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挤的痛苦：动物等级与校园霸凌丨展卷

生物学家早就意识到，所有动物（包括人类）在婴儿期和成年期之间都会经历身体和行为上的变化。人类的青少年时期根植于我们未进化的过去，而充满青少年时期的欢乐、痛苦、激情和动力并非无缘无故，它们具有精妙的进化意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比青春期更关键》（中国纺织出版社），标题为编辑所加。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可购买此书。点击“在看”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截至2022年2月27日中午12点，我们会选出两条留言，各赠书一本。

撰文丨芭芭拉·纳特森-霍洛维茨（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凯瑟琳·鲍尔斯（Kathryn Bowers）

翻译丨苏彦捷

有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5个人陷入了极度抑郁，其中包括一个寡妇、一个退休警察、一个公司主管、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大学教授。在当时的美国经历抑郁并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但这5个人的医学状况显示，他们的抑郁症与心理健康无关。他们是在接受高血压治疗期间陷入抑郁的，而且都在服用利血平（reserpine）这种药物。利血平会通过降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但这种降低单胺类递质水平的方式似乎也使得这5个患者的情绪变得低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报告这些病例的问题时也指出，当患者停止服用利血平，他们的抑郁症状就会得到缓解，情绪恢复正常。这项研究引发了一个虽然并非全然正确但非常有影响力的单胺假说：抑郁症是由低水平的单胺类神经递质造成的，或至少与之相关。

在之后的60年里，多项研究都对抑郁症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和改进，但最基本的结论仍然是：尽管抑郁症很复杂，不能简化为单组分子的作用但很明显在影响人类情绪的诸多因素中，单胺类物质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有名的单胺类物质是5-羟色胺，又叫血清素，会受5-羟色胺选择性重摄取抑制剂（SSRI）的药物调控。这类抗抑郁药物包括百忧解（Prozac）、塞莱卡（Celexa）、来士普（Lexapro）、帕西林（Paxil）和舍曲林（Zoloft）等。如今，人们仍然在使用这些药物的原因是有证据表明，提高人类大脑某些部分的5-羟色胺水平有可能改善情绪。

5-羟色胺serotonin：一种与包含控制情绪状态在内的大脑机制相关的化学物质。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另外一种来自动物行为领域的知识。当龙虾刚出生时，这个自由游动的幼体，怎么看都不像是有朝一日会长成巨螯战士的样子。但不到3个月，它就逐渐长成了成年形态的少年版。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们越长越大，青少年龙虾学会隐藏自己。6～8岁时，它们就已经接近成年体型。此时，龙虾就像鬣狗和人类一样开始自行分级。如同小鸡建立啄食顺序一样，野生龙虾的等级制度很少是通过争斗建立起来的。龙虾能通过观察其他龙虾的行为和嗅闻它们的尿液，来辨认并记住谁在它之上，谁在它之下。高等级龙虾会用腿和触须攻击低等级龙虾，将它们逐出洞穴，而低等级龙虾则顺从地翻着尾巴撤退。龙虾是种古老的动物，约在3.6亿年前，地球上大火肆虐的世代，龙虾的祖先就出现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它们依然在为地位而战。

但是有一种物质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科学家们研究了这些甲壳动物间的等级关系，他们发现，如果给等级较低的挪威龙虾这种物质，它们便不太会展现低等级龙虾的典型行为。5当受到挑战时，它们也不再退缩，反而更愿意勇敢战斗，而这在低等级龙虾中并不常见。它们甚至会摆出高级别龙虾才有的姿态，即最典型的“虾尾散”（meral spread），这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姿势，它们会抬起前半身，示威般地挥舞着大螯。事实上，除了新增加了这种物质，龙虾们所处的环境没有任何变化，但它们表现出的样子仿佛不再是低等级的龙虾。

一项对小龙虾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给予低等级小龙虾这种物质时，它们不再退缩，而是恐吓或战斗。这种行为表明它们的地位在上升。它们并不需要实际的战斗和获胜，它们的姿态和行为足以确立支配地位。小龙虾的同龄伙伴们对待它们的后代也好像它们地位真的得到了提升一样。等级认知变成了等级现实。在鱼类和哺乳动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用这种物质治疗后，低等级的动物会表现出高等级动物的行为方式，它们的同伴也因此开始像对待高等级个体那样对待它们。

