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问心无愧

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杜海峰绘制《问心无愧曹阿瞒》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曹操吟七律

变色风云动九州，誓除大恶起陈留。

谁曾慧眼识英雄，尽道机心逞勇谋。

俯仰乾坤无愧怍，是非褒贬有春秋。

何妨横槊观沧海，痛饮千杯可解忧。

张红星教授注：

变色：改变颜色。宋·王安石《再用前韵寄蔡天启》：“澹然山谷中，变色未尝辄。”清·阎尔梅 《出都门往游西山》诗：“远峰变色暗夕阳，盗贼持兵走荒墓。”

风云：本指风和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后比喻时势。 《后汉书‧皇甫嵩传》：“今主上埶弱于刘 项 ，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撝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北周·庾信《入彭城馆》诗：“年代殊氓俗，风云更盛衰。”

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说法不一。《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青、梁州;《周礼·夏官·职方》有幽、并 州而无徐、梁州。后以“九州”泛指天下。《楚辞·离骚》：“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宋·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机心：巧诈之心;机巧功利之心。《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成玄英疏：“有机动之务者，必有机变之心。”明·刘基《浣溪沙》词： “早息机心劳役少，懒闻世事往来疏。清风明月总赢余。”

勇谋：勇敢而有谋略。《国语‧吴语》：“彼岂能与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谋，于此用之。” 《孔丛子‧儒服》：“命勇谋之将以御敌，先使之迎于敌所从来之方，为坛祈克于五帝。”《后汉书‧庞参传》：“河南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

俯仰：低头和抬头。《墨子‧鲁问》：“大王俯仰而思之。”唐·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星河尽涵泳，俯仰迷下上。”清·钮琇《觚賸‧贞白楼诗》：“俯仰观幻化，斯理本如此。”

愧怍：惭愧。语出《孟子‧尽心上》：“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人。”宋·曾巩 《又祭亡妻晁氏文》： “夙夜思惟，心颜愧怍。”明·方孝孺《与黄希范书》：“千里遣徒，赆以束帛，而缺然无以报，不胜愧怍。”

褒贬：赞扬或贬低。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春秋》采善不遗小，掇恶不遗大，讳而不隐，罪而不忽，······正理以褒贬。”晋·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清·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序》：“梁世刘勰、钟嵘 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

春秋：指褒贬。《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藉其意。清·和邦额《夜谭随录‧崔秀才》：“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春秋。”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郭生》： “ 王(王生)谛玩之，其所涂留，似有春秋。”

痛饮：尽情地喝酒。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唐·杜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诗：“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水浒传》第二三回：“柴进教再整杯盘来，劝三人痛饮。”

解忧：解除忧愁。三国·魏曹操《短歌行》：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宋·陆游《上殿札子》：“陛下虽居万乘之贵，孰与解忧哉?”明·刘基《题陈太初画扇》诗：“炎天玉烁水银流，琴上薰风可解忧。”

黄德劲先生评：

这是十分霸气酣畅而又本色率真的一首诗!由此诗完全可见彬宇先生之胸襟气度也!自《三国演义》以来，曹操被披上了枭雄奸臣的外衣，横遭苛责。然纵观历史，千年上下，其文才武略，其识见胸襟，其人品性情，日月之心，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实则不世之雄才也。此诗最后用曹操横槊赋诗《观沧海》及《短歌行》的典故，显出了彬宇先生精巧的构思和勾画出了一位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命世之才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按照《三国志》说法，曹操曹孟德，今安徽亳州人，是汉朝开国名相曹参的后代，汉灵帝时太尉曹嵩之子。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继其侯爵。曹腾历侍四代皇帝，颇有名望，汉桓帝时，封为费亭侯。

陈寿无疑是为尊者讳的。因为“太祖武皇帝”还有个小名，“曹阿瞒”。为何叫阿瞒，则有N多故事。

据说曹操小时候，总是喜欢打架斗殴，“无恶不作”，有点像问题少年。而曹操的叔叔，也因此看不惯他，所以经常在他爹面前告他的状。对此，曹操不胜其扰。当时曹操虽然年幼，但已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所以最终决定治一下自己的叔叔。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场景：曹操的叔叔上街，“巧遇”曹操。见到叔叔的曹操没有上前请安问好，而是立马躺在地上抽起风来。一下子惊呆了的叔叔赶紧跑去告诉曹嵩。曹嵩火急火燎地赶来，竟然发现曹操完全就是一个没事人一样，笑逐颜开，一切正常。对于老爹的问询，一脸无辜，甚至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状态。

