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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活在人间

董明珠活在人间

当人的差距,在机器的统一模式下逐渐消失,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没有差别,就没有高低。从某种程度上,自动化对蓝领的替代,就像ChatGPT带给白领的压迫感,人类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被重新衡量。比如996。

作者|旺仔

编辑|程怡

向来具备“热搜体质”的董明珠,近日在采访中称,鼓励员工有很好的买入机会时,“砸锅卖铁”都要买格力股票,买不了她再来兜底,又一次登上热搜。

好在,这一轮资本市场买账她的“董言董语”,没有出现次日格力股价下跌的情况,反而引领了家电板块的上涨。这大概也是最近几年以来,董明珠密集公开发言的同时,格力股价难得表现稳定的时候。

只要不讨论年轻人应不应该做直播,要不要去工厂拧螺丝,不对年轻人的就业和人生规划进行引导,董明珠的公开发言,态度和观点还是挺稳定的,尤其是今年两会,董明珠的两份议案,在打工人心中刷足了存在感。毕竟,没有了“何不食肉糜”的油腻感,董姐看起来更像打工人的福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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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7份议案,其中两份议案关于工薪阶层,一份建议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一份建议“五险一金”应该统一标准,不能以工资高低来定。

近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她对两会议案的初衷做了补充:讲到80后、90后承担了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教育,还有房贷等,根本没有能力再进行其余消费了。

她还举了身边的例子,有一次跟司机聊天说,“放假了要不带着老婆孩子出去”,司机说“不出去了,现在一出去两三百就没了”。

董明珠关注打工人的税收有好多年。从2010年起,董明珠8次建议提高个税征税点,2018年后,每年两会,议案中都有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

她反复提: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可以减少七、八千元的税收。有钱去消费,就会拉动市场,提升生产力,解决就业问题——这是良性循环;反过来,大家不消费,东西卖不出去,会陷入恶性循环。

董明珠活在人间

去年,上调个税起征点的议案掀起过讨论。北大教授姚洋反对提高个税起征点,他说:“现在交个税的人占到了全国劳动力人口的15%左右,这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提到1万元,有多少人交个税?我估计只有5%的人交个税。”

后来在接受央视财经采访时,董明珠被问到国家的税收怎么办?她说富人多交税,税率提高到50%甚至55%。当然,这个建议也遭到反对。学者贾康提到,高税率收不到厂主型富人的税,但是会落到专家型、创新型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中产身上,而且高税收,不利于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税收太高人才不愿意来。

几句话打到了董明珠的短处。

制造业不是高人才密集的行业。2021年7月,深圳市发布《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申报指南》,允许在深圳登记注册的金融机构和创业投资企业中的高端人才申请税收返还,没提到制造业。

竞争国际人才的烦恼,董明珠在格力或许鲜少遇到。对制造业来说,国际人才流入的主力,可能只是海归回国,继承家业的厂二代们,而不是企业招聘来的人才。

于是,今年董明珠灵活多了,依旧谈提高个税起征点,不过只寻求共识,不再谈富人多缴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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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董明珠呼吁的另一件事情,是为企业“减负”。

她的另一份议案是“五险一金”应该统一标准,不能以工资高低来定。现在是按薪酬基数来缴纳“五险一金”,工资高,退休之后的收入依然很高,工薪阶层工资低,退休收入还是低,她认为这是种不公平。

在提交议案之前,她调研了一些营收两三个亿的小企业。企业给员工加工资,加得越多,“五险一金”越多,企业负担越重。就会形成不良的竞争环境:不买(五险一金)的赚了,买的就吃亏,负担不起的企业,干脆外包给劳务公司。而有的外包公司不给买“五险一金”,又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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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两份议案放在一起,能发现董明珠表达的核心诉求是无差别的平等。

中国的个税是有专项扣除的,赡养60岁以上老人,照顾幼儿、教育、房租、房贷等项目会有专项附加扣除。董明珠所说的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群体,处在税收返还的受益群体中。但是,这种返还是缴税后的有条件的返还,相当于某个符合抵扣条件的群体,和另外群体之间形成了差别税收。

董明珠在另外的场合也提到了个税问题,讲到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明明支出很大,可是薪资到员工手上并没有那么多,员工也不满意,企业也很委屈。而提高个税起征点是面向所有纳税人,无附加条件的整体性税费减免,消除了群体间因税费抵扣而产生的差异。

另外一项要无差别的条件,是替中小企业发声。

在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的时代,人们拥有手机、电脑可以做自媒体,有一台电瓶车可以送外卖。此类自带生产资料的群体,被称之为“灵活就业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平台的关系不是雇佣合同,涉及不到五险一金的事项。

这样的生产关系在制造行业是无法想象的,制造业,人的生产力必须依赖机器进行。灵活就业,并不是主流的形式。同样是稳定的用工关系,却因为劳动合同的不同,产生了用工成本差异。这让制造业相比平台经济而言,完全没有成本优势。而且,劳动报酬体现了打工人的劳动所得,为什么要在五险一金上设置二次分配?

