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率军围攻盘踞在夏口(今湖北武昌)的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之际,吴军莫名撤退了。给黄祖送上神助攻的是山越人。很显然,“山越复动”比黄祖更具杀伤力。
孙权置杀父仇人于不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山越人,有什么来历呢?
上图_ 孙权题跋像
从百越到山越
“山越”初现,就上了汉末三国的“热搜”。《三国志·吴书》共20卷,有“山越”记载或注释的就有14券。《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 夤击破之”。这是有关“山越”的最早记录。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
事实上,山越人和先秦生活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越人支系众多,文化各异,有“百越”之称。《汉书》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上图_ 三国鼎立时期 山越人位置所在
秦灭楚的同时,也降服了越人。通过强迁原住民、安置外来户的方法,有效控制当地越人。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不愖闽越的武力胁迫,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 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年 ),闽越灭亡,武帝动用军队强制闽越人迁入江淮流域。三次大规模迁移后,造成“东越地遂虚”的局面。
北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谈到东瓯徒居江淮时,称:“后有遁避山谷者颇出, 立为冶县, 属会稽郡”。可见东南地区仍有少数越人安土重迁,避居山区。两汉期间,“山民愿朴,仍有白首不入市井者”。胡三省评价:“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原来山越是古时“百越”的后裔。
上图_ 百越地图
从“宗伍”到“宗民”
相较中原文化,山越人有着自己的特点。久居深山的山越人形成以宗族为单位、冠以“宗”、“宗伍”、“宗部”之名的社会组织,其首脑称为“宗帅”、“渠帅”或“大帅”,下层民众则以“宗民”自居。
《三国志·吴书》中,山越有名有姓的山越上层人物共有49个人,分为33个姓,其中以海西强族严白虎、陵阳豪强祖郎、会稽宗帅播临、剡县大姓斯从等为代表。各宗人数小到“数千人”,大到“万人”,呈现广分布、小聚集的特点。山越上层阶级和普通山越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既掌握了宗族内的权利,又代表了山越的整体利益。
东汉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快速增长,生存压力倍增,不少汉人“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逃进深山,无形中壮大了山越的势力,而官府的苛政同样波及山越人,“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竞夕,民不得安”。在严峻的现实下,山越人在沉寂近四个世纪后,暴走发飚,对接盘的东吴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
上图_ 东吴征讨山越
从镇压到安抚
日渐强大的山越存在着不确定性,促使孙吴不得不将“南破山贼”和“北走董卓”相提并论。曹操、袁绍等人曾拉拢山越首领,“扇动山越,作为内应”,外加自身“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原住民山越和外来户孙吴较上了劲,双方形成了竞争关系。对此,陈寿在《三国志》中精准地点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
孙吴对山越采取了“镇抚”两大法宝。“镇”就是武力镇压,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上文开头提到的那场战争,孙权回师后,派遣韩当、周泰、吕蒙、程普等名将分头讨伐,仅贺齐就斩杀6000名山越人。
上图_ 吕蒙(179年—220年)
据《三国志》显示,孙吴自200年对山越用兵,时间跨度长达42年。统兵将领多达40位,老、中、青三代齐上阵,几乎涵盖了孙吴所有高级将领,甚至孙策和孙权也曾亲自讨伐过山越,足以证明孙吴对山越的重视程度。
“镇”的同时,还需要“抚”。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严守疆界,屯居不出。在“旧谷既尽,新田不收”之际,他“纵兵芟刈,使无遗种”,导致“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另一位老将黄盖任丹阳都尉期间,“抑强扶弱,山越怀附”。刘宠任会稽太守时,“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孙权镇抚并重,孙吴和山越之间的矛盾大为改观,成就一方霸业。
上图_ 陆逊(183年-245年3月19日),本名陆议,字伯言
从对抗到融合
对抗不是主流,融合才是趋势。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陆逊提出:“方今英雄棋踌,豺狼窥望,克故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策略,孙吴和山越的关系步入了新的阶段。
孙吴在赤壁和夷陵两次大战中,曾经的心腹之患山越并未“趁你病要你命”,表明双方关系渐趋融洽。赤壁之战中,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信中声称:“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说明山越人多势众且骁勇善战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上图_ 东吴版图
据《三国志·吴书》的不完全统计,在23万吴军中,山越人就有10万,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终孙吴一代,在山越聚居区建立了10个郡,山越人纳入了封建徭役制度,补户总数超过20万户。孙吴的孙亮、孙休、孙皓三世,《三国志》仅有3处提及山越,说明汉末三国时期山越人活动趋向沉寂。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称赞太湖平原沃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东晋史学家孙盛在《晋阳秋》统计:“吴国有五十二万三千户,男女共二百三十余万人,兵二十三万,舟船五千余艘,国库积谷二百八十万斛。”其中就包括山越人的贡献。山越人在与汉人相处的过程中,出山定居,彼此通婚,不仅有利于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还有利于自身生产力提升。孙吴和山越的融合,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上图_ 梁朝(南朝梁)版图
三国后,山越人不甘于寂寞,屡刷存在感。南梁末年,“山越深险, 皆不宾服”,会稽太守陈霸先率兵平定。隋初,仍有“讨平山越, 驰驿奏闻”的消息传出。唐贞元年间,“山越为乱, 陷州县”,浙东观察使裴肃率州兵一举荡平。时至宋朝,绍兴一带“省民山越, 往往错居”。自宋以后,活跃了七个世纪的山越人踪迹难觅。总之,来无踪、去无影的山越人,无疑是煎熬孙权的“眼中钉”和“肉中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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