父亲还是疼儿子啊。因为曹操借此告诉自己的老爹，叔叔不喜欢他，总是告他的黑状。吃了瘪的叔叔自此失去了曹嵩的信任，也让曹操愈加“任侠放荡”。

除此之外还有说法：曹操原本小名阿满，是个可爱的乳名。后来不断被黑，“满”就成了“瞒”。类似的故事多了，恶心曹操。

乱世出英雄。曹操生逢乱世，崛起于更迭之际，若诸葛亮于《隆中对》所言：“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天时与人谋，其实皆不可缺。

东汉末年是一种什么景象呢?“变色风云动九州”。用曹操的诗说就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仲长统，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才华过人，豪爽不拘。其在毕生的思想精华《昌言》中写道：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

根据历史专家的总结，东汉末年的“风云色变”，又是一场巨大的民族与国家浩劫，“死亡率超高，场面太可怕。”总结说：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到底有多可怕，可以从损失的人口总数中窥见一斑。依据东汉中期的人口统计(6500万左右)，三国初年的人口估算(2300万左右)，那么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当时的中国损失了近60%、多达4200万的人口(所有数据均参考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而造成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争、饥荒和瘟疫。

军阀混战是导致东汉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汉末天下大乱、诸侯纷起，强者跨州连郡，弱者宰割县邑，相互间征伐攻讨，使得海内混乱不堪。而就在这无休止的混战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

作为战争中恐吓、削弱对手的一种手段，各地军阀都对屠城乐此不疲，尤以国贼董卓为甚。董卓的凉州军团军纪最差，每每在攻克敌军城池后，便将城中财物劫掠一空，将残余的百姓悉数杀光。其实，不仅董卓这类残忍的军阀喜欢屠城，就连一向宣扬“拯焚救溺”的曹操，也干过这等为人不齿之事。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起兵讨伐陶谦，并将刻骨仇恨发泄在徐州百姓身上，所到之处都以屠城作为报复，死于其手的百姓竟然多达数十万(“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见《后汉书·卷七十三》)。虽然数据有严重夸大的嫌疑，但遇难者的数量绝不会低于数万。

除战争外，死于饥荒的人口也是难以计数。由于各地军阀大规模征用青壮年为兵，再加上战争、天灾的影响，使得各地普遍出现农田大量抛荒、粮食歉收的现象，从而导致饥荒蔓延。在当时的情况下，各地军阀普遍严重缺粮，以至于出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见《三国志·卷一》)的现象。

面对饥荒，士兵尚且不能填饱肚子，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由于极度的缺粮，导致百姓们在饥饿感的驱使下，竟然开始以同类为食，导致“人相食”的现象屡见史端。比如兴平元年(194年)六月旱灾、蝗灾过后，“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见《后汉书·卷九》)。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不难想象当时的惨状。

战争、饥荒之后必然是瘟疫的大流行，而遇难者人数之多，同样无法统计。在东汉末年短短30余年时间里，见诸于史册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12次之多，而在瘟疫来袭之时，往往死者相枕，阖家灭绝者比比皆是。作为时代的见证人，曹植曾在《说疫气》一诗中，用极为沉痛的笔触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在这一连串的瘟疫当中，尤以204-219年间的大瘟疫最为恐怖，直接把昔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变为“人间地狱”，连贵为上层阶级的“建安七子”，竟然也有4人死于瘟疫。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曾描述过这场瘟疫的可怕性，称“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由此可见瘟疫的极端可怕性。

在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屠城、大饥荒、大瘟疫的连番打击下，等到三国初年，人口总数锐减60%以上，许多地方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宁为太平犬，莫为乱离人”，东汉末年的风云色变动九州，其实最大的风云色变，还是人祸，还是豪雄并起，群霸逐鹿，民不聊生。曹操身处其中，以其智慧手腕本色出演，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三国志》记述：

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

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简单梳理，曹操一开始被举为孝廉，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后又外调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令。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左中郎将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右中郎将朱儁先到，与黄巾军波才部作战，失败，皇甫嵩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面对波才的围困，趁夜纵火出击，使黄巾军惊乱后撤。此时曹操率军赶来，联合皇甫嵩、朱儁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 。不久后，曹操调任济南国(今山东济南)相。