当然，这种物质就是5-羟色胺。5-羟色胺会影响动物大脑中处理社会等级尤其是关于地位升降的功能。同样，它对人类情绪的起伏也起着关键作用。把这两种结论放在一起，我们能够看到动物行为学家和人类精神病学家的工作之间有个重要的联系，即情绪调节和动物地位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无助和绝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地位下行对社会性动物来说十分普遍，因为没有任何个体能永远站在高位。我们已经知道社会脑网络和传递性等级推理这样的大脑系统是如何检测地位的变化，并发送神经化学信息（地位信号）促使动物做出增加生存机会的行为的。但这些信号究竟“感觉”如何？非人类动物不可能告诉我们。但科学家通过观察低等动物的行为发现，如果这些动物能说话，它们很可能会说“感觉一点也不好”。

20世纪初，托里弗·谢尔德鲁普-埃贝在做鸟类观察报告时，用拟人化和客观观察自由结合的写法，将从“无限权威”的支配地位上跌落的鸟们描述为“精神上极度压抑、低声下气、翅膀下垂、头也垂在尘土中”。这些被“废黜”的鸟类“虽然身体没有任何损伤，但却像瘫痪了似的”。谢尔德鲁普-埃贝进一步指出，如果这只鸟“长期以来一直是绝对的统治者”，这种反应就会更严重，这种极端的社会地位下行“几乎是致命的”。其他鸟类学家也证实了这一发现。20世纪英国动物学家温-爱德华（V.C.Wynne-Edwards）观察到苏格兰红松鸡在与其他红松鸡争夺领地的比赛中失败后，地位一落千丈的它会“闷闷不乐，甚至郁闷而死”。在人类社会中，这些鸟的表现就是抑郁症。而它们抑郁的导火索正是社会地位的下行。

40年前，比利时鸟类学家同时也是精神病医生的阿尔伯特·德马雷特（Albert Demaret）认为，他的患者和他喜欢研究的鸟类在行为上具有相似之处。他注意到，有领地的鸟骄傲地昂首阔步的样子，使他想起了那些情绪高昂的患者狂妄自大的样子，而另一些抑郁症患者表现得更像是潜藏在他者领地上的鸟。这类鸟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安静本分，不敢高声歌唱。

虽然我们不可能询问这些鸟从令人垂涎的特权位置跌落，又被排挤到危险边缘有何感受，我们同样也无法询问鱼、蜥蜴或非人类哺乳动物。

但我们可以问问人类。被辱骂、羞辱，蒙受经济损失，失恋等种种会降低地位的事情使我们伤心难过、情绪低落。仅仅想到一个可能令人尴尬的评论或情形就够让人难受一阵了。在遭受地位下降的极端案例中，痛苦可能严重到致使一些人为了减轻痛苦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滥用药物和自残。

人类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可能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情感大脑却不是人类独有的。驱动人类情感的许多大脑活动过程和化学物质，很多同样拥有大脑奖励系统的物种也有。我们与它们共享这些奖励机制。这一机制依靠典型的恩威并施的方式工作。简单地说，当我们做了利于生存的行为时，就会产生快感。我们的身体释放出诸如多巴胺、5-羟色胺、催产素和内啡肽等神经化学物质来告诉我们：“做得好！你刚做了正确的事。继续这样做，就会有更美妙的感觉。”

反过来说，低落的情绪是由一大堆有毒的神经化学物质造成的，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产生快感的神经递质的消退，会令不愉快的感觉变得更糟。其他动物的感受我们无从得知，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在我们人类中，我们称这些感受为情绪低落，或者悲伤。这种化学性的惩戒能激励动物规范行为，从而做出能够恢复并提升地位的事。

总而言之，地位提升增加了动物生存的机会。当动物地位上升时，反过来又会得到化学物质的鼓励。简言之，地位上升产生快感。

地位下降则相反，这降低了动物生存的机会。当动物地位下降时，它们会受到化学物质的惩罚。简而言之就是地位下降产生痛苦。

对蜥蜴、蓝斑虾虎鱼、龙虾、小龙虾、虹鳟鱼等物种的地位和5-羟色胺关系的新近研究，尤其更多有关5-羟色胺和地位关系的研究还表明了另一种可能性：5-羟色胺的水平不能控制动物的情绪。5-羟色胺和其他神经递质交织在一起，是动物地位改变的信号。

