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人为决黄事件：黄河被扒开，淹死20万人，近千万人无家可归

史上最大的人为决黄事件：扒开黄河淹死20万人，近千万人无家可归

无论如何，杜充都是两宋之际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今河南安阳人，进士出身，官至南宋初年宰相，但最终却投降金国成为叛臣。《宋史》这样评价他：“喜功名，性残忍好杀，而短于谋略。”但这分明不是他的全部，面对黄河，他称得上是一个遗害千年的人。

一个人要做很多好事非常难，但一个人要做很多坏事却非常容易。

绍圣年间（1094年—1098年），杜充考中进士，累次升迁至考功郎、光禄少卿，后出任沧州知府。靖康初年，加任集英殿修撰，又复任沧州知府。集英殿是北宋皇宫宫殿建筑之一，其始建于赵匡胤初年，原名广政殿，1032年更名为集英殿，宋徽宗政和五年又改名右文殿，是皇帝策试进士和每年举行春秋大宴的场所（主要作为宴殿和策试进士使用）。修撰是官名。政和六年（1116年）置。用以尊宠六部权侍郎之补外官者，低于侍制一等。也就是说，杜充被调到汴京城（今河南开封）做了一阵子京官，又回到沧州掌一府之政令了。

从开封到沧州即使今天走高速也要五百多公里，需要五六个小时，但对杜充来说却是一个太平与不太平的距离，汴京城里歌舞升平，沧州却有些不太平。为何？当时，金人南侵，从燕地（今北京）而来寄居在沧州之人很多，杜充分不青红皂白、不论男女老幼，将他们全都杀害。理由是，杜充怀疑这些人是金人的“内应”。

杀了人，升了官。建炎元年（1127年），杜充升任天章阁待制（皇帝的文学侍从官，除日常轮值外，还要随时随地听候皇帝的召唤陪从，应酬诗文）、北京大名府留守（皇帝行都和陪京设置的官员，总理钱谷、军民、守卫事务），后迁任枢密直学士（随侍皇帝以备质询并执掌枢密军政文书的枢密院官职）。提刑郭永（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相当于法官兼检察官，提点刑狱公事）曾经提了多个建议给杜充，杜充不听。无奈了，郭永讽刺杜充说：“你这个人有志向却没有才干，喜好名声却没有实际举动，骄蹇自用却想要得到声誉，让你担当重任，难以到终了。”没想到，这句话后来应验了。

北宋宣和七年（1125），宋金联合灭辽后，大宋王朝成为迅速崛起的金朝又一个猎取目标，很快便有了宋朝的历史上金军两次攻破开封的经历。

第一次是，靖康元年（1126年）1月27日，完颜宗望军渡过黄河。第二天攻下滑州（今河南滑县），1月31日，包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因汴京守御使李纲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二月，胁宋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三镇议和。当时，十分害怕宋徽宗思来想去，决定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桓。可是不管徽宗怎么禅让、大臣如何劝进，赵桓就是死活不肯。在此期间，堂堂太子哭得死去活来，还多次昏厥。赵佶一咬牙，让人将他抬上龙椅，接着就是群臣朝拜。就这样，赵桓在昏厥中成为了北宋的末代皇帝。禅让结束后，宋徽宗终于松了口气，逃到扬州继续过他的好日子。而新皇帝宋钦宗，则全程参与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

金军第二次攻宋之战是宋靖康元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兵攻宋，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分西东两路进军。西路宗翰军猛攻太原，九月初破城。接着攻战汾州（今山西汾阳），继破威胜（今沁县）、隆德（今长治）、泽州（今高平）。十一月，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与宋军12万隔河对峙。东路宗望军于十月在井陉（今河北井陉）打败宋将种师道所部军，进克真定（今正定），亦渡过黄河，进至东京（今河南开封）外围。宗翰军攻降河阳、郑州等地后，于闰十一月初到达东京附近，与宗望军会师攻城。

城中军民奋力抵抗，多次打退金军进攻，但守军也死伤过半，各路援军又受阻，难以到达，故东京终被金军攻破。宋钦宗率大臣到金营投降。宋将范致虚等率步、骑兵20万欲救援东京，行至邓州（今属河南）千秋镇，遭金将娄室所率骑兵冲击，不战而溃，退入潼关。金军进入东京大肆抢掠后，于二年四月掳宋徽宗、钦宗及后妃、太子、大臣等数千人北去，并建立张邦昌伪楚政权。北宋遂亡。