在任济南相期间，曹操一秉其大刀阔斧风格，将当地贪赃枉法，无所顾忌的官吏，奏免了十之有八。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朝廷征还曹操为东郡太守，拜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这其实深刻体现了曹操对时务的判断，所谓头脑清醒，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在自己著名的自述《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自表心迹说：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随后的决断再次证明了曹操的眼光。当时天下纷乱，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在推辞的理由中说：“废立皇帝是天下最不祥的事了。古时有衡量轻重、计算成败而后施行的人，伊尹、霍光便是如此。这两个人都怀着至忠的诚心，以宰相的地位，凭借执政大权，加上同众人的愿望一致，故此能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如今，各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而没有看到现在的困难。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想一定达到目的，难道不觉得危险吗?”后来王芬果然事败自杀。

那么，英明神武的曹操，为何会选择在陈留起兵呢?这又是曹操智慧的体现。原来，曹操的父亲在陈留住过一段时间，已经在这里积累了一笔财产，可以供曹操招兵买马。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曹操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在这里做一把手，这个朋友就是陈留太守张邈。

张邈、袁绍、曹操三人在年轻时，他们曾经一起被朝廷征招进京做官。在洛阳时期，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很好。尤其张邈与曹操的关系更好。他们三人曾一起去讨伐董卓，在战争的安排上张邈与袁绍话不投机，袁绍怀恨在心，让曹操杀了张邈。曹操对袁绍说，张邈是我们的朋友，怎么能容不下他。现在天下大乱，不能互相残杀，于是袁绍就不再提这件事情。

曹操后来东征陶谦的时候对家人说，如果我回不来，你们可以投靠张邈，他会照顾你们的。曹操归来，与张邈经历了生死别离后的相见，俩人都很激动，相拥而泣。可见那时张邈和曹操的感情很深厚。曹操来到陈留，很大程度就是奔着老朋友张邈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也并不错。

曹操选择在陈留起兵，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陈留的地理位置。在这里起兵更有利于讨伐董卓。因为陈留距离董卓所在的洛阳比较近。而最重要的是曹操要把兖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陈留归兖州，是兖州的一部分，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素有“军事重镇、九省通衢、齐鲁咽喉”之称。周边有冀州、豫州、青州、徐州。把这里作为根据地，退可以守兖州，进可以向四边。兖州还是华北平原的丘陵地区，地形地貌都让兖州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除此之外，曹操在陈留起兵时，还得到当地大地主卫兹的帮助。卫兹为人正直，家里有很多财产，对董卓乱政非常不满，当他听说曹操起兵反董卓，非常高兴，立即拿出钱和粮食来支持曹操招兵买马。

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彬宇先生诗“誓除大恶起陈留”，当曹操下定决心，要拉起队伍加入战斗，惩恶除奸时，选择了陈留。这对曹操来说，是人生重要的时空选择。

而曹操能够这么干，最终还能干成功，根本还是能力。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对曹操能力的评价与未来的预测，最有名的是许劭的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怎么来的呢?在张亚新先生的《曹操传》里，有比较清晰的描述：

南阳何颙,字伯求,年轻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等人交好，显名太学，著名党人陈蕃、李膺等都与之深相结纳。党锢事起,何颙也在被捕之列，于是变易姓名，逃到汝南躲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何颙见到了曹操,不禁感叹道:“汉家就要灭亡，能够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曹操听了，非常感激。

颍川李瓒，为李膺之子，曾做过东平相。李瓒十分赞赏曹操的才能，临终时对儿子李宣等说:“国家即将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超过曹操的。张孟卓(张邈)是我的朋友,袁本初(袁绍)是你们的外亲，虽然如此，今后你们也不要去投靠他们，一定要去投靠曹操。”几个儿子照此办理，后来都在乱世中保全了性命。

汉代取士用人,主要来自公府的征辟和地方的察举。其取用的标准，主要是依据地方上的评议亦即所谓清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舆论方面的鉴定。经过舆论的鉴定得到称誉的士人,才有可能成为征辟察举的对象。……

由于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有些人就成了清议权威和鉴定人才的专家，被目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地方上的舆论，因而影响到士人的仕途进退。士子们为了取得清议的赞誉，就不能不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寻师访友，以展示并提高自己的才学和声名，博取人们的注意和好感。特别注意博取清议权威的赞誉,以致有些清议权威终日宾客盈门，甚至还出现了求名者不远千里而至的情况。

