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商佛”霍英东，捐150亿，出门不带保镖，抗癌23年死后国葬

2006年10月31日8时30分，一辆灵柩车从协和医院南门缓缓驶出，径直开往首都机场。此时，一架专机已等候在那里，准备迎接已经安然长眠的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的灵柩返回香港。

10月31日下午1点15分，专机降落于香港国际机场。由警方仪仗队护送到北角香港殡仪馆，霍英东先生走完了一生的最后一程。

举行葬礼时，香港、澳门同时降半旗为他默哀。

走在灵柩最前端的是原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他扶灵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澳门赌王何鸿燊、“领带大王”曾宪梓、“亚洲首富”李兆基。

霍英东的遗体上铺盖着五星红旗，享有最高规格的国葬。

霍英东走了，带着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辉煌，没有遗憾，没有困顿。

他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却是捐款最多的爱国商人。

身价290亿人民币累计捐出150多亿港元，支持内地重大基础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给自己创下的财富作出了令人尊敬的注解。

在香港乃至中国商界霍英东的人品众口皆碑。

霍英东是唯一一个没有雇佣保镖的亿万富翁。

张子强在香港横行数年，是富豪们的噩梦。他让手下将港澳富豪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逐一绑架勒索。偏偏在看到霍英东的名字时，他停住了，说了一句话：“霍老爷子我不动。”

难道是张子强惧怕了吗？当然不是，是霍英东让这个悍匪都对他肃然起敬。

“富不忘本”，“千金散去”，霍英东在取与舍的平衡中善心尽显，令人仰止。因此有人尊称他为“一代商佛”。

霍英东曾经说：“在香港这些富豪里，我的出身是最苦的。

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县南沙镇，1923年5月10日生于香港。乳名“官泰”，这是家人为了祈求平安所取的名字。

父亲霍耀荣领着全家七口人，长年累月地漂泊在海面上。做着驳运（在码头用小船运货到海上送到大货船上，或者代他们转运煤炭和其它货物到岸上货仓）的生意。

水上人家生活的艰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在陆地上没有片瓦寸土，摆炉做饭，吃饭睡觉，全都挤在一条小舢板上。一旦遇上威力巨大的台风，等待他们的或许会是船覆人亡的惨剧。

人们在船舱里、码头边活动、干活，入息不多，勉强维持。

他回忆往事说：“我们不习惯穿鞋，有一年农历新年，母亲给我父亲做了一双鞋，他穿了新鞋上岸，在一家面馆吃面。吃完面就回船，却把鞋子遗忘在了那里。”

霍英东与母亲

1930年，霍英东七岁时，他的父亲霍耀容得了淋巴癌。霍英东的母亲找来民间偏方，用田螺拿布包上围在丈夫的颈脖上，据说田螺能把颈部的浓血吃掉，使病情好转。可是这个偏方并不奏效。

8月的一天，霍英东的两个哥哥随他母亲和叔父出海，不幸遇风暴翻船，几人全部落海。两个哥哥，一个13岁，一个11岁，瞬间被海浪淹没。

他的母亲抱住一段残橹，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儿子，被风暴吞噬。母亲被叔父救起时，已经不省人事。

船上人家

两个儿子的离去，给病中的霍耀容沉重的痛击。50多天后，他便悲凄地离开了人世。

在霍家的这场劫难中，小小的霍英东侥幸地保存了一条生命。还有那九岁的姐姐和五岁的妹妹同母亲孤儿寡母如何度日？

霍英东的母亲“霍四婶”挺起了腰杆，挑起养育子女的重担。

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海上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她带着3个孩子，将一家四口人迁到岸上居住。

她们住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贫民窟，只有这里的房子是她们租住得起的。

在一幢三层楼房里霍四婶租赁了一小块地方。同一楼层有50多名租客居住，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拥挤不堪。

有人睡三层碌架床，有人睡帆布床，有人晚上才开一张床板。

晚上一盏煤油灯，飘忽着火苗。把人影时而拉长、时而扭曲。

这里有一口渗进了海水的浅井，那水又咸又涩。煮出来的米饭，像熬出来的草药苦涩。

要养活三个孩子很不容易。霍四婶借钱买了一部缝纫机，打算替别人缝衣补衫，赚点小钱糊口。

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衣服破了自己动手补补，所以光顾的人很少，没几个钱可挣。霍四婶和别人合资购置了一条名为“兴和”的小火轮，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维持下去。

