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双峰：陈寅恪与傅斯年(56)

由温泉的变途，回到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句。陈寅恪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认为同样存在错误。

理由是：

就时间看，七月七日，自为夏天，玄宗是不会临幸长生殿的，因为此殿就设在华清宫。就空间看，唐宫名长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为不同。

华清宫的长生殿，是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斋戒，清心寡欲，然后祀神。其他宫的长生殿，是卧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来此处。

因为这样的缘由和条件限制，玄宗与杨贵妃不可能在长生殿谈情说爱，山盟海誓，白诗之说显然是一个误会。

造成这个误会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去华清宫了；

二是道教风行，尤在肃宗和德宗初年为甚。

到了德宗贞元年间，与玄宗时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们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华清宫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发挥想象，通过情节的虚构与人物的再现，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系统，如“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等道家宇宙观。

于是，便有了小说体、传奇性的优美文学作品《长恨歌》。

在研究和准备教案的间隙，陈寅恪曾对助手黄萱说，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

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

陈氏此言，外人看来有些自负，却也是事实，他对古典诗歌的研究，确有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陈氏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从他对《琵琶行》的研究讲解中，即可见出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运用资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结果的卓越才能。

在现代中学生都能背诵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陈寅恪利用德国学术传统在考订事实的基础上，一步步推演，环环相扣，深达幽微，发千年未发之覆，将一个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故事，化腐朽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诗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感。凡听过此课者，几皆拍案叫绝。

陈寅恪首先指出：

《琵琶行》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的态度，是一部反战文学作品。

诗有情节，不是小说体，是乐府体，具有纪实性质。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说琵琶女并无其人，是白居易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白氏在浔阳江头置身妇人船中，与礼法不合。对此，陈寅恪认为洪氏之说大谬。

白氏创作《琵琶行》的时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年），此时，正值藩镇倡乱，如淮西蔡州吴元济之类称兵割据，目无中央。

主张对藩镇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镇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伤，长安陷入混乱。

在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党各持己见。牛党力主罢兵，李党则主张用兵，二党相互斗争，僵持不下。时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拥护牛党，上奏反战，主张罢兵，便遭李党忌恨。

事态的发展，出乎牛党与白氏的预料，在李党的坚持下，中央于元和十二（817年）年出兵平定了吴元济等藩乱，大唐帝国一度复振。白居易在得势的李党挤压下，被朝廷先是贬官江州刺史，继而改授次一级的江州司马。

传明代仇英（1502—1552）绘白居易《琵琶行》诗图

鉴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陈寅恪认为白诗《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沦落之感，但在诗中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深刻，也最为隐晦的感情存在于“弟走从军阿姨死”一句中，这是诗眼，是主题，更是白氏反战态度的流露和情感迸发的来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题的。

根据陈寅恪的考证研究，白诗中琵琶女的弟弟从军，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吴元济，时间当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年）。白居易于元和十年遭贬，二者为同一事，在同一时。

被贬官走至浔阳江头的白居易，开始写的是送客情景。唐时风俗，客是天亮动身，饯行送别是在头天夜晚，故是“夜送客”。

主客握别于次晨，客发而主归。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柒《琵琶行海棠诗》条说：“乐天夜登其舟与饮，了无顾忌。”又说：“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洪氏之说大谬。

白诗云：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

由此可知，白诗“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乃“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

即江州司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妇之船，而邀此长安故倡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江州司马所送客之船中。

亦并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内房出于外厅。“重开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绝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

否则，“商人妇”这空船中，恐无此预设之盛筵也。且白乐天诗中亦未言及其何时从商妇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语？

盖其意以为白氏乃当时有名的贤者君子，既夜入商妇船中，若不中夕出去，岂非此夕径留止于其中耶？读此诗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惊可笑。

当琵琶女自商船出见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着。然而，琵琶只能坐着弹，故而琵琶女弹时是坐着的。不弄明白这一点，同样难以弄懂白诗中对倡伎动作的描述。

白诗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陈寅恪由此认为：

这个琵琶女是家居长安的西胡种，且是“酒家胡”种，证据是“名属教坊第一部”。

唐长安酒肆图 图片来自网络

长安教坊不是玩杂耍的，而是教学管弦乐的专门场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种，他们娶入的都是同种的人。

