊猫。殊不知，汉人对貘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并无与大熊猫混为一谈的趋势。汉代所见之貘，就是现在仍然生存在亚洲的马来貘。山东平阴孟庄汉墓中的一根石柱上刻画的貘，除尾部稍嫌长些之外，其余部分的造型都比较符合马来貘的实际情况。它前面有一人好像在抚弄其鼻，又像在喂食其嘴，看来这头貘已处于驯化状态。另外，山东滕州西户口汉画像石上也有貘的形象，且与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2004年出土青铜器“貘尊”的身体纹饰非常相似。
那么，《上林赋》中到底有没有大熊猫的古名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觉得，《上林赋》所谓“猛氏”指称的才是大熊猫。东晋学者郭璞说：“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这种记述，同今日大熊猫的形态及其活动范围是相符的。
《史记·外戚世家》载，薄太后因姿色出挑，直接由织室宫女的身份被汉高祖刘邦下诏纳入后宫、封为“薄姬”，可是迟迟不被宠幸。年少之时，薄姬和管夫人、赵子儿情深谊厚，约定“先贵无相忘”，然而当管、赵两人先幸于刘邦后，却嘲笑起和薄姬先前的誓言，刘邦知道后可怜薄姬，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幸了她，也因此薄姬怀上了孕（生下的娃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其后，薄姬希见高祖。”刘邦又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兴许正因为薄太后在刘邦那里得不到应有的爱跟安慰，才移情于动物。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动物比人更有人情味。比如大熊猫，你爱它宠它，它也就会爱你黏你，这一点，以熊猫陪葬的薄太后应该深有体会吧。
贰
道观下的扬子鳄
一谈到龙，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多半是那种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的样子，它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那么，流传千年的李冰锁龙故事里的龙是否也是这种普及度最高的龙呢？
李冰锁龙，与都江堰一个美丽的潭有关：“伏龙观在离堆山上，侧有深潭，相传李冰锁孽龙于此，霜降水落时，或见其锁。每有群鱼游潭面，仅露背鬣，其大如牛，投以石不惊，人亦不敢取”（清嘉庆《四川通志》）。因“李锁孽龙于潭中”（范成大《离堆行》诗序），故名曰伏龙潭。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1126年-1193年）参观了伏龙潭，并写了这样两句诗：“潭渊油油无敢唾，下有猛龙跧铁锁。”跧者伏也，潭下有猛龙伏于铁锁也。这个传说在北宋便已成形，当时有“李注《李冰治水记》一卷”，记中云：“蜀守父子擒健鼍囚于离 之趾，谓之伏龙潭。后，立观于其上。”离 即离堆，观即伏龙观。张唐英（1029年-1071年）《蜀梼杌》载：后蜀广政十五年（952年），“灌口奏岷江大涨，镇塞龙处铁柱频撼，其夕大水漂城。”此铁柱似与铁锁相配，同在伏龙潭中。
及至宋室南渡，这传说传播得更广。除了上引范诗及序，还有他的散文《吴船录》亦云：“离堆者，李太守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怀古对崖有道观曰伏龙，相传李太守锁孽龙于离堆之下……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国所见言之也。李太守疏江驱龙，有大功于西蜀。”同时期的曾敏行（？-1175年）《独醒杂志》亦云：“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朝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
要特别注意的是，传说慢慢在演化，健鼍已渐渐变为人们常识中的龙。据说龙“性畏铁”，可“作此镇之”，所以要用铁柱铁锁锁龙。
按照《李冰治水记》的说法，李冰所伏之龙却是甲骨文、金文、《诗经》中的“鼉”（即鼍），《博物志》名“土龙”，现代动物分类学则谓之扬子鳄，俗称猪婆龙。将囚鼍美其名曰伏龙，恰能与《山海经》岷江“多鼉”的史实、杨潮观《李郎法服猪婆龙》的剧情遥呼相应。
古蜀地岷江一带，很长一段时间盛产鼍。《山海经·中山经》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鼍。”在古人眼里，鼍“善崩岸，健啖鱼”，“似蜥蜴，大者长二丈，有鳞彩，皮可以冒皷”。皷，同“鼓”。用鼍皮冒的鼓，金文、《诗经》皆呼为“鼉鼓”。1978年至1980年间，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内就挖出了一批：“鼓身皆作竖立桶形，当为树干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已朽，但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之可证，原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年-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善崩岸，就是经常弄毁堤岸。清人张英《御定渊鉴类函》载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盖猪婆龙于此搜抉故也。以与国姓同音，嫁祸于鼋，及下令捕鼋尽，而崩岸如故。有老渔曰：‘当炙犬为饵，以瓮通其底，贯钓缗而下之，所获皆鼍。’老渔曰：‘鼍之大者食犬，即世之所谓猪婆龙也。’”鼍之与水患的微妙联系，于此可见一斑。
清人杨潮观《李郎法服猪婆龙》（又名《灌口二郎初显圣》）杂剧颇有意思，不写猪婆龙崩岸，反而写李冰开离堆，凿坏了龙窟。那猪婆龙母子都“变化人身”，出来寻仇，与李冰厮杀。龙母龙子“角尖上挂的是碧绡”，而李冰“头盔上挂的是红绡”。李冰寡不敌众，便请儿子二郎救护。二郎“截杀放弹纵鹰犬”，终于擒获了有风雷雨电、六丁六甲相助的二龙，将龙母“锁在离堆之下，要他约勒江波，深无至肩，浅无至足”，又把龙子装在宝瓶口内，“着他守定水门，一吞一吐”，“灌注农田，使千里荒芜变成沃野，永为天府之土”。这里明显吸纳了《风俗通》所录李冰斗江神故事、《李冰治水记》所录蜀守父子擒健鼍故事中的核心细节。
我们不妨大开脑洞：如果说当初李冰伏龙是真事的话，那么他就像那位老渔夫一样，只不过用非常手段（比如以狗肉为饵）收服了一头弄毁岷江堤岸的扬子鳄而已。后来越传越玄，才成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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