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张照片，看懂了中国人的一生

你曾经一件件地，仔细打量过你的家当吗？

2003年，摄影师黄庆军在吉林的一个小村子里，拍下了66岁的人参种植户吕洪民和他的家当。人参，牛车，铁锅，簸箕，缝纫机，大立柜，花棉被，黑白电视……一张照片记录了21世纪初中国东北农村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样貌。

此后近20年间，黄庆军走过几十座城市，拍摄了140多个家庭的家当。过程是繁琐的：走入陌生人的家，将所有的家当悉数搬出，连一双筷子、一个发圈、一条充电线都不放过，最终在一个裸露的、外部的空间，完成主人和家当的合影。

2012年，黄庆军在美国纽约拜访了当代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对方看完《家当》后说，「感谢你给我看了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帮我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窗。」一张家当照片还被收录至牛津大学的教材。黄庆军也凭借《家当》，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

这些走向世界的照片，见证了近20年来中国普通人的具体生活：与抽油机为伴的大庆居民，漂泊四处的草原牧民，独居槟榔谷的黎族人，住在古镇弄堂的文史学者，和棺木生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常年出海的渔民们，网购酥油灯的西藏活佛……在这里，家不再私密，家当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每一幅都是中国家庭未被修饰的、原生态的图景。

这20年，也是中国急剧变化的20年，中国人的物品、居住空间、生活逻辑以及家庭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黄庆军不断转换自己观察家当、观察人的视角：他发现，愿意被拍的往往是住在乡下的人，企业家的家是什么样的？他给诸多企业家写信，几乎没有人回复他。后来，他又拍摄了一些很短时间内改变生活状态的人。这些关于家当的图片，打开了转型期日常生活的褶皱，记录了人们物质由少到多的变迁，也刻下了中国人对精神安放的不变需求。

疫情第三年，当远行受到约束，人们又开始重新打量「家」，也重新审视自己与家当的关系。黄庆军在今年春天离开故土，远赴异乡生活，回望过去20年，他也在反复思索，《家当》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以及一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以下，是黄庆军的讲述——

文｜赖祐萱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1

2003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找到我，说有个摄影项目，一个省找一户有特色的人家，把东西全搬出来，拍一张「家当全家福」。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拍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第一个拍摄对象住在吉林一个很小的村子。吉林，长白山嘛，长白山产人参，我就想找个人参种植户。在网上搜信息，发现有个叫吕洪民的人，把种植人参的经验发在网上，我循着信息找过去，坐火车再倒汽车，还拿着介绍信。对，那时候还有介绍信。

第一次拍家当，没什么想法，家里有啥都尽可能往出搬。搬完，我发现这家人赖以生存的还是人参，牛车，大衣柜和各式锅碗瓢盆。最后，他们一家七口人站在屋前，和养活他们的人参，拉人参的牛车一起拍了合影，记录下这户人家当时的生活。

后来，又拍了三户人家，算完成了任务，那系列杂志出了两期，没了后续，我也没有继续拍。

2004年是个转折点，那年我离开了大庆，到了北京，进中国石油画报社当摄影师，又去《新旅行》做图片编辑，国内国外走了很多地方，感到国内外文化的差异很大，也感到中国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又想起「家当」，觉得自己应该记录些什么。2006年，我重启了拍摄计划，更密集地寻找拍摄对象。

找人还是得有机缘。中国这么大，也不知道哪儿适合，更多时候就是旅行，随便走，到了再去寻找。有时也要靠朋友的朋友介绍，找一些有趣的人。

那张最被大家熟悉的蒙古人家就是随机找的。2007年秋天，我在阿尔山旅行，每天在草原上开车，很空旷，有时开了很远都没有人，突然零星出现几个蒙古包，路过了，我就进去看看，好几个都没有人住。终于到了一户有人的，是一对蒙族夫妇，他们听不太懂普通话，我就比划，比划半天，他们大概也能理解我要干什么，就那么成了。