唐代官伎有别，长安的善京都声，是新声，即从中亚西亚刚传入不久的技艺；苏杭一带的歌伎不是西胡种，只善旧声，即隋或唐初由中亚传入的技艺，旧声不如新声受欢迎。

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众，连旧声也赶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来的白氏鄙视，觉得不足听，这便是白氏说浔阳无丝竹声的原因。

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调《十面埋伏》，溯其源，亦不过及于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断琵琶女是“酒家胡”呢？这是因为，唐时的长安，不是西胡种不得入教坊学新声。

琵琶女自述的虾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产区，这位长安故倡既住在名酒产区，复具有琵琶之绝技，当是“酒家胡”（卖酒的胡人）。

又，唐代女子应酬是在十三岁。证据是杜牧《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陈寅恪认为：白诗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秋娘，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间、地点、人物皆有着落的基础上，陈寅恪继续以白诗与史实印证，认为：

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

而这个时候，琵琶女的遭际是：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离开京都长安，来到江州，因而同有沦落之感。如果没有琵琶女其人，白氏从何而加“弟走从军”之事？

正因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战而遭贬谪，故更加伤感，因之为记。

根据诗中主客相见情形和长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实：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给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

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800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以前。

韦氏比崔莺莺大一岁，在贞元十八年（802）结婚时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琵琶女到了三十岁才嫁人，真可谓“老大”了。

陈寅恪认为：

白诗有两点要特别注意。

其一为“商人妇”，即商人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即“同居”而已。

在唐代其地位介于妻、妾之间。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不足顾忌也。

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辞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白乐天乃新兴阶级之一人，其所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诗中有：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说明，商人是个茶商。唐于安史之乱以后，失掉河北财源，为维持两京一带所需，经济上要靠江淮。茶商、盐商都要向政府领专卖券才可行商。

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纪较大，应年过四十，结过婚了。他到长安领券时，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费不大。

商人与琵琶女的结合是有经济打算的，在商人这边，他“浮梁买茶去”的时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

这里，既表现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一些真实情况。

陈寅恪尝谓自己对唐诗的考证并不成熟，因而，在教学与著述中多称为“稿”，意思是未定稿，若有新材料、新见解，随时修改增补。

同时，陈氏对他的学生强调，人是资料的主人，不是奴仆，不能让资料牵着鼻子走，要善于辨别、理解和利用资料。不是先有结论，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结论。

如白诗另一首广受老百姓欢迎的《卖炭翁》中的“说估法事”即可证明。

《卖炭翁》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在官僚与太监们欺压下的痛苦，并道出了丝织品在当时的估价问题。

全诗不长，可列如下：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从诗的最后两句“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可以看出，当时的丝织品起有流通货币的作用，早期一匹设若值一千钱，后来，便只值五百钱了，价值遭贬。

估有虚估、实估之分。民间交易按市场实价，是实估，估得低；而官价为虚，是虚估，仍视已贬值的丝织品为一千钱，估得高。

这样一来，老百姓便吃了一半价格的亏。白诗中，太监给予卖炭翁的官价，一定和实价距离很大。

其实，受估价之苦的，不独那位遇到太监倒了霉的卖炭老翁，当时的京官，也是一样的。

《卖炭翁》画作 图片来自网络

白诗中的“宫使”，亦即下级太监，负采买之责。“黄衣”，未入流者，如小说中的黄衫客，其社会地位还在绿衣使者之下。

此处，骂的是这种低级太监。白氏《宿紫阁山北村》诗写到“（神策军）中尉正承恩”，则是骂的高级太监。

诗中的炭，当然是木炭，这是唐朝宫中冬天取暖不可缺少的稀有物品，很是值钱。

老翁一牛车重千余斤的炭，其价是很高的，只是，被太监们变相一折腾，所得与实价相差就十分大了。缭绫、红绡皆是丝帛，通过白诗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缭绫比红绡贵重。

结合白诗《缭绫》可知，缭绫是丝织品中最为上佳的产品，绝不是一般织户所能织的。

“安史之乱”后，政府加重了剥削，表面上数目不改，但尺寸上加大。度量衡原则上由小、轻、短变为大、重、长。

比如，开元时四丈一匹，到了白居易时代变成四丈五尺一匹。卖炭老翁遇到的那个黄衣太监，用二丈多一点的红绡和一丈缭绫，就把老翁一车千余斤的炭给弄走了，可见人民受剥削、压迫之重。

