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心语》

东瀛路上的生命线段(1)

(一)

近日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们留学的日子》让母亲的眼泪一串一串地流。母亲一定是把镜头里海外学子的悲壮全部幻化在女儿身上了。女儿也的确在东瀛路上留下过一笔生命线段，这生命线段中同样藏满了故事……

十年前，我怎么会去了日本?想起来，至今恍然如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并获准了奖学金，我决定西行，加入时代的留学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改道东渡了，从此开始了我的遥遥东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眼前的这双手依然纤细嫩白；我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里的走廊还能容纳一盆君子兰；我不曾为签证忧心忡忡，护照上总是如期多了一块方章，年复一年；我不曾受学费的重压，当我入不敷出的时候，学费总是得到了减免。在这几个“不曾”的范畴里，我未与很多同胞共难。但是，在日本岛上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初到日本的一个晚上，我在卫生间读了好久的书，反正也没人等着上厕所。不料，当我走出厕所，家里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里的旧洗衣机转着转着出了毛病，酿成水灾。我明明知道于事无补，还是慌忙给朋友拨通了电话。

“打电话也不看看时间。哭什么呀?只能怪你不好。”被电话铃从梦中惊醒的朋友生气了。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水漏到楼下了!”砸门声震天动地。十万火急之下，我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是我箱子里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铺”。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一动身子，我的“被子”就会碎。

虽然被褥晒了好多天也不干，但我的眼泪却干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逢人便说早上好!下午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对我关怀备至。我宿舍里的全部用品几乎都是大家捐献的，当然也包括那台漏水的老旧洗衣机。几个小伙子还羞答答地凑过来跟我说英语，争着为我讲解业务。我紧张而快活，一点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长，公司的一位老姑娘开始和我过不去。

我有一件从北京带来的蜡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闺秀”，北京的朋友都这么说。可是老姑娘却说在日本它只适合当围裙。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青岛女士送给我一块装饰手表。我觉得戴上它才不辜负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专门选了一件与手表同色的浅蓝色上装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说：“这表是儿童手表，你戴它不难为情吗?”后来，她又问过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你们中国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吗?”“你们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还是上山挑?”等等。她还当着我的面邀请公司所有的人去听她姐姐的钢琴演奏会，惟独不叫我。好像我只是公司的一台计算机、一把椅子一样。我的自尊心屡屡受伤，晚上回家一出地铁眼泪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学美国。在异国他乡也遭同样冷遇，你该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无数次与她对话。

就在发冬季奖金之前，我辞职了，毅然决然，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我不是难民!”当时，我还年轻，自尊心完全没有弹性。

(二)

我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大学院。带着这个好消息，还带着一大堆百日元小礼品我飞回了魂牵梦萦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颗了，妈妈的头发花白了，从首都机场到家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了出租车的后座，六只手始终没有分开。

一进家门，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饱墨楷书“帅府”，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一瓶红葡萄酒把大家的笑颜从里向外染红。

“嘘，小点声!都深更半夜了。”妈妈总是最周到的。

“隔壁老刘好吗?”我这才想起了久别的邻居。

“小帅，爸爸正想和你谈谈。你走以后，这栋楼的人口发生了变化。先是二楼的老马病逝了，去年楼上的大俞去了，前不久隔壁的老刘也走了。大家的年龄都比我小，国务院都开始重视中科院的'英年早逝’。今后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你是姐姐，不要慌张，你要和妹妹一起照顾好妈妈，千万不能让妈妈孤独。爸爸常年来的疲劳也是积重难返，不过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判断，爸爸的话没有带着任何酒性。

家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能发生，上帝保佑!自十六岁起的邻里：马叔叔、俞叔叔、刘叔叔怎么可能这样快地一个接一个地都走了呢?那年，妈妈重病缠身，爸爸隔离审查，我和妹妹泡在眼泪里生活。一听到我和妹妹搬煤气罐的声音，楼道里就会有许多房门打开，叔叔们都抢着为我们姐妹俩搬煤气罐，晚上阿姨们还送来热乎乎的饺子。在我年少的心中，你们是我的人间真善美的老师啊。因为有你们，困境中的我才依然感到生活是美丽的，周围世界是美丽的。你们为什么一去不归了呢?我的书包里还有为你们准备的日本小礼物呢。父母一下子老了。我还没有为你们好好做过一次饭就走得这样远。爸爸没有牙，明天我去买豆腐。想想今晚这桌饭，没有一道菜是爸爸可以吃的，所有菜都是为我洗尘的……上床后，我蒙被抽泣了。

