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为《百年巨匠》书法篇拍摄的巨匠之一。
高二适(1903-1977),高二适是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兴泰镇小甸址人(解放前属江苏东台)。一个集学者、诗人、草圣为一身的大家。他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他的草书具有今草的骨脉、章草的意态、大草的风神。他精研文史、书法,成就卓著,有“当代草圣”之称。1965年,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就《兰亭序》的真伪与权威人士展开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誉之为“天下一高”,著名书法家熊秉明题联:“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高二适的成就虽是合诗文与书法为一体,但主体无疑是诗文。他的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著《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二文,此二文高度体现了他文学和书学的双重精深,广征博引,立论谨严。兰亭论辨,郭沫若论兰亭是伪,是一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方法是科学的;高二适驳议,据理力争,否定郭的假设和求证结果,根据也是科学的。往事越千年,学术问题往往只有争论而不可能有绝对的定论,但我们看这场辩论,可以认定高二适的治学精神,特别是于文字训诂,卓有成就。他的另一部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洋洋五万余言,进一步表现他的小学功力;而《刘梦得集校录》于古文论证尤见精细。这些著作都以严谨的文言文著就,虽属论文,却饶有文学性,他的散文功力诚然也超凡脱俗。他致亲友及诸弟子的书札,不少是自成尺牍小品的,书与文同其隽永。”
他的文章主要是学术论文,书札则主要叙事,而抒发性灵则全在于诗。显然,诗在他的总体文艺成就中是重心。
高二适作诗,是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意气自许,观世事,察人生,发为歌咏,其与世向背,历来一以贯之,因而其诗无一首不志高言洁,志大辞宏,志远旨永,乃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第一等真诗。他的诗随情抒发,随手著录,极见其坚毅个性和特立独行之修养。惜未生前结集,所幸其婿尹树人于各方面搜罗整理,得五百余首,显然尚非全豹,然仅此部分也足以见其辉煌艺术成就。
高二适的诗,无疑归根于杜甫。他论中国文化有三大宝物:“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亦与史记、王书同具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而杜于声律之上,尤觉从容闲暇。虽史迁文章,奇傲不可尽于杜之五七言为比拟,然凡羲之书帖诸笔法,则杜律无不尽收之也。”他毕生研读《杜诗镜铨》,未尝稍懈。此书“凡例”有云:“作诗当学少陵。”又云:“非尽读古今之诗,不足以读杜诗。”高二适深然此言,批云:“吾是此语。”但他并非只读杜甫一家之诗,而对古来各家诗作,尽量多读,于韩愈、孟郊、贾岛诸家亦复精研,通过各代佳作来体味杜诗,受益更富。“凡例”又云:“间有拙句累句,不害其为大家。”高二适批云:“诗要能为拙句,杨(笺注者杨伦见识尚未及此,此不可从。”他的意思是拙句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个见解恰恰与以黄庭坚为首的宋朝江西诗派生新出奇的主张暗合,拙正是一种老到的新奇。无庸置疑,高二适对宋诗是有独到研究的,他精读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派诗人的作品,久之服膺其“辞必己出”、“切忌死语”、“安排一字有神”、“夺胎换骨”等主张,因而接受并发扬开拓了江西派的诗路。
关于宋诗,历来有唐诗主情宋诗主意之说。所谓主意,就是以议论艺术地入诗,以韵语叙事论理,这是对唐诗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时代推移的需要。议论入诗,经过宋朝的张扬,其后历朝都有发展,至清代乃出现了同(治)光(绪)体。同光体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走李商隐之诗路。李虽然也是宗杜的,但太重辞藻的装饰,他的诗浓装艳饰,削弱了杜诗特具的沉郁的历史感受,因而走这条诗路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另一种是走江西派之路,追求艰涩生峭,生新出奇,含蓄而饶余味,这一路的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其后影响所及,沈尹默、潘伯鹰、高二适等实际上也属此路。这几位江西派诗家还有一共同特点,都是著名书法家,这和黄庭坚极其一致。
高二适推崇黄庭坚,同时还特别倾倒陈师道。黄庭坚和陈师道的作品表现的宋诗艺术特征最为突出,因此在文学史上,便认定黄、陈是宋诗的代表人物。这位陈师道是一位特立独行、敢于承受苦难的人。北宋后期有新旧党之争,苏东坡、黄庭坚属于旧党,深受新党排斥之苦,陈师道与苏、黄在师友之间,情愿与苏黄同患难而不受新党之惠,他在冻饿之中也不愿接受新党赵挺之的资助,乃因之而死。这种坚毅的品质实为人格的放光,正因为此而和高二适隔千年而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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