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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绘画中的风水论

宋绘画中的风水论

在某论坛看到的 挺有意思 奇文共赏

气动生风,气凝为水
宇宙天地间,唯气而孕育生命万有。这个很简单的原理,贯彻于一切过程之中,却又每每为人所忽视。
艺术风水,也即艺术内在的“气”的运动,是艺术内在和外在的流通的空间。
艺术在时空中的位置和传递——如,绘画作为空间艺术,其画中内在的气的流动引起的虚实、节奏、韵律的表现,一定的方向感或趋势,这就是艺术风水。
看画,不仅着眼于其有形有笔墨处,更要注意其无形、无笔墨处的蓬勃生机,不仅静地看画幅本身,更要注意画幅有一定的空间(环境、建筑内部)中的位置,以及其在时间(流传、收藏过程等)上的传递延续,和对环境与人的影响,这就是艺术风水。
中国古代,尤其唐宋时代,已经敏锐地注意,且深刻地把握了画中风水的问题,王维《袁安卧雪图》一画中的雪中芭蕉,郭熙《林泉高致》一书中“山水坡脚要厚重”等论述,宋徽宗作为“教主道君皇帝”在画中对风水精妙的运用,李嵩所画《货郎图》中明白地写着“明风水”,到元代黄公望“画中有风水存焉”之论,这一简略的线索贯穿之下,可以看到“画中风水”——艺术风水贯彻过程的悠远流长了。
风水的根本含义和目的是协调、融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培植环境与精神的活力、生命力,从而为自身和后代寻求更好的发展的环境。而艺术,其本身内在即有风水,而且又可用来调适风水。艺术(品)可以做“风水”,也可以改“风水”,这正是本栏所关注和研究的。

引用:
艺术风水就是流动的空间,即艺术内在和外在的流动的空间。
艺术风水是艺术在时空中的位置,及其传递延续,从而形成或唤起的一种流美。
艺术是人类对时间的感觉,敏感,捕捉感。这时间流逝于不同的空间,或在不同的空间中流逝。
艺术,书画,不仅仅在于字面、画面,更重要的是其内面,内在有一股气,充盈、波动、奔突,蕴于其中而辉于其外。这种气、气势、气韵,也就是艺术风水。
艺术风水,也就是从动势、气韵上内在地看,从虚处、无笔墨处看,从内在联系上、从内在节奏上看,不仅仅看其形,看实处、有笔墨处,更重视把握其空间、留白、无笔墨处,探寻其中的美及其韵味、趋势。
气动生风,气凝为水。风水就是气。气运、气势、气韵,是活的生命,生气,生命力。艺术风水也就是气,气在时空中的表现。气在画中运行的局势。气,其实并不神秘,并非玄妙不可测。在现代物理学上,气,其实就是超微物质的基本粒子及其之间的“场”。不过中国古哲的说法更趋于意会神行。
画中的气息、气机、气格(见于《宣和画谱》)、气势、气韵、气运、气局等等,无不是气。
气息乃由内散发而出。气机乃气在时间中恰好透出的把握点。气格乃气之品的高下。气势是气运动之动感,高下左右相悬殊落差之形势。气韵是气在运动中有节奏韵律之美。气运,气之运动、动势的成因和轨迹。气局是气在画中的充盈及其流势表现之力度。如此等等,其中差别微妙,但都与内在的动势和浓度、纯度相关。
艺术风水就是始终抓住一个“气”字,把握“气”在时间、空间中的流动,从而确定艺术在其中的位置。艺术风水是从中国绘画(艺术)的实际出发,从其千载悠悠发展的历史出发,探寻其中的在时空中发展的内在动因,其中规律性的东西。石涛的《画语录》,虽未明言“风水”,但其理论筑基的“一画”,涉及“太朴”、“万象”,“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实际上是“气”的吐纳表现,至于其“氤氲章”、“四时章”,实际上就是“风水”问题了。
艺术风水,因此,也即中国式的艺术哲学。
艺术风水不等于“艺术”加“风水”
艺术本身,其内在就有风水,而且又可以用来调适风水。协调建筑物、环境的空间氛围和祥瑞吉凶,人事的吉庆氛围和风俗。
风水乃人与自然的融和,协调和互动。可以说风水是中国最古老的国粹。风水在民众层面,广为运用于生活、环境景观中的调适,但其危害在于被歪曲而走入迷信;在哲学层面,则为辩证的认知和方法,但其弊端在趋于玄秘,不可知论;在艺术层面,则为气韵生动,为“六法”之首,其缺失则又易成为迷信的代替物(殉葬品)。因此,必须注意“风水”的这种两重性,而不为无知妄说所利用。
但是,艺术可以做“风水”,可以改“风水”。这是古今无疑的。其作用是正面的,不应被任意地歪曲和扭曲。
艺术风水涉及的是活的生命在时空中如何表现和延续。包括艺术的创作、品评鉴赏与收藏,以及绘画艺术家的气质、禀赋乃至寿夭等等,在艺术中的表现,都是艺术风水所关注和研究的。
引用:
画与建筑
绘画与建筑的关系甚为密切,可以说相辅相承。绘画是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物与建筑的中介和联系,是建筑空间的融和、延伸和再拓展。
古代建筑上的雕梁画栋自不必说,室内的壁画也是因建筑的地位功能而各自有别。即如中国的卷轴画,也是因建筑的形式和所需而随之变化。中国画长帧高轴,无论立轴、册页、手卷,其形式来源,与中国建筑的样式以及中国人的长期审美习惯方式相关,这种形式的出现与建筑关系是有内在的统一性。
中国人为什么以“条轴”这样的审美方式(形式)呢?古代如晋、唐时代,画家多画壁画,吴道子、王维等人的画不传,正是因为其所画建筑早已不存的原故。而宋以后卷轴盛行,尤其明、清以来,画中的“条轴”成了主要的形式,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以苏州园林为例。深院高堂,其门窗的样式,即是天然的条轴、册页。宋词中亦有“写入小窗横幅”之喻,即是天然图画。所以尤其在明清时代的建筑中,一般于客厅多需挂大幅中堂,或屏条画轴,几案上则置手卷、册页。这是与不同建筑住宅空间的规格与功能相关的。通过建筑。人与自然非常密切地结合为一。
东晋的王徽之(子猷)每至一处,即呼在建筑外种竹,自称“何可一日无此君”。当时尚无水墨画,至后代水墨繁兴,文人的水墨竹石及梅兰竹菊盛行,则发展蔚然成风,家家都挂画竹了。竹对于中国人可谓千古清品益友。北宋《宣和画谱》分为“十门”,而“墨竹”独列一门于其中,并认为“架雪凌霜,如有特操;虚心高节,如有美德。裁之以应律吕,书之以为简册,草木之秀,无以加此,而脱去丹青,淡然可尚,故以墨竹次之”。至元、明、清以降,墨竹更是与梅兰菊共成为文人画的“四君子”,各处名园人家,无不以居有竹为胜事了。种竹或画竹,在风水上有利于旺气进财。竹者,祝也,于身心都有益。
中国哲学崇尚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绘画的四时花卉、禽鸟山水科尤为发展。中国人尤重打通建筑物的隔离界限,贯彻内外,让人与自然和谐地统一。因此绘画成了人的第二自然,不可或缺。而随着建筑样式的改变,西方建筑风格的引进与现代建筑的发展,中国画固有的条轴画形式已显得陈旧了,并不适应现代建筑的内景,因此渐渐为镜框、画框所代替(当然,民族形式如何适应新建筑是可以探索的,并非能简单地否定卷轴画的形式)。


庭院深深
苏州园林荟萃了中国庭院建筑的精华,园小而雅,而格局宏大,内部空间变化多致,虚实曲折,极具韵味。整个建筑的主旨,是让人与园林,与自然,融和为一。在建筑内部,门屏、窗式,极具丰富的空间感和形式美。而中国艺术(书画)与建筑空间往往融为一体,自然空间与艺术空间交互辉映,虚实相生,形成了中国艺术独具的形式美和审美特性。
明代以降,所造宣纸的尺幅规格,书画装裱的大小长短,其实都是从建筑内部的六、窗各构件的尺寸比例脱胎而来。
建筑内的门窗、屏风样式,长期以来也形成并规范了中国书画的不同样式,如挂轴、团扇、册幅、手卷种种。
引用:
挂画与方位