她能吃苦，干活利索，又能说会道。常常能揽下大宗的生意。自己做不完就把生意分给其他接驳的人去做，从中收取微薄的佣金。

有时货物多，板少，板客便坐地起价，酬金收得少了，她就要赔本，但她为了信誉和继续有工可作，硬是委屈求全。

被生活和命运的担子重重压着的女人想着自己苦一代就够了，一定不能让孩子以后继续苦下去。那么命运的出口在哪里？眼前只有一条读书的路。

霍英东6岁读过私塾，9岁读帆船同业义校。1936年，霍云东13岁时，考入了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命运似乎向他显现了一线光明。

母亲含辛茹苦每月负担5元港币的“高昂”学费，霍英东亦不负母亲心意，拼命读书。

霍英东回忆说：“那时我读书十分专心，总是不甘落后，而又曾经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觉得面目无光。”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皇仁学院被迫停办。霍四婶原本指望儿子完成学业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现在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母子俩伤心极了。

战时，香港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如同一个烂摊子，底层民众的生活，更是艰难竭蹶。为了养家糊口，霍英东做过许多工作。

先后在渡轮上当铲煤工、在太古船坞做打铁工、在启德机场做苦力。

每天十多个小时辛苦的劳动，又是常常填不饱肚子。“那时，早上精力还好些，晚上放工回家，我每走一步，就数一步，几乎迈不开双腿。我老是想着不知还要数多少步才能回到家……。”

幸亏他母亲这时已积蓄了一笔钱，同别人合资买下来湾仔市场附近一间杂货店，叫他管理店务。

经营一家杂货铺其实并不轻松。忙的时候，同时要应付二十多位客人。从清晨六点营业到深夜，每星期七天，一年忙到头，农历新年 ，还要开一扇门，方便顾客。

因为进货，霍英东与不少店家熟悉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英东结识了一位名叫吕燕妮的女孩。燕妮人很文静，长相娟好，和霍英东谈话十分投契，两人之间很快产生爱情。

也在这个时候霍英东过上一段比较安宁的生活，开始享受人生的幸福，结婚和生儿育女。

霍英东和吕燕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活跃起来。

东南亚海域残留很多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霍英东脑袋一转，心想有不少物资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买一卖一能从中赚些钱。

他看准一批海军机器，并且以一万八千元买入，转手卖出4万元，净赚两万二千元，这是他的第一桶生意金。

1948年，霍英东25岁，正是人生敢想敢做的年纪。他又接过了母亲手中的驳运生意，而且越做越大。继而进行海上贸易 ，几年间已经风生水起。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联合46个国家通过实施封锁制裁，禁用物质从飞机汽油、到抗生素无所不包。

战场上数十万志愿军都在急盼盘尼西林，止血药棉等。

霍英东不顾英国当局的威胁，冒死给我国志愿军战士运输救命药盘尼西林，救了无数条鲜活的生命。

战场上需要黑铁皮，做战备运油之急需。这种黑铁皮十分笨重，运输成本非常昂贵，几乎没什么利润可图。霍英东却偏偏签下了这个单子，他的理由是：祖国有需要。

他被水警船与海盗机枪扫射，四艘货船，被炸掉了两艘船，自己也险些丧命。

霍英东回忆说：“那一段时期最为艰苦，白天黑夜都忙着运输，一直坚持了三年。”

周总理高度赞扬以霍英东为突出代表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积极贡献，称其为 “患难之交”。

抗美援朝结束后，霍英东把眼光投向了香港地产。1954年，霍英东办起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从事房地产行业。

一天，一位老邻居找到他，说要向他买房子。霍英东带着歉意地说楼房正在建设中。

那人指着工地上正在盖的楼说：“就这一幢，你买一层给我好不好？”

霍英东灵机一动，说：“你能不能先预付一部分订金？”

邻居说：“行，我先付订金，盖好后你把我指定的楼层给我，我就把钱交齐。” 霍英东对此大受启发，开创了大楼预先分层出售的先例。

霍英东在香港商界摸爬滚打，始终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立性、自豪感为根本。

他敢于打破外资并吞的惯例模式，一举收购美国人在太平岛造船厂及荷兰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

独家承造全港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招标工程——世界第一次设计的海底水库淡水湖第二期工程。这一壮举，在世界商业之林大长中国人的志气。

因此，霍英东自豪地说：“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心始终都向着中国！中国！不像英国移民到了澳洲、新西兰，反过来反对英国。”

霍英东与祖国交往，早在五十年代就已开始。他身处香港，不断在倾听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霍英东作为港澳的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一份烫金的大红请柬。落款是几位伟人：

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朱德(全国人大委员长)；

周恩来(国务院总理)；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霍英东激动不已的情形，那就可想而知了。

观礼招待会上，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在会场欢迎大家。邓小平热情地握住霍英东的手:“欢迎您来北京。”并向霍英东表示以后每年见一次面，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

到1997年伟人离去,30多年间,两人共见面15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霍英东以个人之力，挹注于改革开放事业，做披荆斩棘的开路者。

