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给人看的把戏——说扶乩术
扶乩，也叫做扶箕。据宋洪迈《夷坚志》记载，南宋之前的扶乩是“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这里所说的“箕”多指圆形竹编，如簸箕、饭箕、竹筛之类。当时的人们把它作为扶乩游戏的主要工具，在其下面插上一支笔在沙土上写字。扶箕成为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是从与鬼神攀上了关系之后开始的。扶箕信奉的紫姑神，最早见于南朝刘敬叔的《异苑》，其卷五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子胥）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根据这一记载可知，紫姑虽早就成为神仙，但人们于正月十五请紫姑就象七月七乞巧一样，只是一种游戏。到了南朝梁的时候，“请紫姑”溶进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宗僚《荆楚岁时记》里所说的：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农事”。这里，紫姑成了主蚕桑和农事丰敛的女神。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人历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看重农业，关心农事。人们况天祷地，求神间鬼，以卜农业丰敛，紫姑神既主蚕柔农事，世人自然要恭请迎间了。
据《显异录》记载，紫姑则是能知诸事吉凶的厕神：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于正月十五阴杀之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俗呼为“三站”。至此，紫姑始有名有姓有字有归属有神号，成为能“占众事”的厕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请紫姑”的活动才得以流行开来，并成了扶乩的代名词。作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扶箕都是以请紫姑或迎紫姑的名义，借紫姑神来占卜人事吉凶，所以，古代文人又称扶乩为请紫姑或迎紫姑。由于区域不同，各地迎紫姑的仪式差异很大。江南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日夜，人们都要请紫姑求问一些事情，方法是拿一个竹编饭箕，上面盖上人们穿的衣服，底部插一双竹筷成人嘴形状，两个人对面持饭箕在覆有面粉或石灰粉的平盘上写字，根据写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箕卜》诗，生地地描述了江南迎紫姑的风俗及其感受，兹录于后：
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
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
俄若有物凭，对盒不须臾。岂必考中否，
一笑聊相娱。诗章亦间作，酒食随所需。
兴阑忽辞去，谁能执其祛！持箕界宠婢，
弃笔卧墙圈。几席亦已彻，狼藉果与疏。
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正月十五夜，
陆游与家人玩请紫姑的游戏，目的不是看其是否应验，而是“一笑聊相娱”，“兴阑忽辞去”。他并不认为通过请紫姑能够预知吉凶福祸，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他认为，元宵佳节人们热衷于请紫姑是“纷纷竟何益，人鬼均一愚。”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福。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四句，与北宋徐铉《稽神录》描述的江左请紫姑风俗完全吻合。由此可见，有宋一代，江南请紫姑的风俗没有大的改变。北风不同南俗。迎紫姑也是这样。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是这样记载北方的迎紫姑风俗的：（正月）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两童女掖之，祀以马类，打鼓歌《马类梦歌》，三祝，神则跃跃，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这种请紫姑的仪式确实很特别：用装扮成女人的草人代替紫姑，用马粪作祀品，以草人倒与不倒占吉凶，与江南请紫姑的风俗大相径庭。这种迎紫姑的方法，可能是从紫姑是厕神的传说而来，不然何以“祀以马粪?”另外，北方请紫姑都是小女孩，南方请紫姑则不论男女老少。
