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创作背景、文学赏析、名家评价
《报任安书》背景、赏析、评价
创作背景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文学赏析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名家评价
明末清初文学家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
清代学者李晚芳《读史管见》：此篇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惋，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拂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
明代学者孙月峰《评注昭明文选》：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有大力量大文字。
林云铭《古文析义·二编》：是书反覆数千百言，其叙受刑处，只点出“仆沮贰师”四字，是非自见。所谓“舒愤懑以晓左右”者，此也。结穴在受辱不死、著书自见上。通篇淋漓悲壮，如泣如诉，自始至终，似一气呵成。盖缘胸中积愤不能自遏，故借少卿“推贤进土”之语，做个题目耳。读者逐段细绎，如见其慷慨激烈，须眉欲动。班掾讥其不能以智自全，犹是流俗之见也夫。
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管锥编》：“太上不辱”云云，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不辱”四，“受辱”五，事归一致而词判正反，变化以避呆板，得不谓为有意为文耶?……此书情文相生，兼纡徐卓荦之妙，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李陵《重报苏武书》、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以来论定为赝托者，实效法迁此篇而作。杨恽《报孙会宗书》亦师其意。恽于迁为外孙，如何无忌之似舅矣。泻瓶有受，传灯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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