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和：“人”的发现与超越 | 西东合集

　　　　　　——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哲学家斐奇诺的“人”的哲学



　　马奇里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生活于意大利文艺复兴黄金时期，是首位以严格的形而上学形式表述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哲学家、神学家，他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哲学家。他也因创办和领导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首倡基督教人文主义、力证灵魂不朽、提升艺术品的历史地位、首次提出“柏拉图式的爱”的观念等而彪炳千秋。斐奇诺还是当时著名的医师、音乐家、占星家、预言家、魔法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著述、译著宏富，著有十八卷的《柏拉图神学》、十二卷的《书信集》等，翻译了《柏拉图全集》《普罗提诺全集》等大量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并且加以注疏，有些注疏对后世影响甚大，比如他对《会饮篇》的注疏《论爱》就是“柏拉图式的爱”的观念的产生来源。他交友遍布欧洲影响甚大，是文艺复兴时期又一位“通才、全人”（πολυμαθήςHomo Universalis）。
　　国内熟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专家加林说斐奇诺在15-16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具有象征性意义。 在成就自身之外，还培育了著名人文主义者基瓦尼·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和弗朗西斯科·蒂亚开多（Francesco da Diacceto）等大量人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全面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丰富而影响巨大的人，却用四个字总结他眼中的普罗大众，即：“愚蠢”和“悲惨”。

