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战与耕？基于唐朝征兵制度的发展，浅谈其作用及影响
国之大事，在战与耕，对于养育了如此多人口的中华文明来说，让人民得以温饱而又安全的生活，是证明一个王朝合法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如何在扶持劳作的同时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就成了古代王朝不可回避的课题。
面对周边虎视眈眈的国家，中原王朝必须能完美地调动每一个可以作战的壮丁，而对于农业国家来说，壮丁参军必然导致劳动力的缺失，那么，如何建设一个既能保持战力，又可维持生产的军事武艺制度呢？同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如何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同时保证军队灵活强大呢？唐开始了它的探索。
府兵制
欲论唐代的军事武艺制度，则必要从南北朝时期说起。
公元564年，玉璧之战爆发，东魏军队包围了西魏的玉璧，孤城被困，似乎下一秒便是城破之时。
谁知，东魏围困了五十天，死亡士卒七万人，仍未攻克，战争以东魏的失败告终。
让人们记住这场战争的，是守军顽强的抵抗意志和巧妙严谨的守城策略，不过，真正的战争往往不从宣战那一刻开始，而是始于漫长的备战之中。
支撑西魏胜利的不仅仅是战时的指挥得当，更是一套先进的兵制——府兵制。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经济基础，在均田制的框架下，原本流离失所的人被授予了土地，这样，曾经难以被国家掌握的流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
既然人口固定下来，国家便可以以土地为线索进行征兵了，在之前，来去不定的流民难以招募，而现在，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无处可去，只能静静等待。
这样，安于土地的农民成了充足稳定的兵源，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府兵制，让军队组织度大大提升，西魏得以胜利。
府兵制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兵源上，还在小农经济时代上，农业生产天然地以家庭为单位，而府兵制中一人入伍，全家入军籍，为了保护自己的农田和生活，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再有后顾之忧的士兵得以更加积极地作战。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府兵制名义上是皇帝的禁军，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的产生。
再经过隋代的一系列建设，到唐代，这一制度渐趋成熟，在唐代，军人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做到了耕与战的平衡。
在唐代，骠骑﹑车骑府的名称得到了恢复，这样对军队的组织不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式，而是借助“府”的划分得以有脉络地高效组织。
凭借这样的制度，新生的唐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唐终于一改南北朝时期中国文明的颓势，渐渐武德充沛了起来。
府兵制的弊端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曾经庞大帝国的细微不足迟早会发展成顽疾，府兵制的弊端也渐渐体现了出来。
土地兼并严重削弱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均田制，于是，失去经济基础的府兵制逐渐衰落。
伴随着均田制一同破碎的，是府兵的社会认可，而这一切仅仅是崩溃的酝酿阶段——它还需要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来加速消解，随着战线的延长和战事的频繁，原本可以轮番休整的府兵却不得不长久戍守，压抑的生活致使大量府兵逃亡。
府兵制几乎将要迎来终局，唐帝国的命数却没走到尽头。
兵制的改革和兵募制的兴起
在实行府兵制的同时，唐还施行着另一项征兵制度——兵募制。
兵募征召的士兵多为临时征召，比府兵制更加灵活，战后士兵回乡，国家也不必有养兵的负担。
这样的组织方式是对府兵制的有效补充，当府兵僵硬的组织框架无法灵活运转时，兵募制为唐朝的征兵制度注入了活力。
但是，兵募制和府兵制一样，在漫长却又激荡的历史中逐渐显露了其弊端。
在前期，国家尚能支付士兵不菲的勋赏，但随着帝国越发臃肿，有功而不赏，有赏而不公的情况屡见不鲜，曾经受人尊敬的兵士逐渐被作为奴仆被驱使，失去了其应得的尊严。
同时，兵募制也迎来了和府兵制一样的窘境——均田制的消解抽空了其经济基础，而长年的征战把士兵的流年和希望全然空付在了荒芜的边疆。
募兵制
当兵募制和府兵制走向衰落后，新的制度取代了二者——募兵制。
军队训练度的下降时刻动摇着唐的安全，于是，唐帝国采用了新的征召方式——唐开始以新的方法招募士兵，这些新兵被称为长征健儿，在生产上，他们不必种地纳税，衣食皆由国家负责，在家庭上，其家属可以随军，进一步保证了士兵没有后顾之忧。