现在流行的“福”字倒挂,以喻“福到”。方位的变化,适应着心理。其实,对于古人而言,方位更加重视。
古人挂画也大有讲求,非随意而为,需看空间方位,春秋四时之宜。居室空间中春秋四时风水融和,挂画正是调适艺术风水的标示,大有深意藏于其中。
东挂李成,西挂范宽。
北宋的王诜(晋卿),家有赐居堂,东挂李成,西挂范宽画。某日,他看李成画,赞曰:“李公家法,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复又叹范宽画,“如面前直列崇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真一文一武也”(参见韩拙《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
画有文武之气,张弛之道,亦宜配置方妙。
王晋卿家挂画,东挂李成,西挂范宽,赏其一文一武,为什么?北宋山水名家,只有李成、范宽两家可以匹配,刘道醇也说:“宋有天下,为山水者唯中立与成称绝。”李成画烟岚寒林平远,墨润笔精,平林是木,其气秀润,所以是“文”,其方位在“东”。




范宽画崇山峻岭,气势雄壮浑厚,笔力老健刚硬,所以是“武”,其方位在“西”。
决定其方位的,还在于李成是山东营丘人,其地在“东”;范宽是陕西华原人,其地在“西”。所以王晋卿将两人画分挂书斋的东、西部位,相对而观,文武之气,极为调适。有意味的是,王晋卿也是北宋山水大家,他师承王维、李思训、李成等,更偏于“文”的一路,将淡墨皴写与金碧着色参合为之,既有韵致气象,又清润容冶,为文人画早期的典范。
如此注重绘画所挂的方位,画幅之间的相关性,协调之和谐,古人之用心精微处,现在人的确很难会心且留意到。其实古人无论居室、宫殿挂画和壁画都极为考究。汉代《灵光殿赋》、《景福殿赋》就详细描述了壁上不同方位所画的人物景物之不同。屈原著名的《天问》,据说是看了楚王宫内的壁画而触发,一连提出了172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至今都无法索解。
古人的方位感、意识特别强,这是在长期居住动迁的生活环境中,随景观与岁月积淀而形成的。在阴宅墓葬中国的方位风水也尤为注重。如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陈列的一双辽墓出土的绢轴画,一画花卉鸟免,一画山水园林,就分挂于墓壁的东西两侧,亦可想见墓室中所营造的风水方位。
所以古代挂画无论居室空间,还是在墓室甬道,均有方位内容的配置,不能随意为之的。而阴阳之物,更不可颠倒,尤其阴物不能张于阳室,此为最大之宜忌。试想,如果将唐代乾陵李贤墓的《打马球图》或李仙蕙墓的《宫女图》制成印刷品挂于居室,你的心情会如何?
画中风水与空间风水须配合适切,相得益彰,画在不同时空吸其不同的位置,与人的对应关系实非等闲。
引用:
气局与亥位

一、 亥位
中国画就其内涵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哲学,开宗明义一个字,就是“气”。虽然“六法”并非谢赫的首创,但却被保存在他的《古画品录》中而一直沿承下来。第一就是“气韵生动”。“气韵”两字,追溯其源,在汉朝是“气运”两字,重气韵也即重“气运”。“气”包孕万物,同样在画中也充盈着,且有方向性,随描绘的一切而运动着。这在汉画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中国的先哲认为画的一切,人物、山水、花木、鸟兽等等,都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画中有笔墨写形的实体,而无笔墨处就是天、地,是空白。
中国画中的空白,实在是很大的学问。
这种空白,就是气,并随着画中所绘,形成了一种动势,向一定的方向在运动着。这就是“气局”。所以画不在大小,在乎气局要大。有的画咫尺有千里之势;有的画尺幅再大,气是散的,也形不成气局,琐碎而凌乱,是散的。因此画要讲构局、经营、位置。中国画本来就讲舒卷开合,舒放开来,气盈六合,卷合起来,可藏于密处。这种气局、气运之妙,就赋赋予了中国画的生命活力,产生了画中的动感、局势。
中国画除了三度空间外,还有四度空间,即时间性。中国画不是纸上的平面,空白处已隐喻了天地自然,而且画的四周和内在形成了时间的顺序和延伸。在高帧巨幅中是如此,在长卷或古代壁画看得更为分明。
中国画从来就没有如后来西方形成的“透视”概念。有一种“散点透视”的说法,但“散点”如何“透视”?完全是以西方概念硬套中国画,胶柱鼓瑟。中国人讲的是,“三远”或“六远”(“三远”见于郭熙《林泉高致》,即“平远、高远、深远”。“六远”则是韩拙著作《山水纯全集》中,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引申,补充了“阔远”、“迷远”、“幽远”三法),并不讲透视。中国人讲的是气运、气局。中国画对时间的重视远甚于对空间的凝视。中国画中空间的连属,呼应开合,完全顺乎气运的流走,是“气”在驱动一切。明白了这些,对中国画也许就思过其半了。
中国画的构局,关乎气运的变化,气的流走。“六法”中有“经营位置”之说,因此“位置”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古人并没有“对角线”或“对角构图”的说法,但这种意识是远从先古就存在的。《河图》、《洛书》,就是关于对角、对边的数理的敏悟,成了《易经》的来源。画中之气,充乎沛乎,在运转着,回旋着,不可随意旁泄。画中的四个角,极为重要,是“气”进出之处,可以称为“气口”。四个角,一般有两个或三个角须守住,封住气口,不让“气”随便泄漏出去,而留一个角,透“气”,气有吞吐、开合,这样画才可“呼吸”,才如生命一般,活起来,这就是气运生动。
对于中国画而言,右下或右下角对于画中气运是尤见重要的。这个部位,也可名之为“亥”位。画中各个部位,如用《河图》、《洛书》之意,或者紫薇宫盘之标志,从画下部自右而左顺时针而转,以十二地支标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至右下角正是“亥”位。
这个位置,可举李迪《风雨归牧图》为例,画中的一切风雨动势、气势,均由左上向右下压来,而牧童的一顶竹笠正好被风雨吹下,落在“亥”位。这是全幅气机的结穴,气之流走运势汇结于此,全幅都在动观风雨之中,尤见生动。为什么画的右下角尤见重要呢?想来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中国哲理,或易理。另外一个原故是因为这里是人的视线习惯性游走的落点所在。
比如以中国文字来说,每个汉字都可看成一幅画,其中空间疏密流走,其最末收笔处往往是向右或右下,正是气之收局“呼应开合”之处。这样比较就会明白,这一“亥”位的重要作用了。在古典名作中,此例也极多。比如李迪的另一名作《枫鹰雉鸡图》,鹰踞于左上枝头,俯窥右下,一只雉鸡,急速逃窜向“亥”位而去。全幅的“势”与悬念,在左上至右下大的对角之间戏剧般地展开,振起全图,用现代话说,正是极具“张力”。
中国画中的气势流走与时空位置,由此可以领略其意了吧。

二、气局
“亥”位既然是气机流走的结穴之处,这里再简单说说“气局”。
画幅的大小与画的气局并无定式。画幅虽小,气局却可大,如宋人册页团扇,咫尺山水,却令人如感千里之遥。反之,亦有其例,画幅很大,气却是散的,显得柔弱无足观。
“气局”一说可以这样定义:
画中空白,与画的布局、构体之间的虚实关系。画中结体有一种饱满的张力,布局空白处令人觉有气之充溢,气势有一定方向感,在画中流布,趋势相生,形成了画中风水。不空再添一笔,再减一笔,增减皆有损益,不可移易。气局之充溢,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圆通的“气场”,令人几不可伸手触摸。
画中构局之诸结体、笔墨之间能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的律动与气势的流走,并且有极其生动的方向性和相生、相反的诸多关系。
气在画中之四角、四边有封有守,有趋有溢,有气口出入,正是气局得以灵动的必由之处。画外之四周,有气逸出,有一定方向趋势,产生一种流动性,延伸至画外。
如画无真气内充,形式感上无气的流走趋美,则画局、气局为败弱,衰萎;反之,真气内充,外形流美,趋势跃动,有气口自如出入,如人之呼吸,则气局为佳,小则顺畅通达,大则磅礴,撼人心魄了。