董明珠的议案在“共同富裕”之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社会福利实现“共同下降”,会不会更容易产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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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议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工薪阶层的利益发声,也说明掌管格力的企业家,也把目光投向了用工的福利成本。

格力在资本市场上的形象是壕,大手笔分红,公司账面上常年趴着千亿级别的货币现金——它甚至经常因此被股民诟病,手握千亿资金,什么也不干。

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董明珠,却关注着企业用工福利的细枝末节。

董明珠提交的第一份两会议案是《上市公司一定要代表股东的利益》,那是2003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她首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履职初期,她还没有什么“董言董语”在大众层面传播。第二年,她迅速进入状态,一口气带来关于养老保险、打工妹生育险、农民工失业保险等四个方面的议案,以制造企业管理者的视角,反馈企业福利覆盖的问题。

比如,她在《养老保险的三方面弊病》中写道,退休金偏低,外来务工人员离开本市结算个人帐户金额,只能退还个交纳的部分不合理,公司所交纳的全部计入社会统筹,使得企业为员工所付出的福利100%变为对社会的贡献,“谁参保,谁受益”的原则难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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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董明珠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企业明明支出很大,可是薪资到员工手上并没有那么多。

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与人数是1.55亿人,董明珠提到的养老保险尚未是关乎广泛群体的事情。彼时,拥有1.76亿人的农民工群体,吸引更多目光。时任总理都曾帮助重庆农夫熊德明讨要薪水。“打工诗人”郑小琼写过农民工群体的处境,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

美国《时代》周刊刊登过一位珠三角制衣厂的女工,瘦瘦的身躯陷在布料、衣领、袖口组成的“衣山”中,埋头操作缝纫机。但是《时代》周刊却说她有做人的尊严,因为女工就职的侪达制衣厂,允许员工在有风扇的高温环境和流行歌曲声中操作操作缝纫机,还在工厂的显眼地方张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为Timberland以及Michael Kors代工的操作规章。

中国制造业,半部农民工的务工史。当时有种说法,每三个产业工人,两个来自农村。时隔五年之后,《时代》周刊又一次报道了中国女工,讲述的故事变成了四位女工想要留在深圳,融入城市的梦想。

中国制造业在加入世贸协定后,飞速发展。全世界超过5成的家电、6成的水泥、7成的防弹衣、8成的空调、9成的个人电脑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另一面是制造业占GDP比重连续九年下跌,2011年制造业占GDP的32.06%,2020年是26.29%。2021年在服务业放缓的情况下,同比增长1.1%,占GDP比重27.4%。中国有24个产业类目,22个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家只走过一个周期——上升周期。许多问题是在大趋势之下被拿出来探讨。在中国GDP的庞大基数下,高速增长很难持续复刻,之前被增长掩盖的问题,会被重新提出来。而在这时董明珠提企业的用工的隐形福利成本,你觉得她对未来周期是什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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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谈企业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在谈格力搞研发上不封顶。

她近日说格力刚刚盖了一个17万平方米的研究院,专门研究电机。格力要做无声的空调和没有震动的洗衣机。之前格力的研发团队宣传过,用强聚磁高凸极比电机拓扑技术更能实现主驱电机系统的高效化,效率可以达到并超过稀土永磁电机水平。

董明珠对格力技术的大力传播,常常令外界有一种遗憾:格力怎么不做半导体?怎么不造EUV光刻机?

董明珠是说过格力500亿造芯片,实际上呢,却是1000万颗应用级空调芯片,跟卡脖子的技术毫不相关。虽然很多人不理解,对于一家造空调的企业,是有多少人想要卡脖子,但是格力在数控机床,精密模具板块常年研发,做技术储备,还是很认真的。

董明珠说过:“中国的制造落后就两点,一个是材料,一个是模具。中国的模具工业上去了,中国工业产品的工艺品也就上去了;中国原材料纳米技术掌握了,中国工业产品的核心落后问题也就解决了。”她的判断很符合现实需要,《中国制造2025》已经将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列为“加快突破的战略必争领域”。

今年2月末,格力向北美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出口了数控机床。早在2018年,格力电器就将自己定位为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旗下拥有格力、TOSOT、晶弘三大消费品牌及凌达、凯邦、新元等工业品牌。

近些年格力一直在推动机器制造的技术研发,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储备。格力的部分工厂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资本、劳动、土地,这是企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在自动化的推动之下,眼下流行的趋势是用机器代替人力,将劳动要素标准化,人力成本随之降低。

董明珠活在人间

不过,当人的差距,在机器的统一模式下逐渐消失,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没有差别,就没有高低。从某种程度上,自动化对蓝领的替代,就像ChatGPT带给白领的压迫感,人类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被重新衡量。比如996。

最近有一些评论说,时隔多年才明白996可能也是好事,一方面它代表有工作。另外,也是相信人的价值,相信打工人加班加点会带来效率和利润上的提升。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打工人的福报?996?还是为员工福利呐喊的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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