他们的家当不多，但很有民族的特点：奶桶，望远镜，两只黑狗，带着纹理的柜子，还有远处的风力发电。那对夫妻以游牧为生，半年会换个地方住，他们家当也随着走。那张照片算一个定格吧，定格了当下家和家当的样子。我最喜欢这张照片，无论从房子造型、人、狗还有空旷的草原营造的氛围，它都是特别的，不一样的。

过了五年，我在纽约拜访罗伯特·弗兰克，给他看了家当作品，20多张吧，他也最喜欢草原这张。刚见面，他礼节性送了一本《美国人》给我，看完这些照片，他把书要回去了，打开另一页，写下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感谢你给我看了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帮我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窗。」

的确是这样，我希望这些照片是看中国的一扇窗。我不需要解释他们是谁，来自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张照片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家庭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2007年冬，在大庆，我找了一户人家，他们的小土房背后有一台抽油机，可见资源开采深入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他们还住在那儿，抽油机还在，只是房子变成了砖房。

2008年北京奥运前，我在通州九棵树附近拍了一户拆迁家庭，家当摆在写满了「拆」字的旧房前，背后的城铁飞驰掠过。

在广西，我拍过一个百岁独居老人，他屋里摆了一口棺材，因为寿木不能挪，我们在屋外拍了一张，又在屋里和寿木拍了一张。

一个汕头人家的家当，是在渔船上拍摄的。这个家里，妻子和女儿生活在岸上，男人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出海捕鱼，我把他的妻子孩子请来，全家在船上合影。画面里有个细节：按当地风俗，女人不能上船出海，可船上有面镜子，贴了好几张美女的照片，都是那种早年的广告贴画。

贵州六盘水，有两个老人带着孙女住在山下，他们的家当很少，是房子有意思，连着五六座都一模一样，是回迁后统一盖的。当年，政府让他们从山顶下来，到县城来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有段时间，我很想拍水乡，通过朋友在南浔古镇找到沈嘉允先生，他是南浔文史学者，住在南浔最古老的建筑群里。起初，他以为我只是拍几张照片，我说要把家里东西都搬出来，他也没犹豫，说只要对南浔文化有帮助，他都愿意做。他的祖屋住过四代人，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2011年，在北京前门的一个胡同，拍了我的朋友安永庆。三百块钱租的小屋子，东西堆得到处都是。8年后，我再去拍他，他搬到了福建山区，房子还是租的，每天养鱼种菜，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拍摄这么多年，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拍过杨紫，那时，她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拍过伟大的安妮，那时，她到北京创业没多久，在中关村附近租房画漫画，没有多少东西，后来听说她有了好几百个员工，成了个著名的漫画家。

这些人的家当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中，有着特别的含义，也记录了那时候的中国人和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2011年，我在海南三亚槟榔谷，拍了一个迄今为止家当最少的人。遇到他时，他正在园区做编织，当地黎族人会说汉语的不多，他正巧会，我们聊了几句，知道他的房子就在不远处，我问能不能去看看，他同意了。进去之后，我震惊了。他的床就是两个棍儿加一块板子，那么一支就睡了。两个锅，一把菜刀，一个热水瓶，两把伞，一把镰刀，一个行李箱，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叫谭其珍，当时59岁，没有结婚，喜欢喝酒。拍照时，我帮他把东西摆到门前，他妹妹住在山上，远远看见哥哥家门口搬东西，以为他喝酒喝死了，赶紧跑下山过来看。

这样的人，在这样少的家当中，还供奉了一座观音像。那座观音很白，很干净漂亮，应该是花了不少钱请回来的。我觉得挪动不方便，没有搬出来，但受到了很大触动。如果一个正常家庭供奉观音，我不会在意，但是谭其珍不同，就算物质贫乏到那种程度，还愿意花钱买一个信仰，一个不能吃也不能用的东西。我意识到，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一个精神的寄托有多重要。

2021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69岁，住在妹妹家，已经老年痴呆，基本不认识人，也不记得我了。