三、形式感
由“风水”而观艺术形式感的表现,则有以下几条值得注意:
气局。画中空间整体的局势,气在空间中的充盈度以及流走的一定趋势。
结体。笔墨的起承转合,呼应、开合、对映、反转等,山形丘壑的分布,水之流势、透气等。
亥位。右下角之气穴,自然流畅,进出趋向之类(中国汉字大多收笔于亥位,很值得详细研求),看似平易,其深处藏有玄机。
龙脉。结体、构局的点线面内在性,联系中妙在聚散整合,散而不散。
空白。虚实,无笔墨处开机深厚感情藏。
中和之美。连贯、和谐。
守住气口。一幅画的气机要有守有放,画幅四个角,一定要有封守,有开流,形成气势、气运的流向,画才会透气,不板不死,生生自然。看中国画,要追寻的流势(而不是看块面、三角对称、透视等洋玩艺儿),这是中西画审美评判的差异。




引用:


范宽《溪山行旅图》

此为北宋山水之第一名作。主峰雄峙,所谓“上突巍峰,下临涧溪,水畔作突兀大石”。实即写终南山,主峰坐南,为龙头,而“龙脉”隐于主峰背后,深不可测出,略见其右上和左下一角,可以窥探,此之谓深厚。
看山水当先看水,水活而山灵。
溪山之水势,右上山巅深岩间悬泉曲折而下,一线挂流千丈,直泻谷底,杳不可见,是何等之气势。左下山谷涧溪,汇集了主峰和群山的流水,涌为瀑流,过山间木桥,层递而下,在前山汇成大溪。这溪流之水与右上悬泉而下的水源相通,悬泉之水绕山而行,在山后谷间与左润溪水会合,在山前则从右下山脚丛林间泻出,左右之水泄流一同向左方流去。《溪山行旅图》的水左右高下,环抱相合,可见这水的流向是朝东。
何以知道水是朝东?因为山中明暗,主峰和下面山岩的山面都在阴部,而阳光自左照来,照彻于山谷,照在左上峰侧面,因此得知画中左右是东西向的(不可能为南北向),而山面阴,显然是面北,而左为向东。此其一。画中建筑物,在右部山岩之上,呈侧位,而见柱廊是向左,显然左是朝东而构(如山面向南,屋宇就不会作侧位)。此其二。画中山径与水流是右高左低,水流俱作由右向左之势,因此是由西向东流。此其三了。
再看山势。水流向东,画中朝向已明。主峰与群山俱为朝北,主峰在南,因此可以明白这就是画的范宽长期生活流连的终南山了。《溪山行旅图》的构局(构图)极为单纯,上为主峰,坐南朝北,下面左右前三座山岩,方位是左山为东,是“青龙”,右山在西,是“白虎”,前山(下部)在北,是“玄武”,方位森列,风水妙成。画中画的是什么时候、季节?是春暮夏初的早晨。何以知之?看吧,山顶的草树蒙荣,满山林木繁茂(因此非冬景、秋景)。终南的积雪消融了,加上春夏多雨,因此溪涧悬泉水势充足。早晨午前的阳光照彻山谷间,因为水气蒸润,映着阳光,所以主峰下山间涧谷,泛出一片烟气空濛,透明似的,此情景不会在秋冬和早春。而一支行旅,人物穿着单衣,轻快而来,所以画的是春夏交季的早晨。也就是终南山一年最好的山景风物在画中和盘托出了。
《溪山行旅图》的方位、时间、季节已明,艺术的时空确定了,接着可以来看其艺术的风水、气局。在如些高山好泉的山水景观中,其气势由水流高下,环抱,而向左下溪流(水口)冲出画外。妙的是一条山径从右下丛林深处而出,与溪流同方向。一支骡队行旅两人,刚好沿山径自西向东而来。这行旅的位置(尤其前一人)是恰到好处,是画龙点晴之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只有在这样的位置,才可深入领略秦陇大地山川之美、之雄伟险峻,我们观者应化身其间,如同与画中人同行在此山径之上,耳听溪声清响,迎着初阳晨光,呼吸着春夏之间鲜润的空气,此刻,方可悟到画家的匠心,若不经意,又惨淡经营。这个位置太妙了,不能再往前,也不可再退后,那样进退都会打破画中全局的平衡。不信,试试看?当然我们也有足够的阳光,在想象中随着这支行旅从容地、自高而下轻松地缘溪向东,走过这人间无双的“终南山”下。
其气局、水势、山势、人势,都是活势。山径由西向东,气息平和而从容,不慢不迫,随着蹄声哋哋,节拍感甚强。还别忘了,那边高桩板桥上,越过深溪,也有小径往山后行,不然楼阁如何上去?而画中岩角确实隐然画一担夫,也更点明了山之深厚。可知山溪、山径会是贯通气活的。真是大手笔,不可挑剔,无一处不是自然本色,不是生香活色、活笔。至于满山的皴笔,郭若虚称为“抢笔俱均”,即用蹲点向上挑出的间隔匀称的短条子,敲得满山作响,气象峥嵘。
《溪山行旅图》的空间感、艺术风水、流动的时空性,如此完美,如此雄奇壮阔,如此声情并茂,如此繁富,却又如此单纯,在中国画史上是千古一至的杰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伟观。这是范宽从自然深处汲取灵感、截取江山一般重的巨作。
本文之所以如此详细地来探寻方位时空,水流气势,从而体会宋画风水之美,正是因为过去还未如此认知过。简单华美的描写词藻,不能代替具体执著的真知灼见。范宽一生的艺术结晶,不应简单地匆匆放过。而且须知,中国山水画,尤其宋画其中有许多闪光、有份量,沉甸甸深具内蕴的东西,至今犹未深入地开掘,那些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绘画作品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
画中山水与艺术风水

从自然到画中的第二自然,是很有意味的重合、妙契、酬唱、对语。其中生命力的暗中度换,最饶自然的深契,也即气韵或风水及其表现的形式。

一、 山形:五星与九星
中国山水画的起源,是从何处、何时而来?尚未见有多少探讨。相反,山水诗的起源却是文学史上曾经研讨的有趣问题。想来山水画与山水诗的起源应该有内在的联系。其实古代如西汉出土的地图,已现山水画的雏形,南朝画家的“松石”也可一窥山水画的姿影(梁元帝萧绎曾有《山水松石格》一文),唐代水墨画之兴就是以“水墨松石”等开其端,这些都可看作其中的渊源吧。
但山水通于“风水”。唐五代时的“风水”(地理堪舆)学已有相当发展,出现了如杨筠松为代表的“形法派”和陈搏为代表的“理气派”,影响极为深远。古人对山的开关和走势也有极丰富的研究,在后来《地理大全》等著述中均有深刻的揭示。而如果将古人堪舆之学中所述山的“五星”和“九星”,与古代山水画中的山形结合来看,倒也是别具意味的。事实上,还并未有人将此二者联系起来作研究。
中国古人的自然观,是用“五行”来观察一切。山之形,风水上有“五星”之说,是用金、木、水、火、土“五生”来分析命名。其实,简单地说,“五星”就是以山形的圆、直、曲、尖、方五种之分来表示。后来进一步发展细析山形状,又衍生出“九星”之说,其实也就是“五星”之形的细化。“九星”之“武曲”是“金”;“文曲”是“木”;“禄存”是“水”;“廉贞”、“贪狼”是“火”;“巨门”、“破军”、“左辅”、“右粥”为“土”。





对于山形,五代荆浩在其《笔法记》中已提到“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顶、圆曰峦、相连曰岭、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间崖下曰岩”等等。山的每一形态都有声名称之,可见古代中国人认识之精微。荆浩说的“尖曰峰”,即“五星”中的“火星”,山峰尖状。“平曰顶”,即“五星”中的“土星”,乃方平的山形。“圆曰峦”,即“五星”听“金星”,其山峰状圆浑(如果峰圆而高直,则是“木星”形了。又“相连曰岭”,则又似“水星”,峰上相连波曲之状。山水画中的山形,如果分析细致化到每一峰峦之形,大体上“五星”就可以充当具体所属的“单位”了。



中华大地,无山不秀,无水不美,乃山水自然的蔚然奇观,是名山大川的美妙总汇。如黄山莲花峰是“金”形,散花坞诸峰是“木”形;桂林奇峰也多为“木”形;峨嵋山峰的“金”形;庐山五老峰,李白形容为“青天削出金芙蓉”,连峰是“水”形;韶山的韶峰为“火”形;山东济南“齐烟九点”中的华不注山“单椒秀泽”,也是“火”形,而鹊山则是“土”形;如此等等,极为丰富。一般说,北方山多土质,南方山多石质;北方山多金形、土形,南方山多水形、木形,而奇峭尖突者为火形。但任何大山,其峰状丰富,不止一种,甚至是“五星”兼具的。
从山的连势来看,古人还有三台(玉几,横琴)、华盖等说。三峰横接为三台,或玉几状,或横琴状;山峰层叠数重则总为“华盖”。山脉的远势连峰回路转动向,又有“龙脉”之说,来龙去脉即由此而来。
问题再回到山水画。由自然山水中的风水,到珈风水,唐宋时代就已非常注重了。山的方位、朝向,水的流势阴阳,都已在画中表现。不仅是山水,甚至如韩幹画马,“世传韩幹凡作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董卣《广州画跋》)。元代鲜于伯机称“韦偃画马如画松”,也须注重气势、阴阳、向背。