曹操对于这种形势，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因此他除了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赞誉外，还特别注意结交名士，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他所结交的名士,除前面提到的何颙等人外,还有桥玄、许劭等。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历任县功曹、国相、太守、司徒长史、将作大匠、少府、大鸿胪、司空、司徒、尚书令等职。光和元年(178),升任太尉。以刚毅果断著称,敢于打击豪强贪官。自己则廉洁自守,虽身居要职，子弟宗亲却没有一个凭借关系做上大官的家贫乏产业，去世后，竟难以殡葬，当时人称之为名臣。桥玄谦恭下士，善于观察和品评人物，在清议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曹操慕名前往，桥玄与之接谈后，感到曹操很不平常,说:“现在天下将要变乱,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才是不可能使天下安定下来的。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

停了一下,又说:“我见过的天下名士多了,没有一个是像你这样的。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

曹操听了,非常感激，把这位老前辈引为知己。桥玄觉得曹操还没有什么名气，又劝他去结交许劭。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以名节自我尊崇,不肯应召出来做官。善于辨别、评述人物的流品，当时人们推举清议的权威，无不把他和太原郭泰作为代表。谁要是能够得到许劭的赞誉，谁就能够身价倍增。许劭常在每月的初一，把本乡的人物重新评议一番,叫做“月旦评”。曹操由于桥玄的推荐，也由于自己对许劭慕名已久，因此不止一次带着厚礼、陪着笑脸去拜访许劭，请求许劭对自己称誉一番。许劭一方面感到曹操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大概对曹操那些飞鹰走狗的行径有所了解，不大看得起他，因此拒不作答。曹操却是决不放弃，坚持着自己的要求，最后甚至找了个机会对许劭进行胁迫。许劭没有办法,只好说:“你是一个太平时代的能臣,动乱时代的奸雄。”(即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听了这个评语，感到非常开心，哈哈大笑着离去了。……

曹操能够得到众多名士的推挹,并不是偶然的。汉代清议的标准,大体上以名教为依归，即一个人必须读经习礼，砥砺品行，随时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谈风度，才有可能得到清议的好评。但一个人才能突出,也能得到清议的重视，特别是在经学日渐衰微的汉末，才能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价值。曹操在品行方面是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称道的，但他的才能在当时一定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他的观察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的机警、智慧和谋略，他的干练和果敢精神，都是一笔令人羡慕的财富，在乱世非常有用。他肯定不是一点书不读，而是不读那些于世无补的书,特别不愿走成千上万的汉儒曾经走过的那条皓首穷经的道路。他不是不读儒家的书，而是不专读儒家的书,诸子百家的书他都要浏览一番，把有用的东西加以吸取。特别喜欢兵法,当时在军事方面一定已经发表过不少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他获得清议好评的原因。此外，当然还跟他个人不懈的努力有关。

曹操虽然出生于宦官家庭，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宦官奥团遭到广大士人的反对，是不可能有远大前程的，他不能顽固地站在宦官集团的立场上，同这股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同归于尽。他力图改变自己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打进在统治集团中虽然一时还未占据优势但潜力却很大的士大夫集团中去，千方百计寻求同名士交往的机会，竭力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最后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由于争取到了众多名士替自己激扬名誉，曹操引起了士大夫集团越来越广泛的注意，这对他跻身士林、步入仕途起了很大作用。曹操对于桥玄等人是深铭谢意的，建安七年(202)曹操驻军谯县,特地派人到睢阳桥玄的墓地去祭扫，并亲自写了祭文。文中说：

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谁曾慧眼识英雄，尽道机心逞勇谋。”等到历史的尘埃散尽，最终会发现，谁曾慧眼识英雄?何颙、桥玄，许劭都是。曹操有勇有谋，绝不是一个只知横冲直撞的莽夫魔王，更不是大字不识三个，只知道权钱色一时逍遥的霸蛮政客。

俯仰无愧

曹操是能臣，是奸雄;是智慧的，是狡诈的;是残狠的，是仁厚的。曹操到底是什么?也许彬宇先生的概括最中肯：“俯仰乾坤无愧怍，是非褒贬有春秋。”

一言以蔽之：最本色。俯仰无愧任褒贬，成败得失几春秋。我自是我，我自是最率真，最纯朴，最天性的曹操。我做了今生想做的事情，实现了自己的小梦想，知我罪我，我就是我。如斯而已。

