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词林：“班包假”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栊翠庵品茶，是小说中精彩段落，更是中国文学中描写品茶的经典华章。其中提到的茶、水、器具，名目多且稀有名贵，并与人物身份性格、心理，互相映衬生发，精微入神，诚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锋”。当然，能参透其中隐喻机锋，不仅要靠博古和茶道专家的格物，还须有贾雨村所谓“悟道参玄之力”和董仲舒博贯连通之功。若措大辈读之，唯有酥麻垂涎而已。
妙玉茶道三物中，又以器具最为殊胜。盖妙玉珍藏之茶，无论六安茶、老君眉，真品伪品，今天也不难买到；烹茶之水，无论旧年蠲的雨水还是从梅花上收的雪花化水，若有心人机缘凑泊，也不难获得。至于水质保持问题，倒不必像今天桶装瓶罐的纯净矿泉那样加避孕药防腐剂等物事。即使没有妙玉的鬼脸青的花瓮，用一般的瓷缸收“梅水”（江南梅雨季节雨水）、“腊雪”，密封得当，也会经年不坏。特别是腊雪所化水，据《本草纲目·水部》，将其密封置阴处，“数十年亦不坏，用水浸五谷种，则耐旱不生虫；洒几席间，则蝇自去；淹藏一切果食，不蛀蠹”。
妙玉所出茶器，凡有六种：给史太君用的成窑五色盖钟、给众人用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给宝钗的颁（左分右瓜）瓟斝、给黛玉的点犀乔（上乔下皿）、给宝玉用的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自己常日吃茶的绿玉斗。这些茶器各有寓意，且相互照应。其中争议最大是颁瓟斝。沈从文与周汝昌关于“颁瓟斝”与“点犀乔”的不同意见，曾被刘梦溪列为二十世纪红学“第六次论争”。现在看来，二人关于名物的见解，如果与王世襄《谈匏器》《说葫芦》有关考证相比，都未免小儿科。至于由器具名称涉及对相关人物的评价，两人分歧更大。沈从文以为二物名称都是贬低妙玉的：“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周汝昌则以二件器具分别对应妙玉所予之人，“颁瓟斝”给宝钗，是因此女虚伪心重“班包假”；他相信所谓脂批本“杏犀乔”的文本，以为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形容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这与他一向贬低黛玉，推崇英豪阔达的湘云，是一致的。
“颁瓟斝”为葫芦器，即以斝之木模夹套在正在生长的葫芦上，待葫芦成熟后制成。葫芦器（范匏）技术由来已久，长沙汉墓中就有发现。清代传入宫廷。康熙、乾隆喜欢葫芦器，康熙还曾亲自临兰亭帖刻在葫芦模上。清沈初《西清笔记》记：“葫芦器，康熙间始为之。瓶、盘、杯、碗之属，无所不有；阳文、花鸟、山水、题字，俱极清朗，不假人力。”又云：“其法于葫生后，造器模包其外，渐长渐满，遂成器形。然数千百中仅成一二，完好者最难得。”乾隆《咏葫芦笔筒》云：“作器必归圣，葫芦器古无。可知心造化，即此示猷谟。地宝何曾爱，天然宛就模。裘钟看巧制，毛颖得安区。佈景图犹活，临池帖可摹。兰亭同逸少，愧我少工夫。”诗后有按语云：“张照跋芦膜帖，有曾见皇祖於芦膜上临兰亭语。膜字于义无取，盖模字之误。康熙年间有葫芦器皆以木模夹持成形，今司囿者亦仿为之，然大不如旧时者矣。”沈初说“康熙年间始为之”，如果是宫廷，问题不大，如果是指这种技术，则大谬不然。至于弘历，俨然要将此技术归之乃祖父，更是无谓。就像清代艺匏所在的丰泽园产的所谓御田胭脂米，本来是常州一带红莲香稻，竟然成了康熙帝发现培育的品种。这与文革时期一只母猪多下几只崽就说毛泽东思想（许多光辉著作，也都是翰林秘书“代天立言”）的作用，同样不靠谱。
沈初说范匏制器，“千百中仅成一二”，鉴于“斝”的形状结构比盘、碗更复杂，其成功率可能更小，所以尤见贵重。而为了一两件玩好之物，糟蹋上千无辜的葫芦，也是暴戕天物。