唐人多画马,尚气,宋人多画牛,尚意。

在山水画中,董源、郭熙等人的名迹手笔也都风水井然。王诜连挂画都注意方位,“东挂李成,西挂范宽”,更何况画山水呢?董源《溪岸图》是风雨中山之动势,其山形,是“木星”、“文曲”,其势连峰摇撼,如六鳌入海。郭熙的《早春图》,峰势是九峰散花,双龙戏珠,极重龙脉,山形为“木”形(“文曲”)和“土”形。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土”形(星)、“右弼”。李唐《万旧社会松风图》是“金”形(星)、“木”形(星),是“武曲”、“文曲”。许道宁的《秋江渔艇图》(又称《渔父图》),泥里拔钉,大起大落,山形为特别的“火”形。卫贤的《高士图》还带有早期演化的过程,是人物画,但又全在山水之中;其山头略尖平而带圆势,水则还是网金水,其山是“木”形、“文曲”,远山为“土”形(有“巨门”、“破军”、“左辅”、“右弼”几种山形兼具),质朴而丰富。
中国山水画,总的趋势来说,唐、宋之山,其形多为“木星”、“土星”,而至元代以后,多为单峰挺秀或平峦小山连峰,其形多为“金星”、“水星”了。这了正符合是中国山水南北趋向的变化。


溪岸图轴 绢本 立轴 五代 董源

山形之“五星”、“九星”的不同,还与画家的气质、性格相关,甚至与寿数也有联系。范宽名“宽”其实是其“绰号”,因为他“性情宽缓”,所以人称呼“范宽”,其人“风仪峭古,进止疏野”,为人宽厚,不拘世故,所以其笔下写终南、秦陇大山,峰峦浑厚,气势逼出,又甚为冲和。其画中主峰,平而缓厚,为“土星”(形),“左辅”、“右弼”之状与其性情相合。现代名家如朱屺瞻,钟爱山水,师法沈周,其笔下之山都是平顶土山,看似平常,却甚奇拙,而且其人淳厚朴质,达观平和,最后以105岁辞世,可以说是中国画史上最长寿者之列了。所以中国古哲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两句互义,但山更以其仁厚,厚德载物。能做到仁智乐观,山水与共,诚哉也是为人一生的幸运了。

二、 中国画中水的流变
中国先民自远古以来,对环境景观、自然风水就有深刻的体察和认知。“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大雅?公刘》)是三千年前先哲的智慧总结。后来在诗文中,在绘画中,也有生动丰富的表现。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的“观水当观澜”,都是哲学的启示,是方法论。至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已是登高一呼,势不可遏的警句。他如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像那壮阔的波涛一直在诗中流动一般。上古彩陶上绘画的回纹是黄河远古的漩涡留在先民心中的影子。从此,这水就在中国画中一直这样流下去,悠悠,千古。从“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不会流,不能流,到浩浩荡荡,长江万里的历历如生的描述;这中间历经的千百年,如果我们不是一幅幅地展看,而是将其连起来作为历史长流来看,倒是甚有意味的。中国画史尤其山水画史,还没有人这样连属比较地看。
中国画,其实是水墨画或腰围画,都离不开一个“水”字,“水”是中国画中的灵魂,这个“水”,同样通于画中风水。不妨从下面的列表中,以历代卷轴画为例吧,看看这水的流变,是如何“往来成古今”的。
看画要看山水,看山水画尤其要观水。水势活则满幅生辉。从以上简要的列表可以看出,中国画对山水主题的表现描绘,由晋隋唐五代,尤其北宋至元代以降这一阶段,犹如从深山大旧社会,崇山峻岭中一跃而出,而至浩浩渺渺的泽国江南。
在魏晋南北朝,山水画还处于草创之期,可见于《洛神赋图》或敦煌早期壁画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身份证拙可爱。至隋展子虔《游春图》已是咫尺千里,水波溶溶了,渐趋成熟之境。北宋山势雄伟,元代则水面空阔。另外,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自五代董源,开中国画描绘江南山水的先河,所以董源有“江南画之祖”的称誉。二是自南宋后期,山水卷轴次发展为以纸本为主。由绢本而变为纸本,不公是材质上的变化,更深层次涉及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时代、风格迥异,其实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从中国画史总体观之,无论创作主体力量或表现主题,有一种由北向南的趋势,这从五代发端,至南宋而逐渐确立,发展到元、明、清,完全是以南方(江浙)为重心了。这与中国画中水势的流走是相一致的。在隋、唐五代,中国山水画中多顶天立地、全景观照式的描写。巨峰雄峙,深山大壑,如荆浩《匡庐图》、关仝《山溪待渡图》、董源的《溪岸图》等;发展到北宋的三座大山——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推为极致。其中万以水的表现极为丰富生动,变化姿灵:或高山细泉,或一线飞瀑,或三叠悬挂,或奔泻汇涌,水势回流掩现于群峰之间,“敲得众山俱响”。渐渐的,视觉方式一变,出现了山水长卷的妙笑杰构,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流图》、赵幹《江行初雪图》、王诜《渔村小雪图》赵佶《雪江归棹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山水画中水渐为主角,成为山水画的动力和灵魂。画家的眼界已放目千里,胸怀壮气,如王希孟、江参皆有《千里江山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赵芾更有《江山万里图》,都是一何壮阔!这种风气,一直贯注于今,张大千写有泼彩的《长江万里图》(1968),吴冠中更别出心裁,用没画图卷表现《长江》(1974)。东坡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移赠予画家,也非常适切。
北方的大山,南方的水。这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画乃至中国画史上的珍奇。
山最重,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水最清,乃倪瓒的《渔庄秋霁图》。
水面之愈来愈见开阔,至元代山水画中大兴,可谓处处水墨江南。中国画的风气真是大变了。
中国画中,“风”是空白,“水”是笔墨(用笔、线描、渲染)。看画看风水,宋画密致,元画疏淡。山水画的长帧巨构中,正好透出风水的祥瑞佳妙。
风—→空间、留白—→透气—→传远。
水—→笔、线、水墨—→滋润—→流长。
最自觉地注重画中风水的是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的群峰开合,水分阴阳,山水鸣奏成一片乐章。最妙于描写设置环境风水的是董源《溪岸图》,满幅是风声,雨声,树声,浪声,一片溪声,而山庄屋舍篱落水榭却幽邈、安然。
中国山水画每臻哲学之境,而画中水流的发展流程实在寓意深长了。前文已述明代董其昌等人提倡“南北宗”,而且推崇“南宗”,又以董源为代表,倡“文人之画”。虽然这个“南”,并不定指画家地处或出身的南北,但当时,中国画由北向南发展推移的趋势已是确定无疑了。
三、 画有明暗与龙脉
清初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尤其以山水画对后代影响甚深,画史上以共家乡所在地,称为“娄东派”、“虞山派”。他们对元四家的笔墨风格,特别是对黄公望山水的师承,功力独到深厚。黄公望倡导画中风水,这对“四王”也有深刻的启迪。
王石谷是王时敏的弟子,因得康熙皇帝的赞许,笔墨价重一时。他从京师归常熟后,刻有《清晖赠言》一部。他论画总结出的名言,说:
“画有明有暗,如鸟双翼,不可偏废。明暗兼到,神气乃生。”
“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此论立意高远,传于画史。但有关明暗之说,迄今未有深入的研求。这里不妨结合有关作品,略为揣摩王石之意。“画有明有暗”,应有多层的含义。
南宗画注重文人淡雅之气,较重于“明”,而北宗画注意表现粗重厚实的山水之质,又较重于“暗”。
首先,是水墨与青绿重彩,董其昌曾将此喻为“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南宋时水墨山水犹未大行,至元代则已蔚然成风。明清承其风气,以至形成“户户山樵(王蒙),家家大痴(黄公望)”的盛况。南宗画注重文人淡雅之气,较重于“明”,而北宗画注意表现粗重厚实的山水之质,又较重于“暗”。王?兼工水墨与青绿设色,他曾应诏主持绘制康熙《南巡图》长卷,因此得康熙赐“山水清晖”四字。他的许多山水图册,如与恽寿平合册的《花卉山水册》中,恽南田作花卉,王石谷作山水各六开。其山水中就是既有仿李成的《古涧寒烟图》,仿曹云西的水墨山水等,也有《红林秋霁图》等青绿山水。正是“有明有暗”,“不可偏废”。其二,王石谷是指画有疏体和密体,比如元代倪云林写太湖山水,著名的三段式,下为坡石枯树,中为湖波冉冉,上为一横远山,其笔甚减,其意疏淡,此为“疏体”。王叔明(王蒙)山水丘壑繁重,用解索皴,密密层层,为山水的“密体”。这种趋势,到清初尤为发展,如弘仁写黄山,结体简净,山壁晶莹如可内窥一般,极为出神入化。而龚贤山水则又是另一种黑白韵调,妙用积墨,层层润饰,气势淋漓,形成“黑龚”、“白龚”之浓厚滋润的风格。二者皆得山水之神韵,是“有明有暗”,当然不可偏废了。王石谷自己总结经验,曾说:“余于青绿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妙。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这是他将水墨之气带入青绿山水的一生“静悟”,因此值得重视。
再者,山水画的有明有暗,在一幅画内,也是“不可偏废”的。无论水墨、青绿,有明则有暗,有阴亦有阳,丘壑本身有方位朝向,画中有一定的韵调,否则不成其为画。甚至王石谷画,也有将水墨与青绿兼用的,如仿王右丞《层岩积雪》册页,雪溪间山峦一横,留白作雪,烘以石绿托出雪山,勾写甚精,天地则以墨渲晕,并弹粉为雪,诚为妙裁。王石谷从“画有明有暗”中体会到:“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脚,宽闲自在”。又说:“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气。”此论都从“画有明有暗”中深悟而得之。山水中的水墨与青绿、疏体密体、一幅中的方位向背,都是有明有暗的体现,二者不可分;相反相成,如鸟的双翼,缺一不成,当然不可偏废了。
王石谷的这一画论名言,也是总结画史,并根据画坛当时的善有感而发。因为自明代后期,董其昌等人提倡“南北宗”,尊崇王维的水墨渲淡,为“南宗之祖”,而贬抑南宋刘、李、马、夏画风的“钩斫之法”、斧劈皴,认为是“北宗”。后来进而提倡文人之画,以董源为号召,提倡水墨披麻皴法。这一“崇南贬北”之风,至清初尤为盛行,以至于龚贤等人课徒画论中都明确指斧劈、钩斫法是“北宗”,非我辈当学了。这种偏颇之处,王?起而有所纠偏,所以提出“画有明有暗,如鸟双翼,不可偏废”。