曹操的俯仰无愧任褒贬，也有许多的故事。最集中的，也许体现在他的自述里：“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称王称霸的人多了，也就意味着动荡与战乱，遭殃最多的，到底是百姓。

何其霸气侧漏的话?但是大实话啊。

“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

说得多么实实在在?都是心里话啊。

这就是曹操，想了就干，干了就认。“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自己对自己也很满意。所以黄仁宇先生也有评价：《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演义》第四回：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上驴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因是演义，所以必有渲染成分，且与正史有所出入，但却极其鲜明地刻画了曹操的性格。一不做二不休，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命运，绝不拖泥带水，而感慨也直抒胸臆。

对此，张亚新先生评价说：

有时甚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曹操也抱了坦率的态度。据孙盛《杂记》记载，曹操误杀了吕伯奢一家后,“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从“负”字看,曹操知道自己是误杀了人而有负于吕伯奢一家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还说出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样的话，这既表明了他的自私和残忍，同时也表明他没有文过饰非，没有强词夺理，没有借故捏造吕伯奢一家的罪状，到底还是自己承担起了责任，没有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应当说这也是曹操坦诚性格的一种表现。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三国志》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三国志·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於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火炉上烤。而我要做，我只做周文王。周文王什么人?那是孔子尊崇的郁郁乎文哉，内圣外王的圣人啊。

太史公说：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世间真正厉害的人物，是能忍住自己内心欲望的人，而不论外在是捧是杀。曹操做到了。

“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与太尉杨彪书》)

著名的“鸡肋”故事的主角杨修被杀后，曹操遇见其父杨彪，很关心地问：“您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杨彪回答:“我惭愧没有金日殚那样的先见之明,但一样怀有老 牛舐犊般的情爱。”

金日殚是汉武帝的臣子,武帝喜欢他的两个儿子,经常逗弄玩耍。 后来儿子逐渐长大，在殿下与宫女相戏,刚好被金日殚撞见。金日碑认为这是淫乱,不能容忍,于是亲手将儿子杀死。杨彪在这里用以自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爱子之情。曹操不由得受到了触动。事后，曹操给杨彪写了一封信：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青氈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幌七香车一乘，青特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眊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锴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与太尉杨彪书》)

杨彪收到来信和礼物后，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恒虑小儿，心致倾败。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孰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答曹公书》)

曹操和杨修之父杨彪的书信往来，也特别彰显了曹操的风格，实话实说，毫不避讳。你的儿子是很优秀很聪明，但总是仗着你的背景与自家的小智慧，跟我对着干。我没有办法，只有杀掉。想来杀了也对你是好处，不至于遗祸无穷。但是心里也确实过意不去，所以赏赐你一大堆东西。

杨彪还能说什么?自家孩子找事，已经被你杀了。我作为老父亲心里难过啊。看看您的赏赐，再看此前的赏赐，心里就更加恐惧啊!伴君如伴虎，哪一个君王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脸不认人?更何况是开疆拓土的雄霸之君!

陈寿在《三国志》中的总结还是很到位的：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哪里会因为一点小事影响自己的洒脱磊落，事业前程，甚至小情绪呢?至于后人评价，那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了!

对酒当歌

曹操是诗意的，是灵魂的，是可爱的，是丰满的，是立体有情的。并不冷冰冷，并不无情趣，并不只知道打江山，抢天下，而是如廖彬宇先生所言：“何妨横槊观沧海，痛饮千杯可解忧。”

先看坡翁的《前赤壁赋》：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东坡的这一段精彩描述，便来自曹操横槊赋诗的一段故事。《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

曹操正笑谈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疑是天晓，故离树而鸣也。”操又大笑。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

明月临江，乌鹊南飞;睥睨天下，横槊赋诗。何其潇洒也，何其慷慨也，何其快意也!这就是曹操啊!文才武略，诗情画意，风流意气，一个不缺!

随后发生的故事，愈加凸显了曹操潇洒任性，敢爱敢恨的风格。

忽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沛国相人，姓刘，名馥，字元颖。馥起自合淝，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当下操横槊问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遂罢宴。次日，操酒醒，懊恨不已。馥子刘熙，告请父尸归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误伤汝父，悔之无及。可以三公厚礼葬之。”又拨军士护送灵柩，即日回葬。

因为有人败了自己的兴头，就手起槊落，要了人家的性命，何其不该!所以也痛自懊悔，酒醒之后赶紧给人道歉，命厚葬之。此处便典型有了君王枭雄的风格。“青梅煮酒”亦是如此：

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

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

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

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

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品评人物，口无遮拦而极其到位;点画刘备，直抒胸臆而惺惺相惜。酒在曹操的手中，成了灵魂的神物，意兴的助灵!何以解忧?痛饮千杯。诗来了，才来了，家国事业都来了!