东瀛路上的生命线段(2)

一九九三年初春，我的毕业论文进展顺利。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我在洗澡间滑倒，背部扭伤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疼得想打滚。医生给了我解疼的膏药，每片膏药都是大大的，富有弹性。回家后对着大镜子，我试贴了好几次，均告失败，因为我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无奈，我把膏药拍在门上，然后用背去蹭门，依然屡屡失败。从背部，从心底钻出来的两股疼痛合流、并轨，把我击倒了，我趴在床上痛哭了。我又一次明白了，在日本，我有学上，有工作做，可是我没有一个最最渴望的家。异国的孤绝，思乡的殷切，“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况味，这一夜我是尝尽了。

我爬了起来，站了起来，坚强了起来。疼痛是一种滋味，孤独也是一种滋味。痛苦与孤苦是人生中必上的两道大餐，我品尝了太多，我的整个人生有了味道。我咬住了牙，我顺利地完成了答辩，会场中竟然没有人发现我有何异样。答辩完后，导师拍我的背，同学搂我的脖，他们每对我亲昵一下，我就要叫一声“哎哟——，我疼!”我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了。

(三)

我是惧怕孤独的。为了消解孤独，哪怕是一杯水我也是坐在麦当劳喝而非在家独饮。看到一家家围坐一团，孩子们嬉笑打闹，我就像得到了一片热腾腾的空气。

为了多找一点热腾腾的空气给自己，我有时参加一些中国人的聚会。我总是带回同胞的一捧热情、一股温馨，并将它在心中存放足够长的日子。但是十年以来也有过一次小小的例外，我的心似乎被推向了更深刻的孤独。

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有一位做保险业的中国女士瞪大眼睛问我：“怎么，你还活着?”脸上露出的惊异像碰到了鬼。我思量片刻，依然不知如何回答这种特殊的问候，我只好冲她苦苦地笑。

她接受了我的态度，与我攀谈起来。

“我是西安人。那年因为你来西安，西安市发生了交通瘫痪。”

“我还没有去过西安。”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

我曾经送给一个美国朋友一个兵马俑小石像。他曾问我：“你送给我的娃娃为什么这么旧?”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在西安兵马俑阵前为他解释，那该多好。

历史就像是一个已经碎了的玻璃柜，无论时光飘逝了多久，里面的东西仍然依稀可见，淡化不了，模糊不掉。即使你闭上了眼睛，它还是停留在你的视觉里，感觉在你的全身，让你大脑中的每根神经挂满铅锤。

我究竟是谁?我经常从自己每天的生活中感觉到自身的极其平凡；从对自己遥远过去的不断追忆中，我又悟出自己经历的极不寻常。命运是难以诠释的，就像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现在写的是“东瀛路”而不是“德国行”一样。我已不想去解析自己解析不了的命运。我能做的只是向前走。体力好就跑两步，心力不足时便歇歇脚。我相信自己的脚印是伸向前方的，无论是印在故乡，还是印在他乡；我相信我人生的车轮是驶向光明的，无论它的前方是一片阔地还是满山荆棘。

谁不渴望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周围是片理解的海洋?谁不认为一个充满理解的世界和没有理解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两种人生?有人说理解不能当饭吃，可我曾觉得理解就是我的粮食，因为没有它我便感到饥饿；理解就是我的甘露，因为没有它我便觉得干渴。每当获得它时，我不知要把它拿到心里咀嚼多少次品味多少回。

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说他不太赞成大家都说的“理解万岁”。父亲说：经历不同，心路不同，理解很难相同。对理解可以追求，可以期盼，但不能到了依赖的程度。得不到理解的时候也不能误了走路，要想让别人理解你就必须一直朝前走。理解会在前方迎接你，而不会在身后等你回头。

