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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漫话之打箭炉的锅庄(十八)

打箭炉是进藏通道,“内陆兵丁赴藏驻防,经行该地,番民等递运粮石,供应承办,虽按数给发脚价,不使扰累,而伊等效力奔走,于一切差使并无迟误,勤劳恭顺,甚属可嘉!应厚加恩赏,以示奖励。”

是的,每当朝廷要明正土司所办之事,他总是尽心尽力去办: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皇上命定西将军噶尔弼率满汉官兵赴藏平准噶尔之乱,明正土司“急公务之殷勤”,为大军“挽运夫马,供支唯命”。

*雍正六年,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康熙四十七年,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鼠年,即公元1708年,出生於今理塘县),因西藏发生内部武装冲突,十一月二十三日起程移往理塘,于第二年二月到达。

*雍正七年,朝庭决定在噶达(今属道孚县)建庙迎请达赖居住,并设泰宁协,派五百官兵守护。

在噶达修建惠远寺和支援泰宁协,以及之后在修筑打箭炉城池中,明正土司都日夜辛劳,竭力效命,受到皇上的恩赏。在《清实录. 世宗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十一年三月戊戌(公元1733年4月30日)“四川各番部中,明正一部最为恭顺,土司、土妇效力尤多,请各赏彩缎十匹,所属头目人等,赏银二千两。”

据传,雍正皇帝还御赐明正土司一匾,上书“武显将军”四个赫赫大字。

同时,皇上还赏了一条裤子,土司将它挂在大门前,凡过往行人见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匾一直高悬在色多衙门的大门之上,直至民国年间一埸大火,才与衙门一起烧毁。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惯为夹坝(土匪)”的上、下瞻对(今新龙县)番民,竟敢“劫夺沿塘撤站官兵行李(指上年从江卡撤回的台站官兵的行李),勒献赃贼(勒令交还所劫的财物和作案者),抗拒不遵”。他们“在鸦笼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

对这些敢于抗拒的“夹坝”,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上疏朝庭,请发兵进剿。并提出调汉兵、土兵各四千,“俱由打箭炉出口,向该土酋等近巢驻扎。并派拨该管之明正土司及附近之理塘土司等,于各隘口堵御。……并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驱,大军随后进剿。”

看来,乾隆爷对这些“不知法纪”的瞻对娃,也是早就伤透了脑筋的,降旨说“向来瞻对土番肆行不法,扰害地方。雍正八年,用兵征讨,只因办理未妥,草率完结,今又故智复萌,劫掠无忌,不知法纪,是以允督、抚等发兵征剿乃出于不得已,非朕本意也。”并再三强调“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似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他十分关注这埸战争的进展,特谕军机大臣等“瞻对土番不法,扰害地方,朕不得已允督、抚等所奏,发兵征剿,以惩凶恶。目前所请钱粮已至五十万之多矣。夫用兵贵于神速,始克成功。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李质粹等奏称,昨差千总前往晓谕,勒献赃贼。彼发兵二百余名,在西纳山下插营阻挡。是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豫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尔等可密寄信传谕该督、抚、提臣等,务须尽心筹画,犁庭扫穴,不至复留余蘖,使地方长享安静之福。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从中也可看出,皇上对这次用兵是否能达目的,尤其是对统兵的将领们能否把仗打好,也不无忧虑,放心不下,所以他把丑话说到了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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