从地位-情绪联结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行为、情绪波动、焦虑和抑郁。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公开羞辱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地位下行甚至会增加他们自杀的可能性。失去地位等级确实很痛苦，年轻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感受也是如此。

在野蛮成长期，青少年对社会地位越来越敏感，对社会困境的体验也越来越多，这可能会使他们患上抑郁症。12社会性疼痛是极其痛苦的，不可轻视。因此，若是奇怪青少年为什么如此在意别人的想法，不仅显得冷漠，还很无知。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无论是人、鬣狗还是龙虾，在青少年时期，个体最为关注的一定是通过蛛丝马迹了解自身的社会阶层，密切关注从中能学习到什么。当社会地位转变时，体会时而兴奋时而痛苦的强烈感受。

社会性疼痛

社会性疼痛social pain：在被社会排斥或社会地位下行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受。

这种伴随着社会地位下行产生的不愉快感受，我们称为社会性疼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她的研究主要关注人被排斥时，生理疼痛与情感痛苦之间有何关联。

在一项研究中，她的团队让青少年玩一种模拟社会排斥的网络游戏，并对其进行了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身体疼痛和社会性疼痛的神经通路是一致的，且面对社会排斥时，青少年感觉尤其痛苦，但父母却感受不到这些。因此，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可能会做一些父母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被群体排除在外太痛苦了。

艾森伯格还将社会性疼痛与阿片类药物成瘾和过量用药联系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药物使用和滥用是青少年和年轻人最主要的健康风险之一，通常始于青少年刚开始进入高风险的社会等级排序的竞技场时。当青少年的社会脑网络对社会地位下行和社会性疼痛最为敏感时，他们可能会使用麻醉品，从而抑制社会性疼痛。

在另一项相关的研究中，艾森伯格也指出，对乙酰氨基酚不仅能缓解身体疼痛，还能缓解社会性疼痛。磁共振成像（MRI）显示，社会性疼痛与身体疼痛所激活的大脑区域和通路基本相同。对乙酰氨基酚减轻疼痛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激活μ型阿片受体，从而对大麻中的活性分子THC做出反应。

除了用药物来减轻社会性疼痛之外，吸烟和喝酒则是让青少年感觉自己地位提高的又一方式。因为吸烟在群体中通常代表这个人年龄较大，如前文所说，社会等级制度往往更青睐年长的群体成员。

考虑到社会地位下行造成的社会性疼痛，关心青少年的成年人可以考虑公开谈论社会地位。阶层和地位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史中，同时也困扰着许多青少年。因此，询问受欢迎程度和友谊的问题可能比直接询问情绪问题更容易获得有关社会性疼痛的信息。

目标动物

在公共巢穴里待了大约8个月后，史林克与它的孪生姐姐、梅里格什王子和其他同伴进入了下一个更为独立的发展阶段。它们开始自己寻找食物，并与族群中的其他成年鬣狗建立联系。你可能会认为，随着青少年鬣狗年纪渐长，鬣狗在确定自己等级的过程中会拥有一点自主权，但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母系干预变得更加激烈的时刻。

即使孩子已经长大到可以自己战斗了，高等级的母亲仍会继续干预后代之间的冲突。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先享用猎物，占支配地位的雌性鬣狗会把下级鬣狗推到一边。子女在与年长的鬣狗打架时，它们也会冲到子女的身边，帮助它们获胜。

玛芙塔女王的母系干预确保了梅里格什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梅里格什吃得好，睡得好，还交到了最受欢迎的朋友，从根本上避免了可怕的失败者效应。失败者效应是鬣狗妈妈本能就知道可怕的事一旦胜利者获胜，它往往会继续获胜；同样地，一旦输了，失败往往也会不断重复上演。因此，训练青少年巩固地位的一种方法便是促进胜利者效应的形成，同时避免失败者效应的出现。

胜利者效应winner effect：在一场争斗中获胜的动物更有可能在下一场争斗中也获胜，与增加竞争力相关的特定大脑变化促进了这种倾向。

这种能力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很容易成为所谓的目标动物，即一个被支配者选中的霸凌目标。由于生理或行为上的差异，低等级的青少年尤其可能最先被选中。如果没有盟友来帮忙，这些低等级的青少年几乎是无法逃脱被霸凌的命运的。被盯上的青少年会经历频繁、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社会性失败。