当年的对外开放，实际是从引入外资兴建酒店开始的。廖仲恺之子廖承志找到了霍英东，希望他能够投资建设国内第一家酒店。

1979年7月，在白鹅潭边，内地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宣布动工了。

大部分材料要靠进口，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公章。 霍英东亲历亲为四处奔波，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天鹅宾馆试营业那天，霍英东感慨地笑着： “我的身体的确非常疲惫了，可我的心里却非常的甜蜜。我终于可以用实业报国了！”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为这历史性的一刻鼓掌。

1983年，刚到花甲之年的霍英东感到身体不适，左胁下隆起一个小肉疙瘩。经过确诊，霍英东和他的父亲一样得了淋巴癌。

遽然降临的噩运，犹如晴天霹雳，令他的家人朋友错愕痛惜。

当即在香港接受了肿瘤切除，又被接送到北京301医院，接受电疗和化疗，经历几个疗程的治理，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病后的一次演讲中，他道出人生的偈语：

财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霍英东自身逢此罹患，却依然心系他人。

从1984年到2006年，霍英东汲汲忙忙的身影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医疗事业。

广州七家医院的数座“英东”病房和里面先进的设备，给被病魔折磨的人们解除身体的痛楚，开启了生命之门。

广医一院8楼的“英东广州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在投入使用的第三天，就收治了“非典”病人。

钟南山院士在抗非期间曾发出过“将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这里送！”的有力呼号。

是医院精良的硬件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底气更足。

中国申办奥运，是霍英东最投入的事业之一。为了能够早日申奥成功，霍英东倾注了心血，动用了自己能够动用的所有资源 。

申办2000年奥运会，北京输了，有记者问：“是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到家？”

霍英东回答：“难道要拜他、跪他，还是送钱给他？有些事，过分不行的。”

第一次虽然铩羽而归，霍英东仍然矢志不移。尽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2001年，7月13日15时，当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那浑厚的声音念出：“Next is 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

无论是在场的中国人还是电视机前的人们都激情沸腾地呼喊：“成功啦！成功啦！”“北京申奥成功啦！”“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霍英东喜极而泣，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深夜跑到附近的球场，一头扎进欢乐的人群高兴的像个孩子。

待筹备北京奥运会之时，霍英东又为“水立方”建设捐资2亿港币。

众所周知，霍英东是第一个为中国的奥林匹克选手开出高额奖励的人。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霍英东赠予中国选手冠军每人一枚一公斤重的纯金金牌和8万美元。

亚军奖励半公斤重的金牌和4万美元。季军奖励0.25公斤重的金牌和2万美元。

给奥运健儿们取得的荣誉锦上添花。

唯有在大舍大得中才能有十足的欢喜。唯有大彻大悟之人才懂得，“富不忘本”“斗米自足”。

霍英东的秘书王宁世谈到：“有一次，霍先生穿一双旧皮鞋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料鞋后跟掉了，弄得很尴尬，我急中生智把自己的鞋脱下给他换上。”

在北京他没有自己的写字楼，总是拎着一只布兜子，里面装着材料，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夜宵也是参加晚宴打包回来的食物。

苏轼说过:“守道而忘势， 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霍英东做到无愧先贤了。

霍英东原本可以坐上华人富豪的第一把交椅，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在其他港界名流热衷于投资赚回报的时候 ，霍英东想着的是怎样把财富回赠于祖国。

在霍英东的公司供职30多年的凌汉伟说：

“改革开放以后，霍先生把精力放在国内，对挣钱反而没有什么兴趣。他爱国，把钱拿出来，不希望拿回去。他所做的大部分事业都是捐资，而不是需要回报个人的投资。”

有一次，记者问霍英东一共向内地捐赠了多少钱。他一时竟回答不出来，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这只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份心意！”

一个给社会捐赠了很多财富的慈善家，却对捐赠数额不清楚，这正是“难得糊涂”的境界吧！霍英东的身价与人品等值，这才是真正的富有者。

2003年底，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开了，霍英东的身体每况愈下，淋巴癌已经转移到肺部。

在与癌症抗争多年之后，他终究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

2006年6月，因为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中央派出的专机直送北京救治。其后，曾几度传出不好的消息。

在病榻前，霍英东他用颤抖的双手捐出了生前最后一笔款项。

捐资 500 万港元，用于投入“邓铁涛中医药人才培养奖励基金”中，用于支持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2006年10月28日晚7时许，一代工商巨子、慈善大家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春秋八十有四。

结语：霍英东是中国文化传统上能负大责任、有大担当如孟子所说“天降大任”的人物。

用《新约圣经》的一段话来赞颂霍英东的一生是颇为贴切的，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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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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