鲁迅对曹操有极高的评价，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十分精彩的评述，谨择取几段：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说得很明白，曹操被污名化了。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曹操的特点便是通脱，也就是慷慨任气，俯仰无愧。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范文澜先生说：“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所以曹操有《短歌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有《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还有《让县自明本志令》，荡平天下，不辱主命。食户三万，何德堪之!

何妨横槊观沧海，痛饮千杯可解忧。可以说，曹操的通脱，曹操的毫不掩饰做作，曹操骨子里的文人情怀以及文学造诣，曹操平定三国改写历史的文治武功以及诡诈雄才，都足以辉耀千古，彪炳史册，而让人故国神游，遐思怅望，遥想其冠世风采，千杯还酹江月!

附：卢志丹《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一书摘录(论曹操如何被黑化)

曹操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社 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动乱时代，充分施展了自己 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尽管他最终没能统一 中国，但他却奠定了后来西晋统一全国的重要 基础。他征战了一生，却始终不曾称帝，始终 在名义上维护汉室江山。正如他说自己，“己败则国家倾危”,把国家的前途放在了第一 位。又说“假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 帝，几人称王”。此种说法，是曹操对自己所起历史作用的概括，绝非虚语。

曹操的事迹记载于各类史籍里，其中最权威的 文献是陈寿《三国志》中的《武帝纪》。陈寿在该纪结尾的赞语中高度评价曹操“明略最优”,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1975年6月，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女讲师芦荻 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 干的道理，还举了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 把曹操与孔子、秦始皇、朱元璋等杰出人物并列。

巨大的军事、政治成就与经济、文化成果，使 曹操受到当世的瞩目和后世的颂扬。陈寿《三 国志 · 武帝纪》的结尾评论者：“汉末天下大 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 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 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陈寿定下了基调，在唐朝以前对于曹操的 评价都是以颂扬为主的。尤其是李世民的《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中有“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和 “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等语句，属景仰曹操的代表之作。曹操在民间也具有广泛的 影响，曹魏的主要建筑铜雀台和曹操的墓区西陵在屡经政权更迭之后仍能作为标志性的名称，也说明曹操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唐朝的社会中，流传着大量的以铜雀台和西陵作为吟诵对象的诗句，例如刘庭琦的 《铜雀台》、李邕的《铜雀妓》、刘禹锡的 《魏宫词二首》等。尤其是在李颀的《送刘方 平》诗中，有“请君骑马望西陵，为我殷勤吊魏武”之句，饱含着对曹操的崇敬之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陈寿撰写的《武帝纪》评语，并非一味地赞颂曹操，其中的“鞭挞宇内”就属于褒中带贬，耐人寻味。而盛赞曹操 的李世民，在《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中居然也写道“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殉国之情，有无君之迹”。这些词句就分明含有谴责之意。其实，陈寿与李世民的上述语意，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天下”政策。“挟天子”必然会受到封 建君主的顾忌，因为这样的做法树立了威胁皇权的极坏榜样。所以，早在曹魏政权灭亡后不久，对曹操的负面评论就开始出现了。不过，相对而言，在唐朝之前，甚至到后来的北宋，对曹操的颂扬还是各类评论中的主流。

宋朝南迁之后，曹操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曹操敢于“挟天子以令天下”,就是不忠于 君主。既然不能忠君，那就是奸臣，这是品德上最大的诟病。再加上理学家的渲染，曹操的脸谱彻底改变，历史伟人变化为欺世奸雄。其实，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天下”,但是他一生没有称帝，始终承认汉家天子。不过，这也不可能得到南宋统治者的谅解，因为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了。

曹操的形象是与他创立的曹魏政权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的。陈寿的《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部，原本是各自独立的。 但从卷帙对比来看，《魏书》的分量最重，这恰好反映了三国时期的形势格局，也清楚地表明陈寿尊奉曹魏为正统的观念。但是，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受到了诸多责难，特别是在南宋王朝。北宋政权从中期以后就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威慑，最终被强大的金国势力压迫到江南，成为偏踞一隅的南宋政权。这种形势类似 于三国时曹魏与东吴、西蜀的对峙。而从正统方面来对照，南宋赵家朝廷延续自北宋，西蜀刘备则自称汉中山靖王玄孙。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三国的问题，南宋统治者当然会同情地位 和自己相仿的西蜀，而敌视地位和金国相仿的曹魏。由于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于是曹魏的正统地位被颠覆，创立曹魏政权的曹操被丑化，而撰写《三国志》的陈寿也受到口诛笔伐。