一、悲惨而愚蠢的人类

　　斐奇诺在一封书信中说：“德谟克利特常常笑，而赫拉克利特常常哭”，这是古代经常被引用到的名言，斐奇诺认为前者笑的是人的愚蠢，后者哭的是人的悲惨。愚蠢表现得荒谬，所以让人发笑，悲惨显得令人惋惜，因此引人哭泣。他认为愚蠢就是谬误的判断，悲惨只不过是谬误的判断引发的欲望对人造成的折磨。因此“悲惨”是“愚蠢”的果实，或者说愚蠢导致了悲惨，进一步将，愚蠢是理智上的错失，悲惨是现实生活的境况，人类在现实中的悲惨被斐奇诺理解为理智上的错失，理智又一次占据了生命哲学中的主导权，这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观点。
　　那么，具体而言，人类有哪些“愚蠢”的表现呢？我们根据斐奇诺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注重未来，却不注重当下；害怕死亡的结果却不担心一直在死。
　　第二、注重肉体，而轻视灵魂；重感官而轻理性。
　　从第一点来看，斐奇诺说，人们很尊重不存在的和新的东西，而贬低现有的和熟识的；由于对未来事物持久的渴望，人们就不享受现在；大多数人总是一再开启新的不同的行动，以期有一天能达成；人们聚集财富好像他们不会死似的，他们滥用享乐好像他们每天没有在死一样；人们总是在真正知道各种事物之前就渴欲或者害怕它们，不管那些事物是否值得，人们总是将暂时的和琐碎的东西放在永恒的和宏大的事物之前；斐奇诺常常不解为什么人们总是害怕死亡的结果，而一点都不担心每天都在“死着”这个事实。这是强调生命的时间性或者说即时性，死亡作为结果随时都在进行中，死亡与生活从未分别开来，但是常人却故意或无意地将生死对立，将时间切割成过去和未来，完全忘记现在。这也就意味着斐奇诺反对生死对立，将生命做过程解，或者当即时的瞬间解，为了不切实际的未来而牺牲当下的怡然自得，当然是一种愚蠢，也是一种悲惨的生活。
　　关于第二点斐奇诺则认为，最愚蠢的行为就是很多人在竭尽全力喂养一头野兽，即他们的身体，那是野蛮、残酷、危险的动物，这时灵魂会饿死；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来灵肉相分的观点，沿用苏格拉底将欲望比喻成野兽的做法，认为人们想获得财富是来服侍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不担心那欲望应该服侍理性；人们总是勤苦地寻求给身体的药物，却忽略灵魂的疾病；因为我们愚蠢地喂养身体而否定灵魂，身体变得肥胖而强壮，灵魂变得瘦削而脆弱；人们总在身体和灵魂、理性和感觉之间有持续的争斗；人们愿意精心布置建筑的各个微小部分，愿意调试哪怕琴弦一丝头发的距离，但是他们从不试图协调灵魂的各部分和运作；人们把石头弄成活人的模样，却把活人弄成了石头；人们不关注人也不瞩目智慧者，而乐意放纵自己去服侍兽性和邪恶。
　　但是斐奇诺忽略了他在第二点中强调的“灵肉相分”与第一点中的“生死相依”是矛盾的。人们恰恰是因为灵肉相分的看法才会选择相信死亡是灵魂脱离肉体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即生即死的瞬间。灵魂与肉体一旦分开或者对立起来，死亡就只能是结果。因此他自身理论有这个严重漏洞，当然这也是柏拉图主义需要面对的问题。
　　然而，以上两点会造成什么悲惨的结果呢？本文也总结为两点：
　　第一、向往智慧却深陷愚昧，自相矛盾，南辕北辙，颠倒梦想。
　　第二、不注重人的培养而逐于外物，浪费光阴，不注重自己。
　　这第一个悲惨的结果就是：有死的人每天都向上帝索要美好的事物，但是他们从不祈祷自己能很好地运用它们；他们认为可以和其他人和平相处，然而却不断地和自己做战；人们以为他们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现自己是个可靠的朋友，但是他们对自己都不能守信；人们自己鄙视智慧的人，但却尊重智者的塑像和名讳；人们尽管不知道自己的事，却宣称知道其他人的事；行政长官禁止谋杀，却允许到处制造杀人的工具；人们渴望有好收成，但他们不会很关心幼苗，也即孩子们；人们总是在今天过着糟糕的生活，却想着明天会活得好。斐奇诺反问道：为什么人们生活在偶然中却夸耀自己的理性？为什么人们在不是自己的主人时还努力想成为别人的主人？为什么我们渴慕掌控却日陷囹圄？为什么我们努力攫取荣誉而非努力变得配享荣耀？既然相反的性质才可以相互抵消，为什么人们还是以恶制恶？为什么我们常常希望通过恶名昭彰来赢得声誉？他说我们在其他人那里尊崇德性，但我们自己却努力看似配享尊崇而不是变得配享尊崇；我们对真理充耳不闻，却谎称耳听八方。因此我们是在至少处寻至多，低处求高，在恶里找善，动中求静，纠纷中找平静，贫乏中寻富足，还在死里求生。在斐奇诺看来这是个认识论的问题，理智不足就会发生这样的浑然不觉的自相矛盾，我们不清楚自己已经或者说一直在违反逻辑地思考、说话和做事。理智上的欠缺是我们悲惨处境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格拉底站在斐奇诺背后，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一直在支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悲惨罪恶都来自无知，出路在于，首先自知无知，然后试图探索何为知识？何为智慧。
　　讲到第二种悲惨的结果时斐奇诺反问道：有多少人能把人看得和钱一样重呢？有谁能像培育他们的领域和事务那样培育自己？谁会像关心马、狗和鸟那样培植自己的家庭？谁会认为如何安葬自己是浪费时间？在花钱上我们很吝啬，但在浪费时间上则放肆地过了头。谁能找出几个认识了自己灵魂之贫乏的人？每个人都以为他富于智慧而缺少钱。我们因别人的错误心烦意乱，但难得考虑别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让我们自己和别人心烦。对于那些因为自己对某些人或对象的热爱而鄙视和放弃自我去追求它们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人们没法没有自我而通过其他工具获得任何东西，人们如果失去了内在还怎么指望获得外在的所有物呢？当珍宝就在近旁，就在我们自己之中时，人，这些旅者，为什么还要去很远的地方找寻？（Letters，1.57、58、59）
　　认识自己从认识自己的愚蠢开始，从认识自己的愚蠢来自于无知开始，因此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无知及其后果，这是最简洁的苏格拉底理智主义信条，我们很难依据这样的信条解释故意为恶，斐奇诺讲的都是无意识中做的错事，但有意为恶怎么办？有意为恶是否是人类理智的觉醒？斐奇诺认为“人”应该认识的不光是自己个人的那些事，应该认识的还有人“类”的总体特征，要认识人类自身的无知就要从认识人类普遍的悲惨现状开始，这是一个经验的发问的开端，同时也是每个人追问自己的开端。