父亲是最理解我的，最理解我对理解的渴望、对理解的期盼。来自父亲的理解和安慰从来不是软绵绵的，而是可以使我受益一生的关于自强的道理。当我把父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当我努力斩断对理解的执著追求，却发现周围很多人眼里盛满了理解的温热。

如今的我再也不会喊“理解万岁”，对理解的要求也不再绝对。我现在想努力做的是理解他人，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理解当年被无情翻弄了的历史，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我仿佛完成了一次心量的扩展，一次心灵的成长。

窘

短暂的人生中，我做了很久的学生，而立之年时仍然泡在学堂里，寒窗苦读。其间，也当过老师，业余的。东渡以前就为我家楼里的小学生们办过暑假培训班。那感觉真是好极了。一颗柔柔的爱心弹出去，即会隐隐约约地听到孩子们的心上发出透明的回响；一点点知识撒出去，即会真真切切地望见孩子们的额头上闪烁着智慧的光环。那个暑假，我流下了咸咸的汗水，但也收获了甜甜的慰藉。

教成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一次，我们单位派我担任计算机讲习班的讲师，我紧张得超过了当学生时的期末大考。结果，两小时的课，我对着天花板五十分钟便讲完了。余下的时间，实在无法从容应对，只好下课。总工程师柔和的批评中透着十二分的恼火。

来了日本以后，我能够教授的科目中轻松地加了一项：中文。我渴望在周末改变自己的学生身份，成为日本孩子的家庭教师。很快便如愿以偿，我成为一家三姐妹的中文加英文的专任老师。

可惜这个机会还没有开始便结束了，因为第一次授课时我便迟到了一个小时。还是禁不住想解释一下，并非我不懂守时，是女主人将我说的出发时间听成了到达时间，都怪当时我那龌龊的日语词不达意。

没想到精神头还没有提起来，第二次机会又降临了。朋友为我领来了一个学生，竟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想学中文的目的是美容，她相信脑子如果生锈，脸上即会生锈。于是，请我用中文来启动她的脑筋。

我明明知道自己只适合教娃娃，还是应了下来。对母语的深深眷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滚瓜烂熟的汉语拼音都给了我信心。切勿再失良机。

我们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

时间：双周星期五晚六时至七时 地点：“樱”咖啡馆 报酬：三千日元 授课一开始我便刻意收敛起教孩子时习惯性的腔调，一举手一投足都放得庄重，也不忘自己是个晚辈，言辞谨慎。我不说“您明白了吗?”而总是说“我说得清楚吗?”我们之间的信赖以及课程的进度都在稳步进展。

又是一个金色的星期五，我们照例来到“樱”咖啡馆。在课程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临桌来了一群天底下最快乐的青年男女。安静的咖啡馆骤然间变成了沸腾的酒馆。我与她之间虽然只隔一方茶几，却需要将手做成传声筒才能让对方明白。

“您今天的问候用语掌握得很好。” “你……吹……牛。”

“说'你吹牛’不妥，要说'你过奖了’。”

“'过奖’是什么意思?”

如同喊一般的一呼一应真是很累人的。

“我们去别的咖啡馆吧。”她的提议将我们带出了嘈杂。

在第二个咖啡馆一坐又是一个小时。起身前，她说：“今天的课程时间延长了一倍，中途又换了地方，很是抱歉。”

“在这第二个咖啡店的时间都属闲聊，谈不上是上课。”我实事求是地说。

“话可不能这么讲，'吹牛’与'过奖’的区别，我就是在这第二个咖啡店弄明白的。你今天一定要接受我的一点小意思。”只见她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叠成一个窄条的一万日元放在手心里。

“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寂寞得很，就当您请我喝咖啡，我应该感谢您。”我继续讲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收下我的这份心意，以后也无法再求你教我了。”她的语气由和蔼变为郑重。

“如果实在要将第二个咖啡馆的时间也算成上课，那也只是两小时。我们已说好一小时三千日元，两小时也只能是六千日元。我没有任何理由收你一万日元。”我话音未落，就看到她放着光彩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将手中握着的钞票轻轻展平放在桌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一字一字地说：“这里是五千，不是一万。”