2

每个人对家当的理解不同，你问他们，这么多家当哪个最重要呢，会得到不同答案。

有对上海小夫妻，女孩觉得床最重要，男孩则认为电脑更重要，里面有他写的影评。我问导演张元，哪件家当最重要，我以为他会说电影拷贝，因为拷贝放在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但他却说，什么都不重要。艺术家何汶玦很喜欢抽雪茄，拍的时候，他挺着急，说稍微快点，打开了味道都要没了，你会知道那盒雪茄对他也重要。

拍摄的时候，我没有特意选择贫穷或富有，更多是希望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户人家和他们的生活。但拍着拍着，我发现，「家当」很多作品都是在乡下，因为村民比较好沟通，他们更愿意让你进入一个家，也不介意把家当拿出来。但在城里，说服人们把家当搬出来不是容易的，你要直接敲门说我想拍你们家，肯定就给赶出来了。

拍摄乡村和城市，也可以看到两处不同的家当风格。农村的家当很简单，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用品。有户山西人家，正门墙上贴着阅兵画，有次BBC还是哪个媒体采访我，还专门关注到这一点。你看，城里就不怎么贴这些东西，农村不同，那时候集市卖的都是这样的年画。如果他们在村里，一生不出去，周围都是这些人，看不到太多东西，他们的家当也就如此了。

城市的家当不同，更丰富，更个性，更多消费主义的产物。看得多了，选择也多，需不需要都买下了。城里人如果不把家当摆出来，一个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少东西，而且很多东西好久也用不上。

东西最多的人，可能是2013年，在安徽芜湖拍的一个企业家，拍了十几个小时。他的厂子老大了，好几百人，那些年企业经营挺好的。办公楼有5层，他也住在里面，东西多，字画，瓷花瓶，大床大柜子大钢琴，连大书架都是拆开了，搬到院子里，拍完再组装回去。后来，听说他企业不做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农村搬东西容易，家家户户都有空地，容易摆放。在城市拍摄，搬一次很麻烦，遇到上下班高峰期还要等电梯，更慢了。后来我都是直接请搬家公司，那些搬家工人经验丰富，拿小车「嗖嗖嗖」就下来了。每次我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搬出更多的东西。因为不知道哪一个家当、哪一个物件会勾连起另一个人的生活记忆。常常有人看了照片说，呀，这个家当我也有，那个家当我用过。我希望记录的家当更微小，更丰富，更多元，因为即便境遇不同，大家对时代、对家庭的记忆也是相似的。

拍摄这么多年，我觉得相比城市，农村的变化并不大。假设2006年，你在北京买了套房，可能什么也不干，不用付出任何东西，15年后，一套房升值了七八倍，这个财富的得到和努力有关吗？我不这么认为。反观农村，农民都挺辛苦，种地收成还要看天，可是到了最后，住房也没有质的飞跃，应该说，他们没能享受到房地产高速发展带来的财富变化。

后来，我有意识地想去拍富人的家当。2008年，我去了《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参加座谈，老听企业家们说自己的家，有人家里通风系统特别好，能直接去掉PM2.5，有人的床垫可以吸汗，特别舒服，连喝的矿泉水都是特供的，几十块钱一瓶。咱也不懂到底好在哪儿，但的的确确有人是过着这种生活。我就想，企业家的家当，应该是有一些新奇的、一些不存在于我成长记忆里的东西。我们没有过过那种生活，拍出来，也许会颠覆想象。

但是，这个拍摄计划「失败」了，企业家的家可不那么好进，家当也不能轻易拍。那些年参加年会，我认识了很多企业家，拿到了他们的名片，一个个写邮件询问，所有企业家中只有俞敏洪老师回了信。

那是2012年左右。在回信里，他写道，「你可能不信，我家徒四壁」，他说就自己在那儿待着，东西少，就作罢了。后来又写过一次，俞老师又回了，说不行了，搬家了，现在家里东西多，不方便，婉拒了。虽然没能拍成他的家当，我觉得至少他还是挺尊重人，你看新东方经历这么大变故，他还能往前走，说明这人不错。