二、生命本身和人类的地位

　　在论述斐奇诺眼中的人类之前，我们首先要总体了解他眼中的生命观。首先，斐奇诺将生命本身看作在人类生命之上的东西。生命存在于一种不可分的力量中，死亡就是分解和消散。独一无二的生命统治着世界形体，它在权能、智慧和善方面从开初就指引着世界，从不怠歇地引向至善。这生命既是最高的上帝——如果它是上帝，那么很明显上帝是有远见的；也是上帝的助手——如果生命是上帝的助手那么祂也是有远见的，因为这第一原理作用于并且推动了一切祂意欲为之的。因此一切最终都是由上帝的至善指引的。（PTH，2.13.8）
　　具体到人的生命时，斐奇诺按照人的生命中运用理性、气性和欲念的多少，将人的生命分为六种：第一种人的生命更多地运用理性，较少气性（或“愠怒”，ira，相当于柏拉图那里的“激情”），最少欲念；第二种人的生命更多地运用理性，较少欲念，最少气性；第三种人的生命更多气性，较少理性，最少欲念；第四种人的生命更多气性，较少欲念，最少理性；第五种人的生命最多欲念，很少理性，几乎没有气性；第六种人的生命最多欲念，有点气性，最少理性。（PTH，4.1.15）这是一种排列组合，也是结合了柏拉图主义和盖伦医学理论的学说，是一种人格分类学，也是明显的理智主义人格论。
　　从这种人格分类的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人之等级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理性”，其次是“气性”最后是“欲念”。斐奇诺认为灵魂是真实的自然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本身会给予身体形式并管理身体，因此比身体高级得多。身体会分解成无数部分总是身体，理性灵魂作为身体的真正生命则无论如何变化都总是生命。（PTH，5.15）而在形体如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有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是生命的和谐，它来自给予生命的精神。（PTH，7.11.1）
　　由于这种赐予理智的精神决定了生命的最高形式，因此谈到生命与知识的关系时，斐奇诺认为在这种生命引导下人过的生活（vita）比知识（scientia）更自然，因为这种生活更原初、更内在、更持续、更实在（substantialis）。因此对真正的生活和生命的渴念就比对真知识的渴念更本真（自然）。由于对真正的生活的也即永恒的生活的渴念远比对真知识的渴念强，那么永恒生活的达成就比真知识的达成更自然、更有可能。确切地说，由于符合永恒生活的生活比理智和意志伟大得多，因此如果我们在理智和意志中都获得了永恒的生活，那么就更不用说我们在生活中也能这样了。如果这种永恒的生命自己能和灵魂随后的作用联络，也即和理智和意志联络，那么它当然可以预先和其生命联络，那是原初的作用。（PTH，14.5.7）可见上帝被斐奇诺定位为最高的生命形态，也是人的生命形态的归宿和意义来源，有趣的是这个上帝是理智的上帝，是极端或纯粹的理智。
　　由于人较动物而言更接近神或更具备理智，因此在区别人与神和动物时，斐奇诺发现人类生活不过是神圣和兽性之间的“中途”，当理性灵魂过着这种中间性的生活时，也过着其他极端的生活；但是当它倾向于其中的神圣生活，也就是这一生开始做死后得到完整时，就不会堕入中途的或兽性的生活。（PTH，16.5.5）因此人的生命来自真正的生命和生活，后者又来自至高的上帝，因此人应该过一种真正的朝向和回归上帝的生活，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可见，人类的生命有其特殊性，它与理性、生命之源紧密相关，处于兽性与神性之间。

三、理解人、人的欲求与本性

　　如何避免上面提到的人类现状，如何摆脱无知、愚蠢，避免悲惨呢？斐奇诺的生命理论告诉我们，理性就是攀登生命的阶梯，应该以此居间性定义人类，也因此而看清人类的局限，人有其欲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愚蠢，但也要认情他们的本性，因而不会妄自菲薄，自怨自艾，辜负了自己的本性。
　
（一）人的定义及人与动物的区别：作为神的人