我顿时耳根发热、无地自容。如果脚下肯为我开个地缝，我即会钻进去。我不能怪一万日元和五千日元的钞票太像，也不能怪咖啡馆的灯光太暗，我只能怪自己的感觉错了。

此后，在她面前，我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自然态。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记起这段“窘”，便自觉汗颜。

走的速度

来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语学校学日语，下午在涩谷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都说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玩乐的圣地，还是新潮、时尚的发源地，比如，让现代中学生倾倒的又松又长的白袜就是从这里出笼而风靡了全日本的。你身边只要有一群女中学生走过，就会有低低的一片白跃动着，耀眼着。你说怪不怪，那长长的白袜总像要掉，却总也不掉。

在涩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点怪。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不过来是几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喝杯茶吧。”“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两大跳，三大跳……，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镜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镜，淡淡的口红，没有任何涂抹的面庞，雪白的衬衫，几乎盖住脚面的长裙，方方正正的茶色书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遍一遍地检点着自己，没有发现一处不得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丝轻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后，我的遭遇依然如故，总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饮，“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饭。”我开始说谎。

谎言有时也帮不了太大忙。“那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对方会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弃了谎言，放弃了温和的解释，我放开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车站。看见“可疑分子”时索性跑起来。在喧闹的涩谷我一闪便没了踪影。回到家，我总是紧紧张张地锁好门，挂上厚厚的窗帘，再过上好一阵，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在涩谷再也没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声，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脚步是北京的节奏，优哉游哉。我起步和落脚的时候，也许都是有短促的停顿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会被扯乱。

我吃惊地发现在涩谷，凡正经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经的男男女女才把脚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拦什么人。我差点被他们拉入伙，好险!

很快，我学会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办事，我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我的思考却不再跟得上我的脚步，我的灵感也不再融得进我的工作，我快得一点也不自然。

日本大蟑螂

初到日本的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一开灯，发现沙发上方的墙上爬着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顿时毛骨悚然。愣了半天，才去厨房拿喷药，对准沙发上方和背后闭起眼睛喷了一气。大蟑螂大概被喷死了，可我也不敢挪沙发看。静了好一会儿，还是觉得这屋无法待。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进到里屋，把门关好。

刚刚在榻榻米上坐下来打开电视，电视机上方也蹿出一只知了那么大的蟑螂，我“啊”地掩嘴惊叫，魂飞胆破。

家中哪里还有我的安全地带?大活人也不能在虫子面前败下阵来呀，我为自己壮胆。于是又去厨房把药拿来，对准大蟑螂劈头盖脸地喷。大蟑螂没有动静了，它的遗体可能在电视柜的背后，可我不敢“验尸”。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实为榻榻米上的一床褥子)，手僵直地握着喷药瓶，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家里的每个角落。天晓得犄角旮旯里究竟藏着几只大蟑螂!

入夜后，我蜷缩在床，惊魂未定。忽然，从厨房传来大虫子扑棱翅膀的声音，一定是大蟑螂被我放在厨房的除蟑黏着剂粘住了一半身子，而另一半身子还在做垂死挣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从纸门(和式住屋的门是纸做的)的那一边——厨房传来的这声音似乎很大、很真切、很恐怖。我屏住呼吸，按住心跳，闭目等待，等待着大蟑螂还活跃着的那一半身子也被黏着剂粘住，等待着它的一对翅膀能被双双俘虏，我情愿相信日本除蟑药的威力。

可惜，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无论我如何等待，大蟑螂依然在扇动翅膀，频率不减，力度不变，声音不衰。那一刻，我简直认为世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蟑螂就在我家了，恐怖中又平添了几分悲哀与自怜。

我几次鼓足勇气，却依然不敢拉开厨房的纸门。最后只好向中国人邻居，北大附中的老同学、好朋友小郑夫妇发SOS，紧急呼救……

此后，我家每时每刻都全方位地布有除蟑药。大多数蟑螂被迫害致死，少数幸存者也迁居别处，另谋生路了。

在日本，很难与蟑螂绝缘。因为这里的气候太适合它们的生长。药店里的除蟑药有喷的、熏的、粘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