山水画的明暗,也就是画中内在的统一性,涉及到画中风水、气局、气的流走诸方面。

王石谷的画论中,如以上所引述,均能注意到其中的适度要求,笔墨、构成,不偏不颇,很恰切地体现差点国哲学的中和之道。而王石谷由此更进一步高瞻远瞩,立于画史,提出“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此论诚为一种高妙的理想之境,将笔墨、丘壑(构成)、气韵,直溯元代,追踪宋唐。事实上,画史至今,异未见有如此的山水。因为笔墨、丘壑、气韵,均有时代性,难可综合为一了。但王?的假设,不失为一良好的愿望,而且可作永远的期盼,也是富有魅力想象的。
至于“四王”中王石谷、王原祁等山水画中倡导的“龙脉”,其实更是将自然、堪舆学中的“风水”理论引入绘画之中,是艺术与自然的结合,画中山水与自然山水的画理与地理的结合。
“风水”本来是自然规律的总结,合乎自然之理。中国地形大致多山川丘陵,只有华北、东北、东南沿海、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多平原,而且地形错综复杂。所以古地理学者不断积累对山川地理考察的经验,探寻山、水的走势、起源,形成对山之走向——“龙脉”的认识。
山有主峰、支脉,起伏不断如龙之蟠曲绵延。龙脉就是山的峰脉相连,气势贯通。形诸山水画中,于是也要求注重山之主次朝揖,有来去之势,有方位,有全局一定的气局,气势流走,形成生动的气韵。全幅山水的整体感,真气内充,主山与周围诸山之间的关联照应,山与水势的脉络、源派的错综变化和统一,如此等等,也就是全局构成和气势的贯注,形成的一种空间感和空间美。
对此,我们可以从具体画中,比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中尽情领略;又如郭熙《早春图》等,这些宋元名作中已极为注重龙脉风水,而到清初“四王”的创作和画论中,则更为表现得自觉吧。
在《寸窗漫笔》中,王原祁就曾具体提到:“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兼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知所衿式。”他认为,“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隐有现,谓之体也”。他所提出的“取气”、“得气”、“迎机”、“得势”诸论,皆本于“龙脉”说,认为山水画中气势结构,比笔墨更重要,“作画意在笔先,以得势为主,间架分寸全在迎机,笔墨之妙,由淡入浓取气,以求天真”。又云,“画中设色之法与用墨无异,全论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气”,“得意、得气、得机,则无美不臻矣”。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山水画中龙脉风水的具体总结。
引用:
郭熙《早春图》




此图郭熙自己款题“早春,壬子年臣郭熙画”,即作于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是他在中年任御画院待诏时之作。

郭熙有理论名著《林泉高致》,他也是很注重画中风水的北宋山水大家,而且敏感于四时,对画中时间性的表现与描绘更为重视。他有一句对于山水四时的名言,说“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看看这幅《早春图》吧,真的是一个大写的“笑”字。
而且,郭熙的时间感又特别精深。即便写早春,他还有许多严格的区分,如:早春云景、早春残雪、早春雪霁、早春雨霁、早春寒云、早春烟雨、早春晚景等等,可见他特别喜欢早春,而且也的确画过许多幅“早春”图。对时间的敏感把握说明他善于触发先机。这幅《早春图》画的是“早春雨霁”。春山明净,处处寒枝欲伸,树叶初萌,渡舟和旅人一早就在山里忙碌了起来。郭熙提出山水的“三远法”,即画分“平远”、“高远”和“深远”,这幅《早春图》将“高远”与“深远”结为一体,当然,“平远”也在其中了。
这幅画的风水,其要旨在于表现“龙脉”,与范宽《溪山行旅图》又不相同。看去画面上高低左右,四面都冒出山峰,似乎很“乱”,其实乃可称之为九峰散花,一点也不散乱。
怎么看?《早春图》的主峰耸于画中部,左右是溪谷山涧。左边的溪谷由远处迢递而下,冰冻初化,山溪细流渐汇,过桥而从峰间泻出,入于左边溪流。而右边山间楼台高筑,悬瀑三叠而下,涌入右边溪流。左右两角的溪水看似被山峰分隔,其实在山下汇为湖泊河流,其水脉是相通的(有舟渡其间而可知)。
郭熙为了描绘早春雨霁的清晨融和清润的意境,所以特别选取山谷左右深透的纵观角度。而且左右也有掩映,左边坡谷平缓,似乎右边的瀑流比左边要急速些。全图之势其实是从下部和右部耸至山顶,再转入左后方的山尾去。
《早春图》的山峰貌似散乱,其实山峰的峰势、气势是相接的,也就是“龙脉”在其中了。这幅巨构,在右溪流,画的乃是双龙戏渊(水)。左右二龙,有主有辅,逶迤连峰,直至耸入画顶,只要看左边山谷上面,有平行的两座横峰,这正是双龙尾部的远势。山峰正面向东,左溪谷在南边,所以峰上溪间一片晴和烟云之象,十分晓有秀。右边山谷在北侧,所以峰侧谷间为阴。山间建筑楼阁亭台都或东或南。全图调子甚平和,都在一片春光融融之中。

九峰散花,但脉势双龙,笑逐峰开,浑然一体。

郭熙的双松,以雀爪树、卷云皴为其特色,在《早春图》中也得到集中深刻的体现。另外,皴写中以“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即墨色滋润而不枯”,“松棱石角”用浓墨焦墨之法,画中也有生动写照。
郭熙讲风水之理,还说山之坡脚(“基脚壮厚”)要求深厚,才会子孙昌隆。所以可见,此图中诸峰皆坡石临水,都如咬定青山不放松。想来郭家子孙后代的运势应也不错吧?郭熙之子郭思后来将父亲的画论整理编成了著名的《林泉高致》,传于知古。异不知郭家子弟而今安在哉?
宋画风水评析