古人喜欢葫芦器，可能以为“葫芦”与“福禄”音近。但喜欢此物的玄烨、弘历祖孙不知是否想到，“葫芦”也与“胡虏”同音，他们玩葫芦，有点“姬子”（讥自）的意味。
颁瓟斝上“晋王恺珍玩”和“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的题款，和那些脂批本一样来历不明，且不说王恺与石崇斗富时，被石崇以铁如意击碎珊瑚，大失面子时，为何不亮出此比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成窑盖钟还要珍贵多倍的秘密武器，扳回比分？苏轼在元丰五年一直在黄州，正酝酿《后赤壁赋》，即看古人题款，哪有本朝人自写朝代的？
历来解释“颁瓟斝”寓意者，大都不反对以斝寓假，而“颁”由分瓜二字组成，如果说这是讽刺宝钗是一个破了瓜的（刘心武意义的“破瓜”）、丧失气节的假人，拥钗派肯定起哄。她的影身袭人试云雨，她本人坐在绛芸轩身穿空气和烛光织成的睡衣安眠的宝玉及其麈尾边刺绣鲜活的鸳鸯兜肚，并非无案可稽。
当然，《红楼梦》是以儿女律士大夫之书。十二钗、十二戏子多隐寓翰林史官(都入史太君作用)。为“颁瓟斝”题款的王恺，曾任散骑常侍，相当于后世翰林（太史）；苏轼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翰林之一。苏轼所谓“秘府”，即石渠、天禄之类宫廷珍宝图书收藏处（晋武帝送给王恺的珊瑚也来这种地方），是翰林史官经常光顾之处。玄烨、弘历制造的葫芦器，也陈列在翰林们供职的文渊阁、南书房等处。
在清代，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时尚科举，就如同贾雨村住进葫芦庙，或者龄官所说被关进笼子里，名利场中，难有真人、达人。如果侥幸从八股套子中脱胎而出（并不比千分之一二的匏器成功率高），为举人进士，相当于匏器中的盘碗，至于选翰林，则是其中的樽斝。陆游诗云“人生要是便疏豁，金马、银台莫问津” ，选翰林、入史馆后，身心受限制更严重。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玄烨对《明史》编纂的“关怀”就是一个例子，其频繁罗嗦，连其宠臣李光地都隐隐不满且抗议。不仅对帝王，“监制”史书写作不满（他建议帝王对史官“付之其人，随彼举职”），其“史书总是公修便坏”，更是针对康熙明史馆——玄烨老儿如真有本事，何不潜消三藩之乱浩劫于无形，让诸皇子不勾心斗角，相互残杀，何苦越位管理自己绝对不熟悉的业务，为后世独裁恶魔行政干预学术作俑？《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掰谎”掰得瞽史（女先儿）们都没法说书了，可发一笑。胤禛也鼓吹实事求是，但“我朝不伤一人，不折一矢，不待年而成帝业，出现在御纂《大义觉迷录》中”。乾隆五年（“元丰五年”所寓）以后，《明史》颁行天下，就有胡眉峰等斥之为秽书。其实《明史》就是清廷以举国之力实行文字狱和思想挟制下，旷日持久，反复磨勘，精工制造的一大极尽歪曲真实、抹杀记忆之能事的“颁瓟斝”。《红楼梦》中“青史古人空”、“观音未有世家传”等等，自有所指。
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这里的所谓“习惯”，就类似园艺家的匏范，坏许多只葫芦。当然，对于那些善于随波逐流，敛才就范，顺从习惯的人，他们会与葫芦庙里熟悉时尚之学的贾雨村一样左右逢源。想起文革时曾奉诏作《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配合毛泽东、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和精神虐待的绝代倡优余秋雨，以动人的香吻，娇颤的语调对玄烨老儿挟制《明史》编纂的颂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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