目标动物target animal：被挑选出来受霸凌的动物个体，通常是低等级或不合群的个体。

科学家们研究了老鼠的社会性失败。结果发现，失败的战斗使它们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更容易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者效应导致低等级动物彻底放弃。连同等级的动物，它们都不会与之交战或社交。有关龙虾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

成为霸凌目标会让像史林克这样低等级的青少年心惊胆战，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地位，它们就不可能交朋友；但没有朋友，它们又很难提升或保持地位。一只13岁高龄的低等级鬣狗可能会说“我很抑郁”。

对人类而言，严重抑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常常找不到生活的价值，无助又无望。对此，他们又无能为力。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鱼类、鸟类、哺乳动物和甲壳动物群体中发现的失败者效应。

和人类一样，如果接连遭遇社会性失败的龙虾和鬣狗能用语言表达自我感受，它们可能会用“地位卑微，没有价值感”“没有同伴，孤立无援”“永远不可能获胜的绝望”之类的描述。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中关于重度抑郁症的判定标准之一是价值感的缺失，其他关于抑郁症的资料都提到了绝望。鸟类也是如此。1935年，谢尔德鲁普-埃贝将处在从属地位的鸟类的状态描述为“绝望下的麻木”，而占支配地位的鸟类则是“奢靡后的餍足”。

青少年和年轻人不像成年人那样能够从极端有害的等级制度中抽身，他们常常困在其中。从法律上讲，他们必须去上学，可在学校里他们会被嘲笑或欺负。而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讲，他们不得不与社区和家庭联结在一起，但在这些地方，他们又常常被忽视。青少年可真是无处可逃，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感觉的。

有的青少年或年轻人虽然看上去过得不错，但他们仍然会陷入悲伤，甚至是真正的抑郁。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感知很可能与其他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经验形成了个体对自身地位的认知，这种认知有时会延续到成年生活中。即使在成年后他们取得了生活上的成功，幸福感也会被青少年时期社会性失败的持久影响削弱。

然而，一些行为似乎确实会引起动物等级制度的转变。这应该引起家长、教师、心理健康专家和孩子们自身的兴趣。在一项有关阶层稳定性的实验中，科学家们把一部分鱼类或猴子个体从原生的群体中分离出去，过一段时间再将它们放回，科学家们发现这可能会导致社群的重新排序，即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人类社会中的类似情况可能是学生经过一个暑假，返校后发现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等级位置变了。这对一个挣扎在群体底层的青少年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当他回来时，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了。但与此同时，那些错过集体活动的青少年有时会被排挤到最底层。几乎所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此外，物理空间的扩大有时也会打散固定的阶层结构。2014年夏末，我们去萨斯喀彻温省旅游，在阿尔伯特亲王国家公园的开阔牧场上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一群加拿大野牛被带进了一个大畜栏。我们穿行于这群巨大而美丽的动物之中，听着它们低沉的呻吟，艰难地穿过一片泥泞的围场。突然，它们都开始向水槽走去，安静而顺从地排成一行。

他们在水槽边喝水的顺序并不是随机排列的。而是由占优势地位的野牛先喝，然后按照阶层顺序依次进行。这种线性的且不是经过暴力斗争形成的等级顺序，我们在参观兽医学校和奶牛场时也见到了。在那里，成群的奶牛朝挤奶台走去，先行的总是专横的霸主们。

照料萨斯喀彻温野牛的兽医告诉我们，只有在每年天气转凉，动物们被关在高棚时，饮水阶层才会出现。然而到了春天，在国家公园广阔的土地上，等级制度不再一成不变。不同等级阶层的牛也会同饮一湖水。看来，打散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可能和走出家门一样简单。关键是，当资源稀缺时，等级制度就会变得僵化起来。因此，拥有足够的个人空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但是，即使物理空间可以得到改善，青少年也成功逃离了有害群体，但低阶层的自我认知仍会徘徊不散。学龄儿童自我评估的等级通常是准确的，但对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他们对自己地位的认知远远低于同龄人的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心底里都认为自己处于等级制度的末端。失败者效应可能始于与另一个人的实际较量，但它会一直留存于失败者的脑海中，甚至在尝试之前就感到被打败了。失败者效应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一个持久印记。这种影响在野蛮成长期尤其强烈，因为这是一段激烈的等级制度被建立、社会实验开始和大脑被重组的时期。

