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朝向与轴线（细论大都无城之秦汉三都
汉长安城究竟朝哪个方向？有无轴线？虽然这两个问题很重要，但在1980年代集大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及此前对汉长安城的叙述讨论中，还都没有涉及。
在1983年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所做的报告中，杨宽最早提出“整个长安城的布局是坐西朝东的”。其理由是“只有东城墙的城门两侧设有门阙”，“城内主要皇宫长乐宫和未央宫，也都是坐西朝东的。长乐宫虽然四面有门，只是东门和西门有阙。未央宫则设有东阙和北阙”[1]。
在两轮“杨刘之辩”中，刘庆柱没有论及汉长安城的中轴线问题。杨宽则在两次论辩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即“西汉长安是东向与北向的”，“无论宫门、城门和郭门，都以东门与北门为正门”[2]。“由未央宫北阙一直向北有大街通过横门，再由横门一直向北有大道通到横桥，设有都门（即北郭门），形成一条由朝宫向北直贯城区与郭区的中轴线”[3]。
其后，刘庆柱认可了杨宽提出的上述南北中轴线方案，认为“在汉长安城中……宫城（未央宫）中的大朝正殿（前殿）位置‘择中’、宫城轴线居中，宫城与都城轴线重合”；“未央宫轴线向北连接横门大街……向南至西安门，出西安门，宗庙在其左，社稷在其右。这条由横门至西安门的南北线应为汉长安城的轴线”[4]。
此后，多数学者不同意杨宽的意见，认为汉长安城为南北向。其中有的认为该城坐北朝南，如史念海[5]、徐为民[6]；有的认为该城坐南朝北，没有明显的中轴线，如周长山[7]；或与刘庆柱相同，仅认为其为南北向，而未明确其朝南还是朝北，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横门为轴线，如王社教[8]；另有认为应以安门大街为轴线者，如刘运勇[9]、贺业钜[10]、孟凡人[11]；韩国河等[12]则认为汉长安城保持南北向规划中轴线，但早期以安门大街为轴线，到晚期西移至以西安门—横门大街一线为轴线。只有杨东晨[13]赞成汉长安城坐西朝东的观点。
上述论述，大都是把汉长安城由兴建到新莽时期的最终建设利用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基于“总平面图”的研究。刘瑞则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加以解读，提出了汉长安城“首先是一座朝东的城市，然后才变为朝南”的观点[14]。
与杨宽一样，刘瑞非常重视都城建筑中城阙与宫阙的重要性，认为阙这种“具有特殊礼仪性质的标志性建筑，它所在的位置和规模大小可揭示出其所附着建筑的方向和等级”。通观文献所载和考古发现所见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可知“宫城方向、阙方向和城市方向三者高度一致”。其结论是“汉长安城东侧三门外均施双阙，未央宫建东阙、北阙，长乐宫、建章宫均建东阙的现象就清晰的表明，整体上汉长安城以东向为上”，“汉长安城城阙、宫阙所反映出的城市方向也应为朝东而非朝南”。
刘瑞还由对考古材料的重新梳理，指出在原来复原的“长乐宫”范围内发现的宽逾45米、东西向的三股大道，即霸城门内大街，“应该属于城内的骨干大街，而不是一般的宫内道路”；“原来复原的长乐宫范围内包括了几座宫城”。由是可知“汉长安城不仅在东门外建设了双阙，而且在东门内都修建了全城最宽的规格最高的大街，城市东西向的大街都是城中最宽阔的街道，整个城市东西向的框架骤然鲜明起来”。
除了文献材料，刘瑞的旁证材料还及于西汉帝陵的朝向。即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帝陵是仿造生前的居所来规划建设的，而汉长安城附近帝陵的方向均朝东[15]。其实，发掘者已指出未央宫是以东门为正门的[16]；从霸城门—直城门大街的规格看，“未见宫城之中有这样规模和形制的道路”，因而应该是城内的大街[17]；另外，“汉长安城东面3座城门与其他三面的9座城门，形制有所不同，即前者在门址外侧，向外有凸出的夯土基址，颇似‘阙’类建筑遗存”[18]。可见，尽管发掘者坚持汉长安城的中轴线为南北向，但其所提供的资料，在相当程度上支持都城朝向东、中轴线为东西向的观点。
刘瑞所作新分析的启示在于，同任何考古资料的属性一样，目前长安城考古资料也仅可当作“文本”来看待，是需要加以补充完善、做深度解读的；同时，关于都城朝向和轴线的研究，应最大限度的迫近当时人的理念认识，而不能囿于研究者对平面图的印象甚至想象（如作者对“斗城”法天说的分析[19]）；最重要的是，应把都城的空间布局放在一个历时性发展的框架中去做动态解读。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瑞提出了汉长安城的东向时代和南向时代的概念。
“汉长安城在建设规划之初是以东向（朝东）为正方向。从汉武帝时期修建建章宫时仍然以东阙为正门看，武帝延续了以东为上的城市布局传统”，也即，“从汉初到汉代中期汉长安城均是朝东的城市”。“汉长安城由东向转为南向的标志，大体是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日渐营造，而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到西汉晚期，祭祀系统与宗庙制度得到大规模的整理，西汉早期泛神化的芜杂祭祀最终被罢弃，此时已明确地将都城南北方向作为祭祀系统中的主方向。在王莽的主持下，于短时间内在南郊建设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新的宗庙祭祀系统，如辟雍、九庙和官社、官稷等。“汉长安城从原来的东向转变为南向”。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至于汉长安城的轴线，刘瑞认为朝东时代最主要的轴线为霸城门—直城门大街，西安门—未央宫前殿—横门大街轴线则属于次轴线。到了朝南时代，西安门—未央宫前殿—横门大街—横门一线及其南向延长线作为城市轴线正式形成，原来的霸城门—直城门轴线变为从属轴线。“在朝东时代，霸城门是汉长安城的主城门；在朝南时代，西安门是汉长安城的主城门”。而“这种将轴线正方向端城门扩大以显雄壮威严的建筑模式，在后代都城建设中被普遍采用”。
可见，在都城方向变化的原因取决于礼制的变化这一点上，刘瑞和杨宽的意见是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杨宽认为这种转变在西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之间，而刘瑞则认为都城方向的这种剧烈转变并非突然发生，它是经过西汉后期至王莽结束的多次反复才翻转过来的，“东汉只是延承其绪而已，并非初创”。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1]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6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5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5] 史念海：《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谨以此文恭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大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6] 徐为民：《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秦文化论丛》（六），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8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王社教：《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9] 刘运勇：《西汉长安》35页，中华书局，1982年。
[10] 贺业钜：《论长安城市规划》，《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
[11] 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12] 韩国河、陈力：《试论秦汉都城规划模式的基本形成》，《纪念陈直先生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3] 杨东晨：《论汉都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和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2-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5]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结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7]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109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19]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49-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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