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背景、赏析、评价
创作背景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文学赏析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名家评价
明末清初文学家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
清代学者李晚芳《读史管见》:此篇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惋,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拂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
明代学者孙月峰《评注昭明文选》: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有大力量大文字。
林云铭《古文析义·二编》:是书反覆数千百言,其叙受刑处,只点出“仆沮贰师”四字,是非自见。所谓“舒愤懑以晓左右”者,此也。结穴在受辱不死、著书自见上。通篇淋漓悲壮,如泣如诉,自始至终,似一气呵成。盖缘胸中积愤不能自遏,故借少卿“推贤进土”之语,做个题目耳。读者逐段细绎,如见其慷慨激烈,须眉欲动。班掾讥其不能以智自全,犹是流俗之见也夫。
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管锥编》:“太上不辱”云云,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不辱”四,“受辱”五,事归一致而词判正反,变化以避呆板,得不谓为有意为文耶?……此书情文相生,兼纡徐卓荦之妙,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李陵《重报苏武书》、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以来论定为赝托者,实效法迁此篇而作。杨恽《报孙会宗书》亦师其意。恽于迁为外孙,如何无忌之似舅矣。泻瓶有受,传灯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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