感觉像个失败者：霸凌

霸凌bullying：对其他个体做出的重复且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霸凌是青少年抑郁最常见的触发因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被霸凌与抑郁或焦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2005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28个国家的11岁、13岁和15岁青少年受霸凌的情况。结果显示，数据差异很大，其中立陶宛男孩的受霸凌率最高，瑞典女孩的受霸凌率最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数据显示，美国9～12年级的学生中，约有20%的人报告称自己是霸凌受害者。该研究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霸凌小组，作为其青少年健康特别工作组的一部分。根据该研究院的定义，霸凌是“对另一个人或群体不必要的攻击行为”。它可以是身体上的，比如拳打脚踢和推搡，也可以是行为上的，比如偷藏、盗窃和损坏别人的财物。霸凌也可以是口头言语上的，比如辱骂、戏弄、散布谣言或谎言。霸凌还可以是强制性的，比如拒绝与某人交谈或让他们感到被冷落，或是间接的，比如鼓励其他人霸凌某人。

尽管在过去10年里我们对霸凌有了很多了解，但如果不研究它是如何作用于动物身上的，恐怕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人类霸凌行为的复杂性。我们发现，将动物行为学家长期以来对其他物种等级制度的认识应用于理解人类行为上，可以加强我们对霸凌行为的思考，甚至有可能对霸凌行为进行干预。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三种与人类行为相关的霸凌行为，分别是支配性霸凌、从众性霸凌和转移性霸凌。

◎支配性霸凌

支配性霸凌dominance bullying为了彰显和强化自己的高地位以及权力，处于群体高等级的个体对处于群体低等级的个体做出的重复性的、攻击性的行为。

动物霸凌的主要原因几乎都是为了提升和保持地位。高等级的动物急迫地想要维持自己的等级它们的霸凌行为是一种支配性表现，是在社群面前的公开表演，其目的是重申霸凌者的高地位。还记得吗，地位是一种认知，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获得并保持，因此霸凌者需要观众。如果旁观者认可个体或团体的支配性表现，霸凌者就会继续占据优势地位。而通常情况下，旁观者都会认可。

霸凌者会仔细挑选受害者。它们不会挑选同龄人或势力相当的竞争对手，而是去故意刁难低等级的个体。相比动物，人类的支配性霸凌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人类的攻击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羞辱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威胁造成的恐惧可能才是人类霸凌者的武器。

支配性表现dominance displays：部分个体为了彰显或强化自己在群体中的高于其他个体的地位而做出的行为或发出的行为信号。

正如我们之前在鬣狗、灵长动物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不管雄性还是雌性，这些支配性霸凌者有时是由霸凌父母培养出来的。它们从小就被训练如何攫取权力。如果有其他个体反抗，它们就会威胁、咆哮或反应过激。这种早期的霸凌学习是可以自我强化的：一个动物的行为越霸道，它就越会被认为是较高等级的。攻击目标动物不仅为年轻的霸凌者提供了实践经验，也为群体的其他个体提供了教育平台。它们能亲眼看到自己与这个正在崛起的年轻精英者相比，地位是如何下行的。

支配性霸凌者令人害怕又不可预测，因为它们需要不断展示自己的力量。如果群体没有给它们足够的关注，霸凌者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一名弱小者，以图从观众效应中获利，类似杀鸡儆猴。

观众效应audience effect：其他群体成员的关注影响动物个体的行为表现，特别是在支配性表现和支配性霸凌中。

如果没有社群支持，部落或族群里的跨代霸凌统治很难被根除。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时社群的行为方式反而使得遗传式霸凌得以延续。例如，年龄偏大的低等级动物，通常会结成联盟，它们渴望得到处于支配地位族群的欢心，有时会通过做苦活或者故意刁难同等地位但年少的成员来博得认可。而大部分旁观者也不愿与霸凌者对抗，一个原因是它们害怕自己成为霸凌目标。但也有可能是被霸凌个体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特性给群体招致危险并拉低群体地位。因此，旁观者不愿干预也可能出于回避异常个体以及避免受奇异效应牵连的考虑。

◎从众性霸凌

从众性霸凌conformer bullying：为了避免可能对群体造成的潜在危险，以及避免吸引外界对群体产生不必要且有危害的关注，群体内成员对外表或行为异于常态的同伴做出的重复性、攻击性的行为。