3

这么多年，在我的摄影中，「人」是最重要的。即便我拍摄的是家当，也要先思考人坐在哪里，摆好了人，再摆东西。

这种观念，和王福春老师对我的影响有关。1992年，北京办了一场「中国摄影艺术节」，我花了20多块钱，买了一张硬座票，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大庆赶过去。那场活动上，我一眼就看到了王福春老师的作品，我一打听，他也是东北人，很冒昧跑去找他，希望跟着他学习。

那些年，我在供电局做电工，又遭遇下岗；开过照相馆，又赶上拆迁。我经常坐着火车，从大庆到哈尔滨找王福春老师。是他教会我要关注人，镜头永远要对准人，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也是如此。

这些年，「人」承载了时代巨变，我的家庭也是如此。1971年9月，我出生在黑龙江大庆。那时，大庆要建炼油厂，我父母从老家玉泉搬到了大庆，我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因工伤去世，母亲独自一人带我长大。最初，我们住干打垒，一种土房子，我六七岁时才搬到了砖房。

那时我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家当，小喇叭，每天固定时间，小喇叭会播放节目，新闻和单田芳的《岳飞传》，那是当年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住进砖房后，母亲专门请人上门打了一个沙发。等我上初中，我们又搬到了五层的楼房，又多了些家当，比如不锈钢的折叠椅。家当越来越多，可是对家的感觉没怎么变过。东北的冬天很冷，家就是一个暖和的地方。

搬到楼房后，我遇见了摄影，又开始添置家当，第一台相机，是100多块钱的华山相机，后来母亲又花了1700块，给我买了一台理光10，它成了最贵的家当。

刚开始，我扫街拍照是很紧张的，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更多时候去农村或人少的地方，1992年结识王福春老师，改变了我很多，我开始敢把相机对准人了。到「家当」系列，我很明确，色调不能太鲜艳，因为过于鲜艳的颜色和颜色之间会造成视觉冲击，抢了人的镜头。拍摄家当，归根到底还是拍摄一个「人」和他的家当。

进入城市拍摄后，我感到了瓶颈，家庭千千万，但大家住的楼房都一样，怎么才能拍出不一样呢？

我开始拍摄年轻人的家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群，是主播。

这是个近几年才兴起的职业，很多人可能来自农村，通过互联网迅速得到了关注，完成了财富积累。家当见证了他们从少到多的变化。

比如手工耿，我对他很好奇，拍摄时候我总问他，你哪里来这么多灵感呢？他家里最多的就是他各种各样的发明。那次拍摄，我挺想让他家人出镜，他不太愿意，所以我在他身后放了一张很大的结婚照，算是一起合影了。

一个山东小伙儿田斌，每天晚上在直播间和人PK，他的粉丝天天给他送红包。别看田斌有几百万粉丝，他的直播间有很多旧物，没镜片的迷彩望远镜，小时候用的书桌，太旧太矮了，他自己接了木棍子，继续用；还有一个大烧水壶，壶边黑黢黢的，他还会拿起来喝一口。这些东西没扔掉，因为他觉得，上面有很多自己的生活记忆。

烤冷面哥路凤阁最重要的家当是他的车。他家烤冷面的确好吃，味道蛮特别，很多学生买，加两个鸡蛋贵一点，加香肠再贵一点。我在想，这样的家当要怎么呈现，后来知道他每天卖七百份左右，我就让他摆上七百个鸡蛋，七百个纸杯，七百个小碗，每天的菜、油、水的数量，摆在烤冷面车前。

这些搞直播的人都很聪明。像烤冷面哥，他不仅烤冷面技术好，还会研究光线和色彩，怎么拍好看。有个东北大哥，直播卡车生活，我去拍家当的时候，他让我帮他拿着手机录视频，视频里，他讲解怎么用防滑链，录完了我们去吃饭，点菜的工夫他在编视频，上菜了视频也发出去了。当时我心想，这钱确实该他们挣啊。他们的学习能力太强了，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非常勤奋地、努力地生活。拍摄主播的家当，我想传达的是一个人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家当努力生活并改变命运的样子。