画中风水,至宋代而臻于圆熟。无论气势磅礴的长帧巨幅,还是珠圆玉润的纨扇小品,更有横截江山的千里长卷,一皆展现着艺术风水的奇观,很值得享受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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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2 14:42

宋画之美,及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是足可与唐诗并论冠绝的。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至宋代更是峥嵘辉煌。宋画融汇着当时的时代风气,汲取并接受了诸如哲学、科学、持和风水学等的滋养和影响,更加拓展了艺术的新空间更展现出其艺术风水的感人之境。
宋画风水的展开,究其原因有着很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是宗教观。宋代朝野普遍且沉厚地笃信、崇拜道教,特别是帝王和宫廷对此的热衷,以致达到溺信的程度。尤其到宋徽宗朝,更趋登峰造极。徽宗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大兴道观,崇尚虚无,影响力及于中国画史上极为灿烂的宣和时代。举例北宋当年,宫内子嗣不旺,宋微宗听信于方士聚气之言,在皇城东北“艮”位建“艮岳”,为了调适宫风的内水,果然应验。
风水的要枢是“气”。“气”要聚,又要能行,关键在于“风”;行要有止,关键在以“水”来调节。聚而不散,行复有止。风水实际上是空间生态的平衡,动静相生。同样,气也将画与风水联结起来。这种艺术风水的诸多隐秘也一直贯彻到了宋徽宗给画的深处。
其次,是北宋科学之发达,处于当时世界的依靠地位。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中,即有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项是完成于北宋。这种科学观,影响于绘画,就是注重“周密不苟”的写生观察和物象的精微现现。罗盘的发明,深刻影响和推进了堪舆风水学的兴盛发展。经过唐末五代的动知己和繁华,地理风水之学大兴,至北宋更是名家流派纷呈,并进发展。风水学注重形势环境、建筑地址,形成了“觅龙”(考察山势的蜿蜒走向,寻找龙脉)、“探砂”(注意周围群峰与主峰的关系)、“水口”(探查水之来去、开合走势)、“点穴”(选址,建筑的座基和方位等)这样系统的学说。这一成就尤其深刻地影响着山水画在技法与风格上的发展。
再者, 北宋艺术理论之兴盛的影响。北宋时期,基于哲学、美学的发展,大量有关诗、词、文的百家并论,特别是“诗画一律”论,经过如欧阳修、苏轼等艺术大家的提倡,推进了宋画“诗意空间”的展开。苏东坡总结盛唐王维、吴道子的艺术成就,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从而诗画融合生发的理论。而与此同时,宋代的画家也尤其精妙于画中诗意的抒写,善于将某种奥妙的、来自大自然体验的感觉表现得感人至深。如王诜(晋卿)能将“词人墨卿难状之景”写入笔端。宋代画家的这一敏锐的诗感,使他们的一支画笔能捕捉诗情,在画中表现音乐、月光、流水等等声色形之美、诗意蕴藉,在这里可以称之为“诗意空间”。宋画的这种空间美,极为融和,静谧。看似很平易,不知不觉间,已可令欣赏者走进画幅深处。宋画不同于唐代和元代的绘画之处,主要在其空间感。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融和;人与自然的距离恰到好处的亲近。画中的空白(留白)制约着、生发着空间,而“气”自然平和地充盈着,吐纳着,流走着,抒写的是自然和艺术风水浑然为一之美。这种空间之美,风水之美,在宋代三百二十年中,其绘画也历经和反映着时代的巨变和沧桑。北宋(沿承唐、五代)全景式的山水观照,到南宋“一角关边”的窥视性的抒写,其间是艺术跟随着时代。南宋画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石皆方硬,以大斧劈带水墨皴甚古,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格古要论》)。这种由“全境”到“边角之景”的空间变化,所标示的却是风水的沉潜和转换。还有许多午夜繁星似的宋人小品团扇纨页,更是精妙绝伦。宋人小品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诗意的空灵流美,造型的单纯华贵,以及体物的精微毕肖而传尺神韵;往往表现着单纯而圆满自足的世界,以有限的画面展示着无限的意境。
由此观之,宋画风水的源泉远流长,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求的课题,可惜目前犹未引起普遍的关注。其实宋代画家对于画中风水的表现是极为自学的。比如北宋郭熙就在山水画中关注“坡脚深厚,宜子孙昌隆”的风水、生命意识。这是在宋徽宗之前。其实,在范宽、郭熙、王诜、李唐等山水大家的画笔下,无不注重和表现着自然风水的妙理和妙悟。南宋名家如李嵩则在其《货郎图》中,更特别明示地写着“明风水”,可见当时风水之深入人心,一至于此。
所以,鉴赏宋画中的风水用宋人的眼睛去看宋画,用宋人的妙悟去体会其人其画心灵的回声,去欣然享受宋画风水的空间之美,这也是本书的主旨。让我们撇除对西方人的一些看画方法(包括透视、画三角、找对称、曲线相似等)简单的生搬硬套,而尝试着回归本土,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不要忘记了中国绘画(甚至艺术和哲学)的根本——“气韵生动”。一个“气”字在画中空间的流走和圆美,便也成就了艺术风水。