我们好奇，史林克的低等级地位是否受到了它那只“特殊”耳朵的影响，那只弯曲的耳朵使它看起来和其他鬣狗有点不同。我们就这一问题问了赫纳。他说，史林克“特殊”的耳朵对它在群体中的地位肯定没有影响，但或许会影响它的个性甚至听力。但由于还没有相关研究，所以他不能确认。不过，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赫纳确实说过他发现鬣狗的地位等级和耳朵的状况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他告诉我们：“最高等级的雌性鬣狗的耳朵比低等级的鬣狗要好得多。”他解释说，鬣狗在打架时会去抓对方的耳朵，在战斗中耳朵被撕碎或完全咬掉并不罕见。在关键时刻，鬣狗如果不能及时用耳朵来表达屈服的话，会陷入危险的窘况。赫纳也提到，他还发现了鬣狗耳朵上的伤痕数量和地位等级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并不是因果关系。

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会选择霸凌外表与众不同的目标动物，人类也一样。基于外表的霸凌在人类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他们会排斥、羞辱和回避在某些身体或行为方面异常的个体。非营利组织YouthTruth发布的2018年报告显示，40%的中学生表示自己受到过霸凌，其中基于外表的霸凌最为常见。通常这种霸凌是支配者试图维持权力和地位的方式。

但也有另一种类型的霸凌将异常个体作为靶子，即从众性霸凌。从众性霸凌者惯用社会排斥作为他们威胁的武器。这一类型的霸凌在根本目的上不同于支配性霸凌。从众性霸凌者并不是想要通过霸凌他人来展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而是试图通过消除异于常态的个体来保护自己和群体。因为与“古怪的成员在一起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与支配行为一样，从众有着强大而古老的进化基础。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鱼群、鸟群和哺乳动物群中有外貌或行为异常的成员，整个群体将面临更大的被捕食危险。你可能还记得，奇异效应是群体对某个奇异成员的回避，源于反捕食行为。当动物身处于颜色奇怪或行为古怪的其他个体旁边时，会尤其危险。它们可能会意识到，远离奇异动物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它们害怕仅仅只是靠近，自己就会成为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同样作为群居动物，人类和羊、牛或鱼一样，也具备其他群居动物的某些行为特征。奇异效应可能会导致从众性霸凌行为，因为个体总是试图逃避那些会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下行风险的人。

初高中霸凌者可能会利用群体发自本能的从众性偏好，指出目标个体或真实或夸张或捏造出来的不同之处。最常见的就是散布与性有关的谣言。强调目标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以降低他们的地位，并疏远他们，这一过程被社会学家称为异类化。一旦某个个体被异类化了，大部分人就不太可能支持他们，甚至可能会加入霸凌者的队伍。害怕被异类化又会进一步加剧从众性，这在青少年群体和成年人社会中真实存在。

如同青少年的霸凌行为一样，一些政治领袖会对某些群体贴标签，从而达到异类化的目的。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纳粹德国将犹太人描绘成传播斑疹伤寒的害虫，卢旺达胡图人把图西斯人说得像带病蟑螂。目标群体都被异类化成某种对群体安全的威胁。

◎ 转移性霸凌

转移性霸凌redirection bullying为了转移攻击性而产生的受霸凌者对其他同伴的攻击性行为。

还有一种关于霸凌者的观点认为，这些令人生畏的人实际上本身也是受害者。也许他们缺乏自尊，把自己的沮丧发泄到别人身上。然而，由于大多数的动物霸凌行为都是高等级动物对低等级动物的支配性表现，低等级动物攻击高等级动物的情况非常罕见，我们认为这种作为受害者的霸凌者可能是第三种类型，即转移性霸凌。

不同于源于自信的支配性霸凌，转移性霸凌是以焦虑和恐惧为基础的。为了更好地了解它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可以先看看它在狗身上的作用方式。

詹姆斯·哈（James Ha）是华盛顿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也是一名作家，有40多年解读动物行为的经验，帮助客户理解宠物那些令人费解的行为。他告诉我们，宠物狗有时会发起无端的攻击。发动这种无端攻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守规矩的狗，不过这类狗都极度焦虑，有被严厉责罚的经历，有时甚至是来自人类家庭成员的惩罚。这些狗很恐惧，尤其是在面对可怕的人类时，有时会吠叫、猛扑和咬人。但这些狗从来都不会攻击它们真正害怕的东西，它们反而会攻击无辜的旁观者，通常是家里最年轻的成员或是一只较小的动物。