在金军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治所旧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东北。大名府人杰地灵，在历史上曾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大名府春秋时代属卫国，名“五鹿”，是历史上著名的“五鹿城”。战国时期属魏国；秦朝为东郡；汉朝为冀州魏郡；三国魏阳平郡；北周魏州；唐为天雄军治，唐德宗建中3年（公元782）改称大名府。五代唐曰兴唐府，后晋曰广晋府，又为天雄军，后汉改为大名府，后周因之，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建陪都史称“北京”，是宋朝的陪都，大名府人口达百余万。

大名府是当时黄河北面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有“控扼河朔，北门锁钥”之势。就是说，它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把守着宋都的北大门。坚守住大名，就堵塞了敌人南渡黄河的通道。

早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契丹在今北京东部的蓟县、通县和唐山一带，集结重兵，伺机南侵。消息传到宋都东京，朝廷文武官员紧急商量对策。很多人主张把京城西迁洛阳。还有人主张讲和。丞相吕夷简曾在大名府为官，十分熟悉黄河以北的情况。针对这些西迁派和讲和派的言论，他讲出了一段与众不同的话：

使契丹得渡过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闻契丹畏强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

吕夷简的意思是说：如果皇上迁都洛阳，使契丹不加抵抗渡过黄河，那时，城墙再高，城池再深，也难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契丹人是碰见了强硬就害怕，遇见胆小的就欺负。匆匆忙忙迁都洛阳，是向敌人示弱，难以显示朝廷的威力。应该建都大名，表现出皇上要亲征的决心，这样才能粉碎契丹南侵的图谋。

宋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正确主张，于当年五月就把大名府建为都城，定名“北京”。契丹听说宋朝在大名建立了陪都，果然心里胆怯，就打消了这次南侵的念头。于是新建的陪都北京成为宋朝第四个京城，史称北京大名府，既有“外城”，又有“宫城”。外城周长虽然没有唐朝时的80里，但也有48里之多。宫城，周有3里，建设得相当雄伟壮丽。《水浒传》中称它“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鼓楼雄壮”，“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

镇守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面对金军来攻的严峻形势，杜充没有丝毫的准备不说，反倒吹轻飘飘、美滋滋地吹起牛来，声称“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仿佛自己就是韩信再世，不但能运筹帷幄，还能亲自带兵上阵。但到金军到时，他却害怕了起来，不敢与之交锋。

1128年，杜充担任东京开封府留守。此时已是建炎二年，靖康之变发生后，北归而来的赵构从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鸿庆宫祭祀赵宋祖庙，在宫殿内即位，改元建炎，南宋建立。面对扫荡而来的金军，杜充竟然想到了“决黄河，由泗入淮，以阻金兵”。

《宋史》：宋建炎二年“壬寅日，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兵，自是河流不复矣。”

《续通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敌，自是河流不复矣。”

看着军事地图，杜充想像着在黄河河道上扒开的那个大口子，似乎看到很多的金兵都被河水冲走了，没冲走的在泥泞地里也都走不动了。于是，说干就干，几乎没什么犹豫，他就命人让黄河决堤了。决堤的地方是今滑县李固渡。

根据史籍记载，从唐末开始，黄河下游逐渐淤高，至11世纪初，在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黄河又“高民屋殆逾丈”。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筑酸枣遥堤，以防河决。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河决于酸枣（今延津）。后晋帝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河决滑州（今滑县），溢酸枣（今延津）。宋太祖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河决韩村（延津北），水东流彭城入淮。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堤改道，成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经西汉大河古道、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称二股河。此间，河道仍然经过延津境内，直至北宋末。

简单说就是，1048年（北宋庆历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决口，河道重新回到天津附近入海，史书上称为“北流”。“北流”后来又分出“东流”，在今山东的无棣入海。这就是北宋大致的黄河故道。

杜充扒开黄河，使黄河由泗水夺淮入黄海，造成黄河真正意义改道南流，并在其后持续七百多年，直到1855年清咸丰年间兰考决口复流北上济水入海（现今黄河河道）。在这七百多年中，由于南流水道较黄河原河道又窄又浅，黄河水含沙量又大，所以数百年间河道飘忽不定，一会儿泗水，一会儿涡水，一会儿汴水，一会儿颍水，使得黄淮流域饱受水患，黄泛区的遗患成为漫长的存在。这也是历史上人为扒开黄河，造成损失最大的一起事件。

杜充决河，在两宋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说明决河起到了阻止金军南下作用的记载，金军依然攻城掠地。也就是说，杜充决河没有淹到金军，大水漫灌，淹到的都是当地百姓。杜充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沦为沼泽之国，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繁华的江淮地区，在黄河决堤的洪水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曾经歌舞升平的地方，变成人间地狱。此后，黄河或决或塞，人民迁徙无定，迁徙的范围，主要在今豫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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