　　从种类上讲，斐奇诺认为一个个体的人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的本性即人的种类的本性，一是不一定属于那个种类的偶性。比如苏格拉底是白的是怎么样的外形都是偶性，使其成为人的还在于其分享了人的本性，但是苏格拉底这个个体作为整体包括了两者，缺一不可。（PTH，11.3.4）人并非属（动物性的）加种差（理性的），人之为人是单一的，如果将人分成属和种差那么两者都不是人，正如把身体分成头、胸、体等都不是人。看起来包含在种中的属和种差并不包含在对象中，因为在种中并不包含两个形式，对柏拉图而言人的本性是理性，这是一种单一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体才是单一的，这展示了种的单一性。（PTH，8.4.17）所有哲学家都同意人是个特殊的种，其标志性的种差是其“理性”。（PTH，15.6-8）
　　像以往哲人一样，斐奇诺也比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
　　1、人本身是理性灵魂：人和动物共有一种本性，即营养和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及身体的能力和外观在人和动物那里都一样存在一样易朽。但人还和神圣者分享着不朽的东西，灵魂不光分享着神圣者的理性而且还有意志，它可以自由地命令身体。因此人的理性灵魂本质上接近神圣的存在。（PTH，9.6.4）
　　2、人有神圣沉思：人之所以比动物优越不是因为他们有言语，动物也有吼叫等替代性的表达，不仅是因为有理性，因为动物也有一定的推理、技艺和管理活动的迹象，甚至是纯理论的理性，因为似乎在动物中也有相应的对万物的思考；因为它们会通过选择食物和药物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而且它们会给我们未来事物的朕兆，比如风暴等。那么留给人的是什么呢？唯有对神圣者的沉思。（PTH，14.9.1）
　　3、人在地上只是客居：因此不朽的灵魂就通过不朽的天界的形体而和有朽的肉身结合了。它本来是永远住在永久的家中的，因此只是短暂地住在有朽的肉身中。理性灵魂应该被称作某种意义上的神，或者环绕着云气的星，或魔灵（deamon）：并非地上的住户而是客人。（PTH，10.2.13）斐奇诺呼吁客人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天界的居民，是为着沉思天界的事物而诞生的。让他们记得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沉思，那么生活就会由于沉思而丰富和完善。但是由于身体的生命在这种沉思中会失去所拥有的，因此在这种物质生活的削弱和死亡中，人们真正的生命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了。（PTH，10.2.14）
　　人会沉思表现了人回归神的努力和途径及其自身的神性。因此人也是一种神，一方面作为来自神圣者客居大地，另一方面管理世界，对于其管理者他就是神，这点从人的欲求和能力中可以看出来。

（二）人的欲求、能力与作为

　　按照不同存在，斐奇诺认为植物的生活是通过长肥来放纵其形体，动物是通过满足感官来生活，人则是通过理性来掌控人类事务，英雄则是钻研事物的本性，魔灵则是精密地计算数学，天使的生活是寻求进入神圣的奥秘，上帝的生活则是为了上帝的需要而施为一切。（PTH，14.3.2）人的特别之处在于：
　　1、人有技艺：动物生活不靠技艺或者只靠某种技艺，但是它们不自由，要受到命运的支配。它们不会随着时间而改进它们从事的事务。人则不同，他们发明了无数的技艺，能做自己的选择。人们会练习很多技艺并且越来越熟练，人们的技艺不是自然作品的奴隶而是对手。人类效仿所有神圣本性的作品，完善低等自然的所有作品并且改正它们修订它们。（PTH，13.3.1）
　　2、人能自治：人的能力很像神圣本性的权能，因为人通过自己治理自身，也即通过自己的意见和作为治理自身；他们没有受到周围物质本性的限制，而去模仿更高本性的作品。他们比禽兽更少依赖于低等的自然，因为他们自己种食物自己织衣物，他们自己修筑居处武装自己，他们是靠自身的能力生活的。（PTH，13.3.2）
　　3、人类扮演神的角色：人在地上的文化是何其伟大，其建筑和城郭是何其超绝凡尘，其灌溉技术是何其娴熟！人类还利用动植物作为自己的事物、工具和乐趣，同时人类除了利用和统治它们，还要管理、培养和教导它们。普遍的施予来自上帝，祂是宇宙的因由，而人向生物和非生物施予因此也是一种神。他是动物的神，很明显也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素的神，同时也是各种材料的神，他会操纵和改变它们的形式。人类扮演着神的角色因此也是不朽的。（PTH，13.3.3）
　　4、人渴望成为和回归神：人类的欲望中有种胜利和征服的渴望，整个世界也不足以满足这种欲望，人们征服了一个世界还有另一个未被征服，人要的是征服所有拥有所有，那其实是上帝才做得到的，因此人是在努力成为神，历史上的哲学家们也想要被当做神来崇拜。因此所有人其实都渴欲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未来能成为神圣者。（PTH，14.4.2）人总是渴望像上帝一样。人的理性总是自然而然地向往不朽的生活。理性灵魂渴望永恒正如其渴望存在一样，正如狼渴望羊一样自然。（PTH，14.5）人总是不会甘于安于习惯的生活样态：他不满于现在所处的居所。他们渴望回归天上的家园。（PTH，14.7.3）
　　因此，人的故乡在天堂，人的本性自然应该由其源泉来决定，因此斐奇诺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其宗教性。