当狗常见的焦虑诱因开始积聚，它觉得除了攻击别无选择时，这种攻击性行为会变得更激烈，詹姆斯称这种现象为“诱因叠加”（trigger-stacking）。狗的焦虑诱因可能是常见的烟花或雷声，也可能是难以捉摸的时间或古怪的气味。但随着诱因叠加，狗可能变得越来越焦虑，直到它开始攻击别人。

转移性霸凌者对强迫的适应能力很差，且过于严格的训练加重了它们的恐惧和焦虑，反过来又会使它们的攻击性更强。“我们不惩罚恐惧”是马行为专家罗宾·福斯特（Robin Foster）的一句话，因为处于恐惧当中的动物不仅不能消化惩罚，而且会加强它们意识中恐惧和攻击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当转移性霸凌突然出现在敏感的青少年发展窗口期时，它会成为动物应对日常生活焦虑的默认方式。例如，习惯于把恐惧和攻击联系起来的那些狗会错误地认为“如果我害怕的时候表现得咄咄逼人，可怕的事就会消失”。

詹姆斯认为，对狗来说，在发展的关键期，不与同类或人相处、缺乏社会化是形成这种行为的主要因素。最容易发生焦虑性攻击的狗是那些被安置在收容所的狗，其中最危险的是青少年狗。尤其当它们在那里被另一只狗袭击时，会发展出被詹姆斯称为“犬舍综合征”的症状。这些狗对恐惧的应激性攻击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很难被领养。在青少年时期被孤立、攻击或严惩的狗，一生都会与行为问题作斗争，很难融入群体生活。如果有药物的帮助和乐观耐心的主人，它们还是有希望康复的，但却永远无法过上真正快乐、平和的生活。

关键在于，如果焦虑开始于发展的关键期，如青少年时期，那么它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会持续得更久、更深，甚至可能导致大脑或基因的改变。

低等级动物的大脑

除了情绪，地位还会影响学习能力。被霸凌的动物不仅地位会下降，还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害。一项关于老鼠的研究证明了地位下降是如何影响学习能力的。研究人员先对18只老鼠的迷宫学习能力进行了测试，然后将它们两两关在一起3天，结果一只老鼠变成了支配者，另一只变成了从属者。在重新测试时，支配者的能力有所提高，但从属者则相反。出现这种结果，有可能是由于支配者的表现被更高的睾酮水平增强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胜利者效应，或者说处于劣势地位的老鼠的学习能力受到了更高的应激激素水平的损害。无论如何，这一点对于在激烈竞争中努力学习的青少年来说，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处于劣势地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考试成绩。

另一项关于恒河猴的研究显示了地位是怎样干扰才能和学习表现的。研究人员将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只由高等级母系成员组成，另一组由低等级成员组成，并分别对它们进行测试。首先，它们要从不熟悉的盒子里掏花生，研究人员将评估它们适应环境和学习掏花生的能力。同时，这些彩色盒子有些装的是花生，有些装的是石子，研究人员将评估猴子们做出正确判断的速度和能力，以花生的总回收量为测量标准。

这些猴子是在两种不同条件下接受测试的：一种是在只有同等级的同伴面前；另一种是在等级有高有低的同伴面前。来自高等级家庭的猴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表现出色，但低等级猴子在没有高等级猴子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表现良好。研究人员指出，低等级的猴子可能是在有意抑制自己的表现，是一种有意识的“弱智化”（dumbing down）行为。这可能是经典的从属行为的延伸，有助于弱化冲突和避免支配者的攻击。然而，这种反应很可能也嵌入了我们人类的社会脑中。例如，想想当你与名人或霸凌者共处一室却要集中精力谈话，或当你做脑力任务而竞争对手在旁边一直盯着你看时的感觉。若你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能理解这种影响有多大。

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来讲，认识到地位的差异会损害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小学老师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小孩明明很聪明，却理解不了某一概念；中学老师也能明白有的学生明明已经学会了，考试时却写不出来。此外，学校里的俱乐部和社团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俱乐部和社团把不同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排斥在外时，他们就创造了一种社会等级制度，那些被排斥的群体成员的学习能力、学业成绩和未来的机会都会一并受到影响。

作者、译者简介 芭 芭拉·纳特森-霍洛维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客座教授，进化医学研究领域权威。
凯瑟琳·鲍尔斯，《大西洋月刊》编辑，CNN国际频道编剧、制片人，执业动物行为训练师。 苏彦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美国心理学协会会士，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青春期教育”项目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