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魏晋墓砖

高昌墓砖书法艺术概说

周永健

高昌，地居中国西部边陲，在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内。为中国古代城、郡、国共用之名。公元前48年——公元327年，两汉、魏晋戊已校尉屯兵于此，以土筑城，为高昌有城之始。公元327年，前凉张骏设郡，治高昌城；其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皆置高昌郡，此乃高昌为郡之沿革。公元442年，沮渠无讳率北凉余众攻占高昌，并于次年自立为凉王，此为高昌建国之始。公元460年阚伯周王高昌，481年张孟明王高昌，其后马儒王高昌，497年麴嘉王高昌，数十年间高昌内乱不止，王则姓氏更迭频繁。自麴氏王高昌以来，传九世十王144年，高昌始初得安定。公元640年（唐贞观十四年）高昌为唐所灭，复置其地为西州。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其中一支占西州，史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12世纪初叶高昌为西辽属国。13世纪初，蒙古骑兵自天山南下，高昌遂灭。元时置高昌旧治为直辖地。1

自两汉、魏晋屯兵戍边以来，高昌境内就长居汉人和汉人的后裔，故高昌的语言、风俗、礼制与中原大同小异，居民则以务家、养蚕、植棉为业，兼事畜牧。高昌虽地处中国边地，且历经少数民族如北凉、回鹘、蒙古等相继治理，但其汉文化的特点并未因此改变，这可以在其印制品、壁画和大量出土的高昌墓砖文字中得到印证。

从目前高昌地区出土的书法质材来看，主要为木、石、砖（包括泥坯）、纸、丝织品等，尤以墓砖为载体的书法遗存最丰富；其墓砖书写形式计有：抹底（白底）朱书、墨书；墨底刻竖线朱书；白底红线墨书；墨底白粉书；刻字、刻字填朱等。其遗存的墓砖书法年代（以出土有纪年的墨迹为据）又主要在南北朝至唐建中年间。

高昌出土墓砖书法遗迹的可贵，除所载文字是可靠而详实的历史资料外，它还以毛笔迳书（未经凿刻）的形式，表现了它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

南北朝及唐代，除以纸素为载体遗存了相当数量的书法墨迹外，它还以碑刻的形式，留下了大量风格各异的书法杰作。按古人刻碑的程序，先由书者“书丹”（直接用朱砂颜料书于石上），然后再经刻工凿刻，此种书刻的复合制作方法，使人们难以直接准确地解读书者笔书的原貌，那怕再好的刻工在用刀体现笔书原意时都有所损失（程度不同而已），复因大自然风化所致，碑刻书法无不石花斑剥，漶泐难读，故对碑书的解读和学习必须借助于“理解”，这理解有赖于解读者较强的书法审美能力和相当的书写基础。但高昌出土的墓砖书法，绝大多数以书而未刻的形式留存，加之吐鲁番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干燥的气候，使我们今天见到的高昌墓砖书法大多完好一如初写，所以它的存在对我们解读南北朝及唐代碑刻书法的书写形式和原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昌书法遗迹的风格，总体上反映了斯时高昌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体性。缘于书者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对书法技法把握的深浅，高昌墓砖书法呈现出文人和民间两大艺术形态。文人书法，表现了高文化积淀作用于书的“雅化”，它有精熟的技法形式和抒发文人特殊情怀的双重内涵；这技法形式不仅表现在对书法体态或端庄、或秀逸、或萧散的把所握上，它还表现在笔法形式精妙、精熟的控制上，故它有较高的技法含量。民间形态的书法则与文人书法在表现上有较大的差异，它以不拘文饰、率然真淳的气质为根据，章法、字法的随机复随意的表现，使其书更饶质朴、稚拙的“天趣”；在用笔上，精神的弥满和心性的纯朴使简化的笔法反而表现出独特的意趣；它很少遵循（也许并不懂）文人书法所要求的“秩序”，也不在意理智和情感中和的审美“规定性”，一切以内心的体验和当下的艺术感觉为根据，借书法表达自己所欲表达和所应表达的东西。应该说这两类艺术形态各具价值，从艺术不同形态的非可比性关照书法，我们不能以轻率的态度和个人的喜好去分高低。文人形态和民间形态书法的并存，在中国书法史上已是为人熟知的艺术存在，解读两类书法的异同和价值，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书法作为中国人精神迹化的艺术形式，通过形迹它应该具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高昌墓砖两类书法形态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艺术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汉字为造型依据的书法在实用和艺术上是一体不分的，只要识字便要使用毛笔，只要运笔作书不管其形态和风格如何归类，都体现出相当的水平和价值，这似乎反映了书法艺术创作在斯时是一种人人可及的“公共才能”。这在高昌墓砖书法中，在汉简、魏晋唐宋写经中，在敦煌遗书中均有大量墨迹可以印证。