以下不妨以“山·水·鸟·音·竹”,“风·花·雪·月·人”为序,各举宋画妙品为例,具体作些赏析。

①范宽《溪山行旅》        
②郭熙《早春图》
③李唐《万壑松风》


①李嵩《月夜观潮》        
②宋人《松涧山禽》
③夏圭《溪山清远》


①宋徽宗《芙蓉锦鸡》        
②宋人《鹌鹑图》
③梁楷《秋柳双鸦》


①马远《深堂琴趣》        
②《荷塘按乐》


①文同《墨竹》        
②林椿《梅竹寒禽》


①李迪《风雨归牧》        
②崔白《双喜图》
③宋人《海棠蛱蝶》


①宋人《出水芙蓉》        
②宋人《罂粟花》
③宋人《豆花蜻蜓》


①宋人《雪霁图》        
②南宋《雪溪行旅》


①马麟《东坡诗意》        
②马麟《台榭夜月》


①宋徽宗《听琴图》        
②宋人《耕获图》
③李玮《竹林幽居图》
李唐《万壑松风图》


在这幅画中的远山高处,画家李唐有一行题款:“皇宋宣和甲辰春,河阳李唐笔。”甲辰是龙年,即宣和六年(1124)。李唐出于何种原因画《万壑松风图》如此巨作?令人不复得知,但在那样的年代,画的背后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战斗情景,同时也是中国北宋历史上最屈辱沦亡的的壮岁月。就在三年后,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从此李唐个人也从北方流亡去了南京的临安。这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万壑松风图》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时代的回声,或最强音。这是以丹青为寄托的北宋的时代里程式碑。
顺便一提的是中国画的题款。在唐、宋以前,画中很少题款,即使写名款,也是题在隐蔽处,如范宽《溪山行旅图》在密林的一片树叶下写上“范宽”两字。又如崔白的《双喜图》,以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款于远处的树干上:“嘉祜辛丑年崔白笔”,李唐另有一幅《采薇图》,款题在峭壁深处的山岩上。这都是同样的例证,证明了在宋代(尤其北宋),无论创作、审美,都是将画面空间看成一个追求和谐之境的整体,认为空白处也是画的生命和气机,不可破坏那种流转的美与和谐,所以空白处绝对不可随意题款,唯恐那样会有伤画局,破坏气运(韵),有损艺术风水。但渐至南宋末年、元代以降,画风随变,元人打破画中的和谐,或者说在不和谐振中追求和谐,画中空白处开始题款,转换出另一种水墨风格。此为后话了。
这幅画也是用双幅绢本(188.7×139.8厘米),用略高的方形巨幅来画,气势已经先声夺人。看这幅画不仅在于其方位、龙脉,更应重在气势、韵律。其气势又在于构局、笔墨、声情。全幅画得非常厚重、饱满,密不透风,给人以震撼力。高山大壑,顶天立地,屏障天汉,密密层层,却又疏松透气,四面风生。
其山势,主要以高远法,左中右三路,中局为主而左右作辅助烘托。中局的主山主峰耸峙,山峰背侧又许多挺立奇峭的峰尖削出其间,宛如飞龙天降,鳞甲犹动,落于松溪石上。其水势,分左右两支,悬泉参差相向,从树头挂越而下,向画的左下角,涌为流泉溪瀑,汇为水口。山高林密,而水流淙淙,其气透于全幅。满山松林,山顶也是密植的青松,妙的是李唐以白云来作映衬。满山的云气,分左中右从山后岩顶悠悠升起,涌出山头,映现于松林密影之上,透于山间峰间。松须与云来掩映,方更见其美,更其高洁。画中云气的留白,极为自然,又深具匠心,深意蕴藉。右上一片白云,将山头、松荫与后面的峭峰隔开,有层次,有映藏,更见松之青、云之白、山之峻。这片白云,是画中最明亮处,是画眼,引人注目。这片云之腾起,将右上与左下的挂泉溪流呼为一气,全幅的山气、水气、青松气,与云气皆融贯于新春的生机活力之中。这就是全幅的气运,动静相生,一派活色。
在笔墨上,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也是造诣独绝。白云的自然留白,流泉轻快的勾描,与满幅高山峻岩和松林繁复千笔万笔的皴写形成了深刻的对照。他笔下的山岩,用了多种皴法,以直擦、斜擦的变化点线,犹如击打斫刻一般,从不同的方位将山岩的石质表现了出来,左右的山岩用钩斫之法,中部主山用的小方块似的豆瓣皴层层剔刮,坚硬得如伸手可触。高处山头用的是李唐自创的一种马牙皴,看似轮轮皴纹,极具工力,又称刮铁皴。山的皴法的不同,是与自然和表现的意蕴不同相关的。可以比较此图与范宽《溪山行旅图》所用短条子的点子皴或郭熙《早春图》所用春山初醒一般的卷云皴,笔法不同,用意也不同。李唐所用的马牙皴、豆瓣皴、刮铁皴,表现的是一种力度、坚贞和一种精神,他的皴法已越出了自然境界,而升华为一种精神。
山水画家所运用或创面格的皴法,直接关乎画者本人的艺术性格与精神境界,当然还有更广阔的时代、地域背景和特点。皴法的内蕴和表现,也关乎艺术风水的感染力以及影响是否深远。如李唐此幅山岩创格的马牙皴、刮铁皴,越是表现着山岩的坚实刚骨,就越是画出山的密质贞厚和重量感,从而更衬托出松更青、云更白,泉声清响。可谓于愈密实处愈见清空,风水更其悠悠终古,一种时代的精神扑面非典型肺炎。李唐并且也是直接参与,并创格、见证了中国山水画中一个重大的风格转换时代的变迁,即由北宋而南宋,山水画皴法中由偏重于“线”形的披麻皴而一变为偏于“面”的斧劈皴,这实际上是对山水的自然风水观和表现上的一种认识深化、丰富和发展。
凡是大师名家之作,凡是好画,其实表现得都很单纯,而且又更难在纵横千万笔,密上加密,复杂千状中的单纯。李唐此作正发球后者。
《万壑松风图》,其实画的就是山、泉、松、云四者。画之巨幅,其实单纯极了。画中一片静穆,万籁无声,却又满幅松涛、泉韵,在山间石上奏鸣。注意到吧,画中不着一人, 空山无人,这种境界,在中国画史上是一大突破,一个开创。山水自身成了山水画的中心,人物已隐退到山水之外,或深藏其中,而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万壑松风图》正是这种精神的象征。在北宋宣和年间,正是国家危急沦亡之际,李唐画春山青松,山如磐石岩骨如铁,坚不可摧,松映白云,更是高洁,浩气长存。满山青松,其实是龙年龙吟,其声势气势感人可知。画中风水所蕴发,真的是有胜千言万语。




宋徽宗《芙蓉锦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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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13



宋徽宗是北宋的“画王”,其美学思想极为丰富而深刻,他的画尤其注重气韵和意境,其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与流走融和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芙蓉锦鸡图》其尺幅就很美,绢本(81.5×53.6厘米),恰好符合“黄金律”,当然那时并无“黄金分割”的概念,而完全体现为画家本人一种对美的感觉。
这幅画的气韵与构局,因为有画有诗,还有题款钤印,因此空间处理大非易事。徽宗却举重若轻,在左边居中处出枝,写芙蓉花,一枝向上斜出,一枝向右横曳,而一只五色锦鸡正好停于侧目而视枝上,更压弯了枝梢,何其自然,何其轻盈优美。锦鸡飞临,背侧的姿态,头转向右上方,而尾羽斜贯,气接右下方,正好镇住两个大角,而与芙蓉花枝气运相和。右上两只戏蝶,上下流连,正好是锦鸡注目之方位。却又从左下角斜出白菊,两枝花头一斜一平,正好与芙蓉花枝的姿势相重(如诗律中的押韵)!
画面布局好了,气势已贯注于上下,接于三个大角。难的是还要题诗,题款。在画中题诗,乃徽宗开了风气之先。这幅画题五言绝句一首,五言四行,正好题在右上部,在飞蝶和芙蓉花叶之间,这个题诗的位置,妙在封住了右侧之上,不让气逸,又高于锦鸡的头部,更引领锦鸡关注的目光向右上角透发。落款与题诗分开,题款一行在右下部边上,“宣和殿御制并书”,再加押收,这个款识又略高于左边枝头的菊花,如果相平,成了“平头”,对气的流走就有冲汇,现在略高,又在右下一行,其势也是引领气之直上。押书“天下一人”,末笔的开脚较分开,是微宗在大观年间较早的签押。又向着右下角,也配合了气局的开张。
再综观全幅,可见其构局之美、之严谨。任何一部分甚至一枝一叶,一笔都不顺移易,稍微动一下,就会破坏全局的美,打破了平衡。全幅的气局成了有机的统一,有封有逸,有总的流势,向上向右上角引领生发。如上面的飞蝶高于左边最高的花头,则气就会压抑,现在相反,是芙蓉花头高过飞蝶,因此气势更斜贯带入右上角。其精微博大处如此。同样钤印“御书”朱文方印,是在“宣和殿”三字之上,这种徽宗画的体式,也一点不占画面,不减损那种恒美,相反却为之生色。如此来看,徽宗画的艺术风水也可领略品味了。至于借物喻意,抒写情怀,芙蓉秋菊的傲霜,锦鸡的“全五德”,又在画中画外寻了。




李嵩《月夜观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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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13



浙江钱塘潮。为自然一大奇观,名动千古,历代诗人,泳唱未已。但在画中却甚少表现,唯以李嵩此作《月夜观潮图》最为杰出。这幅画的作者,因画左下有“臣李嵩”款而得知。但也有认为有疑的,或也无法深考。但从李嵩为钱塘人,曾做过木工,又尤工于界画,且与画中题字的宁宗杨皇后为同时代人,因此李嵩作此图应是合乎情理之中的。
这是一幅纫册小图(22.3×22厘米),但气避甚大,真的是咫尺千里。画水画潮,难可落笔,看他是如何构局的?画中却是气吞山河,全景式截取移入,是魄力高手。其布势,先在右下面取楼阁台榭背侧目而视的一角,却从右后斜入。这建筑真的画得是转折有致,空间精确入微,宫廷华檐木结构的味道都画出来了,而且回廊、平台、楼阁上下,望之皆可相通而秀气看似容易,实在精湛难得。楼阁临江,取构小半一角,另一大半就让予画海潮了。一实一虚,一静一动,相映为妙。钱塘观潮,为一大名胜,万以八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中秋时节看潮为最胜。而中秋夜潮,又是人间极致了。此图画的正是钱塘中秋夜潮来时。画中楼台半掩,远山一痕,月亮金黄而正圆,已升到天顶,正是中秋。潮来有时,中秋夜潮可能要到半夜一二点,已在深夜了。现在来判定画中的方位,钱塘江由东海入口,沿海塘一直奔涌而来。潮来自东,建筑也是临江而建。江之对面为南,今之萧山境内。所以这幅画是从实境实情中写生而来。钱塘潮,进入钱江以后,是“一线潮”,等待再回流而退,则是“回龙潮”。画中正是有名的“一线潮”》杨万里诗“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正是指此景。潮入江中,如千军万马,齐崭崭的浪头涌至,翻滚一势,如同一线卷起。夜潮须久等,等得实在心烦,终而到潮来前数分钟,隐隐如闻呼鸣,稍听其声则愈清愈响,不顷刻,如雷声大作,见江中玉龙翻动,屏气而观,见时迟,那时快,真不知已卷到眼前,真是惊心动魄,一转眼,浪卷过了,只见拖着无数水花,整个江面如被洗劫过一般。“来时江海几成空”,实境也。
画中正是中秋月夜“一线潮”来时最美妙的一瞬间,江面空阔,画幅中心的志势福音全给了它,潮的业势非常迅捷,风帆也直不上潮头,所以画中以左上一小船风帆的追势来示意点醒。画中潮水,勾写烘染,极为生动而具变化,一笔不拘,严谨极了。还有画中画水,是明写,而画风,却是用暗写。楼阁上下,内侧的门门都是紧闭,观潮的人,很少凭栏而立,多站在平台或楼阁回廊的中间,为何不临江凭栏?正因为风大,潮水飞溅会沾湿衣衫。真是体物人自由往来,画得非常真切生动呵。笔者就曾经在中秋夜身临其境内外,所以更体味画中风水之妙。那月光潮水永远留在中国画史上了,相信比现实更美、更隽永。于今仍可听到依旧的涛声,只是那楼台、那皇家气派,已江山不可复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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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13