按通常的情形，陈寅恪每对学生讲解一段，便问对方“这样讲是否可以，听得懂听不懂，有何问题要问？”而每问必答，且想方设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在一次课上，当陈寅恪讲到卖炭的老翁早晨赶着牛车进得长安城，“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句时，学生刘隆凯突发奇想，认为，“回车叱牛牵向北”之车本来朝北，如何又向北？其间，必有变故，或为一个老翁见黄衣使者到来南逃未果的潜在情节。

于是，刘隆凯把这一疑问写一纸条交给黄萱，心中期待黄女士在方便的时候，给自己解释几句，但直到下课却没有听到回答。

刘隆凯后来回忆说：

“这也是我想到了的，浅薄之见也可以不予置理。不想，有一天，陈先生在讲课当中，突然换过话题，提到了我提出的问题。

大出我的意料，他出语就夸奖我，一再说我肯用心思考，真令我心潮激荡。然后，他平和地一条条说出理由，来证明我提出的想法是不必要的。”

陈氏列举了三个理由：

其一，今无很好的唐长安图，有者如徐松《两京城坊考》，然亦不好，日人的《唐代之长安》亦是欠佳。

唐宫的布置大致是：大极（西内）、大明（蓬莱、东内）、兴庆（南内）。

南山，即终南山，在长安城南。

唐长安之市有二：东市、西市。

老翁入市，不知是哪一个市。若是东市，老翁入城以后，又不知走何街道，不知所走的是否直线。若不是直线，牛头即非正北。只有直线进行，车头才是正北。所以，是否正北，今尚无法说明。

其二，回车之“回”，意是转动，可能转一百八十度，但又不一定就是一百八十度。

如杨贵妃的“回眸”，眸，眼珠，有的本子作“头”，不好。这是指眼珠的一转。

又如《西厢》第一本第一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亦是一例，也是指眼珠的一转，当然不可能是一百八十度。

故而，若车头不是正北，而是偏东或偏西一点，就要转动一下，让它朝向正北。

白诗中的“回”，并不一定说原来是向南的。

其三，这次买卖，除了炭值，还有门钱、脚价钱。

普通人买炭，除了给十足的炭值外，脚价钱也要出的，门钱如何则不一定。

太监这种买法，除了给不足的炭值外，运炭入宫是不给脚价钱的，门钱还得要老翁出，这“叱向北”也可见出对老翁的多重剥削。

而太监的恶行，韩愈的《顺宗实录》多有记载。

说到跑，老翁已经够累的了，知道跑不脱，想是不会跑的。可以作这个假定：

老翁的牛车停在市南门外，不是正向北，是斜斜向北。

说是假定，是因为今缺当时的长安地图，即便有了当时的地图，又何从知道老翁是从哪个城门进来的呢？所以，只作一个看法提出来。

陈寅恪讲毕，又谦虚地说自己所做的答复，也未必一定对，还可以讨论。

下课之后，陈氏又让黄萱把刘隆凯单独领进内室的书房，让黄拿出线装的《两京城坊考》等书籍给刘观看。

这是陈氏前几日经过思考后想到的，他认为，这些古籍可以进一步帮助其解答疑难。

对此，陈寅恪曾对黄萱说：“人家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

然而，陈寅恪对此一问题的思考并未停止。几天后，当刘同学再次前往听课时，陈氏又告诉说自己就“回车”问题又进一步做了思考，“牛头可能向东”。

半个月后，陈寅恪又告诉前往听课的刘隆凯：

“市，指的东市。老翁由启夏门入的可能性最大。太监多是从大明宫来的。”

看着目盲病衰的老人如此执着，刘隆凯很是感动，认为老师的关怀看似对自己一人，其实，是想借此来启发年轻人，希望大家多去思考以寻求学术上的突破。

“可惜，整个讲课此时也同时中断了，不然，陈先生也许还会第四次提到它吧？这康乐园中耳提面命、亲切教诲的一幕，已成为后学心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刘隆凯可谓是老师的“后世知己”，陈寅恪深知中国学问博大精深，尚未开拓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提示后学一些可走的新路并加以指导如何沿着这条新路走下去，并不自以为是，一锤定音，更多的是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启迪。

此点，正如劳榦在总结陈寅恪教学思想和方法时所言：“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

只是，政治气候的持续恶化，终于使陈寅恪不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的理想终成梦幻，康乐园不辍的弦歌遂成为一曲广陵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