南北朝时期的高昌墓砖书法，其风格与斯时中原的书风是同步的，这种同步不仅是艺术气息与共，它同时也表现在风格特征的相似上。梳理南北朝书法风格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书法形态分为方圆两大类别。二、承隶篆之势，体态上多存隶意，圆笔一类书作多显篆意。三、在章法上，或介格以取横有列、纵有行的置陈形式；或取“天女散花”、“乱石铺街”的章法形式，以相异、相和、相离、相就的随机置陈来取得章法上的自由和穷其姿态复归和谐的艺术效果。四、其书风格表现或以峻整而显雄强，或以质朴而多天趣，或以稚秀而见率真。以上特点亦为高昌同期墓砖书法所体现。在中国书法史上，圆笔的形态占据着表现的主流，方笔的形态仅在汉代隶书，特别是南北朝碑刻书法中有独特的反映，至于其他书法形态所用的“方笔”则只是变化所需，纳其意趣而已。长期以来，书法界不少人认为：汉代、南北朝书法中“刀砍斧截”的方笔，乃刻工随意加工所致，有高昌墓砖书法遗迹为凭，我们可以确认这种揣测的偏颇。在《令狐天恩墓表》、《中兵参军辛氏墓表》、《画神邕妻周氏墓表》、《任法悦墓表》中，我们除在风格上感受到它们与北朝书法形意与共体貌相近外，还可清晰地看到毛笔在运动中表现方笔（特别是方折的笔意）的完整性，同时书者为表现特殊笔意所具备的极强的控笔能力也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或许，存世的南北朝碑刻书法有刻工着意强化方笔特点的现象存在，但我们通过对高昌墓砖墨迹书法的解读，可以确认这种“着意”仍以书丹所提供的字法和点画形态为依凭，其改变是有限的。2

唐时高昌的墓砖书法以风格和字体较之其地南北朝时的墓砖书法，无疑要丰富得多。除少数“楷法森严”如《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张礼臣墓志铭》、《张公夫人麴娘墓志铭》还沾有隋唐楷书风气外，大量书作为行楷、行书，并表现了非文人化的民间书法倾向。唐时高昌遗存书法与中原同期书法有差异的是：它并未反映出大唐楷书的成熟、行书的丰富、草书的丰收。唐代书法直承两晋而开新风，文人书法占据着创作的主流，并取得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斯时高昌虽为唐辖西州之地，但书法主流却表现出承接北朝书风的趋向，且表现了较突出的民间书法特征，如《唐武悦墓表》、《史住者墓志》、《张君行母墓志》等。这种民间书法特征除在章法、字法、笔法上有较充分地表现外，还反映于异体字、俗字在书中的使用，如《张富琳墓志》等。唐时高昌书法虽未完全同步于中原书风，但它以鲜活的性灵和自由的精神注之于书，表现了高昌书法的地域特色和斯时书者的精神气质，因而成为唐代文人书法创作的生动补充。

高昌墓砖书法的价值，还反映在它的书写材料上。在中国书法史上，汉简书法是一特例；它以木、竹为用，除墨书外还有漆书，由于生漆的黏着性和使用硬毫小笔的缘故，复因木、竹的材料特性，故漆书类汉简既有轻松自由、跳掷自在的特点，又表现出毛涩、凝重的风神。高昌墓砖书法则以朱砂、白粉（少数用墨）3为书写材料，在或涂底或不涂底的墓砖上书写，表现出因材料而有的特殊韵致。鉴于朱砂和白粉的浓稠度（相较于墨汗无疑是浓稠的），所以书写时用笔的力量、速度，以及对笔锋的驾驭无疑是有别于墨书的，亦不同于在纸上的书写。但高昌墓砖的书者无疑是深谙工具和材料特性的，其书并未因所用材料的特异而流于凝滞和僵化，轻松自在的运笔，随机开合的章法，翩翩生姿的字法，常使观者忘记其书写材料的属性；细察精微，仍可清晰分辨书者运笔的速度和用锋的灵变，以及妙用提按，巧于使转的笔法形式。

高昌墓砖书法所反映的较多的民间书法属性，也许与斯时斯地人文环境有关，但它所透出的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气质和特性又是无比鲜明而鲜活的，它的结集出版不仅提供了我们研究斯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提供了古代书法艺术的一个鲜活、生动的特例，它对当代书法创作拓宽领域、启发思路不无作用；它可以使我们从其丰富的艺术表现中找到创作的多种参照，并取得新的收获。

注释：

1见《辞海》P 5342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2刻工依书丹的 笔迹凿刻而有的损失，与随意用刀改变书丹原迹而成的特点，其性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

3高昌墓砖书法所用朱砂和白粉，证之斯时壁画、国画所用，应为矿物质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