宋人《松涧山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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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13





宋代的山水小品,诗情画意,有不少佳构杰作,堪为绝唱。册幅虽小,气局极大。《松涧山禽图》即为一妙例。
图中山间峭壁,境界幽美,左为苍松亭亭,覆荫于溪涧之上。中为溪涧,水波回旋,涧中一块礁石,急浪从石下激涌,浪花飞溅。水势旋出美妙的曲线。回荡奔流,其气从右下“亥位”破出。
出人意料的是,画中空间,更精心写四只水鸟其位置动静妙成:其一在礁石上,其二飞向右上方,其三由右上向左(松枝上)飞去,其四则在松枝上俯看礁石浪间。这四只鸟,成了空间的连势,由礁石上①,飞向右上②,再向左③,停于松枝上④,再俯飞至礁石,如此正好是在松涧溪谷间飞了一个回旋,其气势正好与波涛水势一致,越出右下(亥位)。四只鸟所定的空间方位,正好转成时间上的一周“圆”转,时空之美在小幅溪涧中得到完美的共构(珠圆璧合)。
全幅的报韵典雅高贵,空间与气达到饱和。左上松树隙间峰石回转,正是气之来处,进入而与右下“亥位”气口相呼应。全幅的气息,因此透入透出极其深静、悠然、平和、恬适,给人以极目赏心的享受。
值得提出的,是此幅作正方形的构局,如果尺幅稍有裁损,顿时就会减色,破坏那画中的气运及由此生发的永恒之美。后世有一幅传为“仇英”的同一摹本,与原作景物相似,唯独尺幅稍损,气局泄漏,不够充盈,因此无法同时并观了。

马远《深堂琴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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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22


《深堂琴趣图》,仅仅不盈尺幅的一纨扇,却能妙写建筑和琴声,境界布局非凡。从画中偏于左半一角的构局,也可体味马远“马一角”构图的情趣。从中甚至可以精微体验宋画中的庭院风水之妙。
宋代人非常善于营造庭园空间,妙解风水构局,将人与绘画、建筑、庭院、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致于华美典雅的艺术境界。这在宋诗、宋词和宋画中留有许多经典的范例。如从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中可以领略庭园四季风水之妙,那是山间水涯,芳草长堤边令人流连忘返的时空流转;而《深堂琴趣图》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庭园建筑与音乐,与山水之间妙契的又一杰作。
建筑与音乐,在中国诗词中有许多经典迷人的篇章,但在绘画中表现,很不容易。音乐,救其意境,要有共鸣、幽远方妙。《深堂琴趣图》,以华堂独坐一人奏古琴,琴音的发越,与环境融为一体,画出来了。深堂内置大屏风,窗牖俱紧关,而正门却大开,琴音反逼更传于堂外。门外山石对立,林木高耸掩映,留出大半天空,正好一条石铺甬琴音而起舞。可感受音乐之魅力。庭石上又青松一株,遥承琴声,而成风入松。环境与音乐而已协和生发,绝无滞碍。主人弹琴,恰好面东,而门对南,空间方位甚为有序。如换其他任一方位,均与环境建筑内部空间不调,从而破坏全幅的空间气势,顿失音乐之美。设若弹琴者(主人)的方位是对着门南向坐,则气正好对冲;如背门北向坐,则琴声成死寂,更无悠扬的意味可说;如侧目而视身向西坐,则又太塞太背,与画中大半天空相背,气局又成僵局。所以,只有画中所示侧目而视坐向东最为佳妙,否则都会破坏画中的音乐美,有妨气局琴音的流走。这些看似细微之处,正可见宋人对画中空间风水的深刻认知。画中的空间,虚实掩映,向背分合,无一闲笔,皆为音乐而生而设,都为气韵琴音所宜。可见《深堂琴趣图》虽小幅纨页,位置经营却极为空灵精湛,空间境界妙造天地,琴韵幽深,上遏行云,其中风水之意境,流美千古。



文同《墨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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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22


墨竹画法始于五代,至北宋画者也寥寥。《宣和画谱》所记“墨竹门”仅得十二人。而文同是画墨竹的专家。他注重观察,在陕西任知州时,“于篔筜谷,构亭其上,为朝夕游处之地,故于画竹愈工”。他与苏东坡,曾经深入探讨画竹的经验,大体上认同竹为凌霜傲雪的君子,因此重其气节。二是画竹应胸有成竹,然后把握一气呵成,“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握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免起鹘落,稍纵则逝矣”。三是墨竹之墨分阴阳,“以墨深为面,淡为背,始自文与可”。四是文同墨竹“可使静险躁,厚鄙薄”(苏轼《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
明白于此,再来看文同这幅《墨竹图》,写竹一竿,枝梢倒垂,弯曲而挺劲,似游龙赴水。自左上角向右下角伸展。可以想到画时那种奔放不羁的气势。竹叶分浓淡二色,分出叶面(阳)叶背(阴),有俯有仰,撇叶多鱼尾二笔,或“个”字形状。叶密而成势,有夭矫起落腾挪之姿。竹为清品,与梅称为“双清”。梅枝一般不可倒,成了“倒梅”(元代王冕画梅却喜倒垂疏影,万玉生辉),但竹倒无妨,反而有“祝到”之喻。但一般画家也很少有画倒竹的。此幅虽倒垂,但梢头仍是有拗峭而腾起之意。正在于其精神境界。画中刚柔互济,气势横斜贯注,满幅竹影摇曳,清气透来,令人精神为之澄静,心情为之爽适,所谓“静险躁”,正是艺术风水之功能了。
墨竹正可提炼精神。培植气质,写墨竹正在于寄托情怀。所以到元代以后,墨竹成了文人画的主要题材内容之一,蔚为大观了。但文同此作,却是篔筜之气,“雏凤”之声,迎风照水,满幅吉兆,尤为感人。



宋人《鹌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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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3 14:22


宋画尚意重理,全在诗意中而哲理与俱。大至群山万壑,小如一花一鸟,无不画得生机盎然。
《鹌鹑图》,绢一小册页(23.5×23.1),仅画坡岸一只鹌鹑,枝芦草,虚实之妙,空间感极强。坡呈斜势,由左向斜至右下角。坡上略写苤莒等秋野小草,以水墨勾写,淡着色,稳住空间布势。一只鹌鹑偏于左边半幅,临坡岸背向,昂首转颈向左方,气势向上,显得卓立伟岸。这是画中主体。而留着空寥的水天,却从左边发枝,在左上部伤势,出笔勾写一枝芦草,三四片叶,疏疏写出,叶片舒展,封住了左上角的气口,又引领全幅员气局,气势是流向右下角。芦草画得飘逸有神采,已觉秋风盈目,而空间之虚实,生致毕现。气局满幅充盈,其势是向右下,但鹌鹑转颈故意向左,这正是得拗峭之美。宋人的空间意识,伟神妙运,位置虚实动静,实在大有深意,转盼皆活,深具风水远致。诗思正在秋风萧瑟处,溪岸回眸时。
宋人极重画中的吉祥谐喻。宋画本来一如宋诗,追求“诗画一律”,讲意境,重寓意,如此幅画一枝芦草,一只鹌鹑,正是祝颂“一路(芦)平安(鹌)”,再看那鹌鹑翘首回眸,看着远方,真令人动情了吧。
费了些劲 请楼主加精
这篇文章是丁羲元先生所写,丁羲元:倾二十年全力研究中国画史,研鉴探讨国宝级书画名迹,并独具心得。现为上海美术馆研究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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