依据正统观念演变的线索，就不难探寻出后世 对于曹操的评价发生由褒而贬之变化的规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三国志》说：“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 世，未可以一格绳也。唯其误沿《史记》周秦 本纪之例，不托始于魏文(曹丕),而托始于 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

此段谴责“(陈)寿之谬万万无辞”,其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但是，它高屋建瓴地将东汉至 南宋漫长时期内有关正统观念的变化阐释得相 当清晰，既是对于历代批判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的总结，也包含着关于曹操的形象发生根本变化的答案。

对于民间而言，百姓关于曹操的印象，感情色 彩更要超过政治观念。由于残酷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从北方颠沛流离地逃到南方，他们满怀妻离子散的悲哀，饱受重建家园的艰羊难，因此对北方的政权怀着刻骨的仇恨 。他们只是希望，金国的铁蹄也像曹操大军一样被阻遏在长江以北，不要来破坏他们的安定生活。

这正是南宋诸儒的正统观念能够与民间百姓的心理发生共鸣的原因。而且，民间百姓的爱憎往往会受到具体事件的感染。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虽然对曹操的评价很高，但是后来南朝人裴松之却搜集了许多 不利于曹操形象的史料，并将这些史料辑录在他为陈寿《三国志》所做的注释中。

《三国志》记载：曹操少年的时候，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松之的注也引用了一些材料，说他怎 么任侠放荡，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干活，而 “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爱玩到了没有节 制的地步。裴松之的注里有几件典型的事件， 给人以曹操嗜杀的深刻印象。例如屠杀老友吕 伯奢家人事件，又如因家人被杀而屠戮无辜事件，还有棒杀未能及时叫醒他的幸姬事件。这 些事件的原委究竟如何，由于年代的久远而无 法确证，又由于记载的差异而难辨真伪，但是都给曹操留下了负面的影响。

裴松之祖籍晋朝的河东闻喜，任职于刘宋王 朝，曾任中书侍郎，封西乡侯。裴松之搜集的 史料，是同时代或更早时代流传的记载。这就说明，早在曹魏政权灭亡不久，对曹操的不良记载就已经出现。它们流传到后世，自然会被 小说家和艺术家用作吸引读者的素材，特别是到了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元朝统治时期。元朝是来自北方的统治势力，由于其统治特别残暴，百姓终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深深地痛恨着统治者，却又难以直接地表露。这种思想情绪被投射到民间文艺作品上，通过间接的 形式而宣泄出来。于是，在说唱三国故事中， 代表北方势力的曹操就被涂抹成为反面角色。曹操屠杀吕伯奢家人的事件成了典型的残忍事例，事后曹操说过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 成为典型的险恶言论。百姓在痛责奸雄时，得以无所顾虑地表达强烈的爱憎。就这样，通过小说家和艺术家的生动描绘和渲染表演，曹操 的形象便日渐地丑化。到明朝初年，这些民间 说唱故事被罗贯中搜集在一起，编写成为《三国演义》。罗贯中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对于百姓的爱憎十分理解，他的写作自然会融入丰富的民间情感。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的鼻祖，影响力无与伦比，这就使得 曹操的奸雄形象最终定型，而长期被世人切齿痛恨。

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的原因乃是正统 观念作祟。其实，正统观念是为历代王朝推行 封建统治服务的，其所谓是非则以对当时的统 治集团是否有利为准绳。因此，当初陈寿以曹魏为正统，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对陈寿的谴责，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只有撇清封建正统观念，才能给予曹魏政权，特别是曹操本人，以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所以，彻底地为曹操翻案只能发生在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

中国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覆灭之后，最早给予曹操以“英雄”评价者是反封建斗士鲁迅先生，而大声呼吁和直接推动给曹操翻案的则是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曹操就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而毛泽东全面肯定曹操并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则是在1954年。这一年的夏天 他来到了北戴河，一次游泳之后，他吟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并对其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反对贬损曹操，对把曹操看作奸臣的传统观念十分不满。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 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护：“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来源：四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