根据文献记载，请紫姑都是在正月十五日夜进行的，这是因为紫姑是在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后才成为神仙的。然而，一些术士却把这本来属于民俗范畴的活动用来占卜人事吉凶，而且根本不讲究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需要，他们随时随处都可以玩这种请紫姑的游戏，欺骗那些虔诚的人们。一些人出于对紫姑神的崇拜，遇有不顺心之事，竟也去求问扶乩的术士。从这种意义上说，扶乩则是在“请紫姑”这种民俗的基础上产生和流行的。
宋代，尤其是南渡之后，扶箕之风大盛。南宋时，衡州有个姓沈的财主常用扶箕之术为人占卜吉凶福祸。他的整个扶箕过程都很神秘，先让求卜者把要问的事情写在纸上密封起来，放在一间供奉着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等神仙牌位的小房子里，置于桌上。房门口挂有竹帘，透过竹帘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子里的一切。沈某与求卜者都在外面等待，直到听见放笔声才一起进去看，然后沈某根据扶乱写出的字占卜人事吉凶。有一个叫陈亮同的人，他的父亲因杀人罪被捕入狱，后移送衢州定案。因是人命案，狱官严加审讯。陈父一会承认杀人，一会儿又翻供，反复多次，都没能定案。衢州尉是刚从秀州调来的，少年气盛，希望能够尽快了结这件大案，在上司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强逼陈父认罪。陈亮同害怕父亲被问成死罪，来见沈某，求他占卜吉凶。
沈某扶箕问神，得到的是“无忧当登第然须经天狱始明”十二个字，意思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一定要经过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才能辩明冤狱。陈亮同遂赴帝京为父申诉。案子移至大理寺审理，陈父终于无罪开释，应所谓“须经天狱始明”之语。事过两年，陈亮同赴京应试，一举夺魁，应所书“当登第”三字。由于沈某扶箕灵验，不少人来求他。有个叫黄齐贤的为其父求沈某扶乩，得到的是这样几句：“宜保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佩戴吾符，再炷香进纸。”接着出现四道篆文符，只见竹箕下面的竹飞速跳动，写出来的文字与平常人所写的绝然不同。黄齐贤依言而行，让父亲佩带那四道符，其父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应“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之示。然而，从中不难看出沈某的扶乩术所以“应验，”是出于小说家的附会。既以后者论，“七六之年恐有大厄”中的“七六”就是一个易引起歧义的数字，按照古人的习惯，“七六”应是指四十二。可是在术士那里，它还有加、减两种算法，甚至还可以作多种理解，怎样理解合适就怎样理解。术士扶机正是利用了汉语言的歧义性、多意性和模糊性。术士扶箕常常装得一本正经，沐浴更衣，焚香献祭，念念有词。这些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他们正是要借助这一套取得人们的信任，然后才便于做手脚。
南宋绍兴五年（1135），南陵知县徐大伦有一位老朋友来拜访。这位朋友是一个扶乱术士，徐大伦让他当众演示一番，术士即焚香祷告，默诵口诀，一会儿，只见竹箕自动，写下了“张紫微”三个字。一次，徐大伦邀友痛饮，拿出金觥祝酒，术士当场施技，竹箕写了“这是我家的旧物”几个字。众人不晓其意，只有徐知县明白，原来张紫微是徐知县父亲的好友，徐大伦小时随父游守淮郡，张紫微来访，徐父设宴款待，劝酒用的就是这个金觥。徐父欲将金觥赠之，张紫微离开徐家时拂晓而行，急忙间没来得及拿走。徐大伦细思小时之事，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徐妻周氏去年冬天逝世，徐知县悲枪不已，请老朋友扶乱求书，以志思念之情。术士即行扶乩，得《鼓盆歌》一首，其意如庄周吊其亡妻。
徐又问亡妻所在，则书“以无过得托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赞位作男子”一行字；又问生月名第，则写了“便为物色，明当奉告”八字。次日，徐又问此事，箕书了如下几句：“吾为君御风而往，得其实。盖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荣郎。将诞之夕，母梦一妇人牵帷而入，觉即免身。君或道过九江，试访之，当相顾一笑”。徐知县问同僚福祸，则书“邵尉有绮语之过”七字。绮语即华丽不实之词，向被视为十恶事之一，所谓“绮语之过”，就是妄论大是非，因而得咎。故事中的术士是徐大伦的老友，对徐家的事比较了解，故其言徐家旧事可以出人意表，然而，言及眼前未知之事不免露出马脚，“便为物色，明当奉告”八个字将其所有把戏全部揭穿。即是无所不知的神灵，何以会出“明当奉告”之语？扶机之诬，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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