（三）人的本性：宗教性

　　从人的自然欲望出发，斐奇诺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这样的观点：宗教性是人的本性，动物没有表现出任何宗教的迹象。动物与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会沉思。动物没有表现出任何宗教倾向。人对神圣者的崇拜就像马嘶犬吠一样自然。因此人不同于动物的在于他们有宗教。如果人的宗教没有根据那么他们就是最不完美的也是最可怜的。因为其他方面他们都比不过动物。（PTH，14.9.1）
　　证据1：人依靠神来引导一切。斐奇诺说柏拉图在《普罗泰格拉篇》中和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中都说人天然是社会性的动物，因为个体缺乏很多群体有的东西，当人们需要成为一个群体时就需要法律引导，而最高的法律史来自律法的给予者——上帝的，因此正如柏拉图所说，没有人动物不可能被很好地引导，没有神人也不可能很好地引导。（PTH，14.9.3）
　　证据2：人会像崇拜诸神一样崇拜自身。人会像崇拜诸神一样崇拜自身，人们会把其他人当作神圣者崇拜也会崇拜本心的良知，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那是上帝的脸。同时唯有人会用爱、姿态、话语、圣所、牺牲来敬拜神，人的神圣性就藏于其中。人知道将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者来渴慕，作为父亲来爱和恳求，作为我们的王来崇敬，作为我们的主来敬畏。（PTH，14.8）
　　斐奇诺在强调人的神圣性时，并非着重人对万物的利用和管理，而是强调其和神圣者的链接，以及人的来源和归宿。但是客观上将人看作一种神，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思想家的观点对历史的影响往往不是在于思想家本人的意愿，而是在于时代和受众的特别需要，因此我们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斐奇诺没有夸大人的重要性，反而是强调宗教性作为人的本性的重要性。文艺复兴人们看到的是人的重要性，而我们认为现今人们要努力看到的是人之本质中的宗教性。而且所谓宗教性只是变相的理性，因为斐奇诺的上帝是理智的最高代表是理性本身的化身，因此推崇宗教性就是推崇理性，推崇所有人类共同拥有的生命根据和意义，推崇人类作为类的普遍性。这也是文艺复兴时的重要理论成果。

四、对人的发现与超越

　　综上所述，在斐奇诺看来，死亡不再是生活的终结，而是从不完美到完美的存在和知识这样一个连续的篇章中的状态，灵魂连接了现世和“将来”的生活，如果在此生的生活中灵魂都可能脱离形体，战胜形体的影响，上升到更高的觉知，那么通过死亡，灵魂与形体完全的分离就需要灵魂的将来存在与不朽性作为必要的条件。斐奇诺针对阿维罗伊的观点，重点强调个体的灵魂的不朽。强调每个上帝分配到个体中的灵魂都是具足理性的，都有回归上帝也即其源头的“自然渴念”和能力，只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性的作用，人就能使灵魂和物质性形体尽可能地分离，死后不朽的灵魂经过审判就可能回归上帝。那么现世的人要做的就是避免太多地沾染世间的物质性的拖累，尽量使自己精神化，越精神化便越接近上帝。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斐奇诺发现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地上的统治者，更是一个客居者，其家园和目的地是天上，其真正的存在是理性的、精神性的存在，灵魂不朽保证了其生命的意义而不是靠地上的享乐和作为。宗教性是人的本性，这是斐奇诺发现的人，而他所谓的宗教性也不是强调基督宗教，而是指人对其生命的来源、超越者的高级“智性”的虔敬，他提倡虔敬哲学和博学宗教也与此相关。因此斐奇诺在发现人的同时，提出了超越人的目标，从这点上看，他继承了以往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就其发现理性是人发现和超越自身的根据与目标而言，他又开启了现代哲学的“自然之光”传统，人可以正大光明地运用自身的理智，在运用理智的同时既是发现自身也是超越自身，最终还成就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