在这样的制度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唐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进入了其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此时的唐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唐以她独有的优势与气魄加入了争夺西域这个贸易要道的角逐。
公元715年，监察御史张孝嵩与安西都护吕休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击败吐蕃大食联军，夺得中亚重要的属国拔汉那。
公元717年，公元722年，唐帝国又多次击败吐蕃军队。
终于，在新制度的作用下，唐迎来了它“兵气拥云间”的时代。
中央和地方的平衡
募兵制解决了军队组织的问题，但是，强力的军队如同锋利的刀剑，在侠客手中可以护佑百姓，在盗贼手中，却极易为害一方。
如何保证军队这把利剑紧紧握在中央手中，而不会成为地方割据的利器呢？唐朝又开始了新的制度建设。
唐朝设计了监军制度，监军制度运作的原理很简单：既然军队可能背离中央，那为什么不从中央派人安插进军队，以实现监察的目的呢？
不过，简单的原理一旦进行实践，便会不可避免地暴露许多问题。首先，谁来担任监军？
唐朝想到了宦官，宦官和普通的官员不同，官员的权力未必全部源于皇帝，文化上赋予的使命感和现实上的种种复杂关系让官员不完全是皇帝的重视努力，但宦官不同，宦官的存在完全是因为皇权的存在，宦官的存在基础正是皇权本身。
宦官不必顾及地方的种种关系，也无须坚守文化赋予的尊严，宦官是皇权的产物，因此也必然对皇权忠诚。
但确定谁来担任只是万千要题中的一个，监军监督军队，那么谁来监督监军？监军的监督权和将领的指挥权如何实现平衡？
这些问题都关乎着帝国的命数，但随着帝国的疆域逐渐扩大，帝国的机构逐渐臃肿，这些问题渐渐在胜利的歌舞声中被忘却了。
就这样，监军制度似乎真的保证了军队对中央与皇权的忠诚，于是，唐帝国的统治者们渐渐在频繁的胜利中陷入迷梦。
尚武文化
训练了有力的军队，并将之牢牢握在手中，唐的军事武艺制度似乎接近完备了。
但是，任何完备的制度都需要完善的文化氛围才得以生根发芽，唐在确立一系列制度的同时，也营造着尚武的文化。
尚武精神的营造得从科举制度为切入点，彼时的科举制度还不是只读圣贤书的内卷游戏，武举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则天称帝之后，开设武举，考试科目不仅仅有步射、马射、马枪，甚至还有负重，尽管很少有名将来自武举考试，不过，武举成功带动了唐朝的尚武风气。
和武举制度一道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入和募兵制的完善，尚武的文化赋予了此三者生长的土壤，而此三者的完善又把尚武文化推到了新的境界。
小到风靡民间的拔河，充斥着尚武之风的诗歌和小说，大到对外战争的骁勇善战，唐朝的尚武之风贯穿了整个大唐气象。
尚武之风带来的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一种文化自信，在尚武之风的影响下，唐朝重现了“一汉当五胡”的局面，唐在文化上空前地包容，而却又空前地自信，唐的文化多元不是妄自菲薄地学习外来，而是海纳百川的豪迈气概。
畸变与衰落
尽管唐的历史如此辉煌，但唐无法超越封建王朝的藩篱，唐在封建的框架内做到了极致，但它终究还是一个封建王朝，如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唐迎来了它的终点。
尽管募兵制征召来的士兵因不参与生产更具战斗力，但作为代价，国家也必然承担巨大的养兵负担，在繁荣时期，国家尚有能力保养这些战争机器，但随着土地兼并和腐败的加深，国家被一点点掏空，庞大的战争机器成了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
不参与生产的士兵便自然以当兵为业，这使得从军也世袭了起来，当征兵的使命被交给节度使，世袭带来的忠诚也慢慢转移到了节度使身上，于是，中央对兵权的掌握被削弱，节度使逐渐成为割据势力。
另一方面，监军利用其权力在军队上指手画脚，监军的处处插手导致了军队指挥迟滞，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监军本身却缺乏监督，于是，权力造就腐败，原本用以抑制腐败和自重的机关，此时成了最腐败的机关。
就这样，越发严重的土地兼并，越来越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逐渐腐朽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唐帝国迎来了它的落日。
像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唐直到灭亡都未能做到耕与战的平衡，也未能让中央集权和军队灵活全然地统一，但是，唐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在此后的几千年，每个神州大地上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唐的影子。
如果今天的我们做一次千年回眸，我们仍将流连于唐的气象，唐不仅留给了我们一套精美的军事武艺制度设计，还留下了更重要的衍生物——尚武精神。
参考文献
《唐代藩镇研究》
《浅议唐朝尚武之风向宋朝崇文之风转变的缘由》
《中国古代军事》
《中国军事经济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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