拍年轻人的时候，我发现，大衣柜、大双人床等等大件的家当很少出现了，相框也少了，早年拍的家当照片都会有全家福，或者大家族合影，现在年轻人的家里很少见到了。他们呈现出许多种我以往想象不到的生活形态：可以靠拍烤冷面赚钱，也可以靠扎风筝、住房车、做实验直播赚钱。记录这些，我感觉自己和这个时代更近了一步。

我也在思考，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也不一定要扎在大城市。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它不堵，只要你作品有意思，其实在哪儿生活都一样。

4

疫情之后，我也对家、家当有了新的思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居家办公，疫情不仅改变了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和家的距离。一封控，人就得天天待在家里，和家当在一起，有机会重新看看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一些新家当被添置进来，比如冰箱冰柜，也有一些家当，你会发现它派不上用场，占地儿又耽误事儿。

几年前我在国外拍过的两张家当也许可以对我们有点启发。一张是南非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家很简单，家当也很少，床，书柜，脸盆，燃气灶，电饭锅，洗衣篮，就这些，几乎没有别的了。但是，那么少的家当里还有一个电熨斗，可见他们多整洁，多爱干净。

还有一张，在泰国曼谷，是一户住在荒废的飞机场的人家。那地方有几架旧飞机，不少年轻人去拍照，成了网红打卡地。本来有个开发商想用这些旧飞机开酒吧，后来没做下去。这对夫妻因为城里房子没了，跑到这里住，慢慢人多了，他们还收点景点儿费，也够生活。这张照片有个遗憾之处：几个垃圾桶我没放上——虽然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挺破败的，但是依然进行着垃圾分类。

2022年春天，我搬到了美国生活，现在还在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语言。这次离开家乡，我带走的家当是一幅摄影作品，朋友林毅拍的蔡国强老师的作品《天梯》，照片不大，16寸，挂在我的新家。《天梯》是蔡国强送给奶奶的礼物，与天空的对话，也是与亲人的对话。在异乡，这张关于《天梯》的照片也能寄托我的一些情感。

到美国后，我又拍了一张新的家当作品，主人是一位叫惠特妮的女性。她住在公寓，这是美国很多年轻人或老年人的选择。不需要打理草坪，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想住就住，不想住，可能觉得这个城市有点冷，或者这个城市不好玩，就搬走了。我就想，住在公寓里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惠特妮提供了一种答案，她没有自己的房子，却拥有很多很多东西。照片摆出来的衣服只是冰山一角，墨镜都有几十副，还有很多手工小物件，装置画。惠特妮的很多家当是来自家人，比如奶奶的古董箱子和表哥的旧沙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发第一个月薪水后送她一个猫头鹰项链，从此她收集各种猫头鹰，有很多猫头鹰摆件。可能她不会像我们这样习惯存钱吧，哪怕住一天，也得让自己舒适，钱都消费掉了。家当也能反映一种生活方式。

2016年，我在美国还拍过一组《无家者的家当》，都是美国的无家者。那时，我跟着一个流浪汉去过类似庇护所的地方，到那儿写个名字，都不问你是谁，只要进去就可以吃东西，吃完了还可以外带，水啊食物啊，没有人管。他们有人还挺浪漫，家当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有一个流浪汉说，他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就是一个饥饿的艺术家。

那些无家者有人也不穷，也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只是想这样活着，只是选择了流浪的生活方式。家当就是这样，你可以拥有很多，也可以背负很少。

20年来，我拍了140多个家庭的家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的人还有联系，有些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留下的照片就像记录了社会的血液中那些小小的细胞，每一个家当都是见证者。透过他们的家当，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家庭的故事。

拍过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庭，「家当系列」的最后一张，我想拍拍我自己。疫情之后，我也会审视自己的家当，我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这些年，我也让自己活得简单点，极简主义一点，希望到时候东西越少越好。到时候看吧，看看我能留下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