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酒嘉荐，执礼尊彝

鸟兽来仪，雍容雅步

动物形象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的重要母题，不仅可以抽象为纹饰装点器表，独立或成组装饰器物的特殊部位，还可运用其形象进行整体造型。目前所见的动物形青铜器不过百余件，但它们与常见的商周青铜鼎彝大异其趣，让人印象深刻。其中，经考古发掘发现的器物约占一半，其余或为传世品，或因劫掠盗卖而流失海外。

图一 西周早期·晋侯鸟尊，山西博物院藏——2000年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尊作伫立回首的凤鸟形，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鸟形，凤尾设一象首，凤鸟颈、腹、背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羽翎纹；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了解“鸟尊”的更多故事，请戳→一物Vol.21 | 有凤来仪）

图二 商代晚期·亚长牛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牛下颌饰小型鱼纹，耳下饰小鸟纹，颈两侧饰倒立夔纹，牛角饰弧形波折纹，颈上部饰兽面纹饕餮纹，前腿上部至后腿臀部饰一整条夔纹，身及双足饰弧线波折纹，尾饰鳞状纹，腹部夔身上部近口沿处两边各有一条小型夔纹，臀后尾两边各一夔纹。牛颈及器盖内壁，有“亚长”铭文。

图三 西周中晚期·鲤形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1988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鱼类为造型的青铜容器，腹下置四个裸身人形短足。

青铜器采用的动物形象十分丰富，既有猪、兔等常见动物，亦有如今较为少见的犀、貘。还有一些似乎糅合了多种现实动物的形态特征，很可能是某些虚拟的动物。为了表述方便，统称其为“牺”尊。

图四 商代晚期·小臣艅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传清道光年间山东寿张梁山出土，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原盖已失；腹内铸铭文27字，记有商王征伐人方之事：“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艅夔贝，隹王耒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彤日。”

图五 西周·貘尊，山西博物院藏——突鼻圆耳、少毛短尾的特征，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老的奇蹄目动物——貘。

图六 战国早期·牺背立人盘，山西博物院藏——1965年出土于山西长治分水岭M126，器物由牺兽、女俑和镂空圆盘组成。

青铜容器通常是庄严稳重的，但动物造型则赋予器物一种天然的动感。最早的动物造型青铜容器出现在晚商时期，见于长江流域多地，尤以湘江下游的宁乡一带数量最多。贝格利（ ）、张昌平等学者认为南方青铜器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以鸟、象、虎、羊等现实动物为装饰母题，使用独体或利用多种动物组合成一体。

问题1

最早的动物造型青铜容器在长江流域比较多见，也是南方青铜器的特征，我们是否可以猜测动物造型青铜容器的兴起与当地环境或文化有关呢？

图七 商末周初·虎食人卣，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器为一踞坐虎形，其大口张开，口下一人蹲于虎前；虎前爪环抱人腰，人双脚踩在虎后爪上，双手搭于虎肩，虎背部置器盖，盖钮为一小鹿，虎两肩之间设一提梁，提梁两端为象首；虎背上装饰大饕餮纹，其余遍饰各类纹饰。

商周鼎革以后，中原的立体动物逐渐变得写实温驯，雍容雅步。宝鸡石鼓山M4的牺尊让人不禁怀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章句。晋侯墓地的动物们，蜷身的兔萌入人心，俯首的猪憨态可掬。这些动物形青铜容器和食器、酒器同出，随着礼制的深入，从迸射的音符幻化为和谐的变奏。

同一时期的南方，情形则有所不同。荆州江北农场发现的虎形尊造型简练，犹有晚商遗风，它和鹿角及两枚甬钟共出于湖底的取土坑中，可能是祭祀山川时所遗。

图八 西周初期·牺尊，陕西宝鸡石鼓山M4出土——主体为鹿形，综合了草食、肉食类动物诸特征。

图九 西周中期·虎形尊，荆州博物馆藏

青铜恒久，饮馔常空

将动物形象与器物造型结合，是古往今来装饰艺术的自然选择。在商周时期的动物造型青铜器中，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那些背部开孔、内部中空的容器。这些器物出土时与尊、罍、鼎、簋等青铜礼容器共置，也旁证了他们礼容器的身份。作为动物造型容器，自然也需要协调好百变的外形装饰与不变的内在功能。

灵活化用动物形态来做成美观器物的例子有很多。西汉时期的雁鱼灯不仅造型生动，而且十分科学。

图一〇 西汉时期·雁鱼灯，山西博物院——1987年山西襄汾吴兴庄出土，被盗后追回，灯身作雁形回首紧衔鱼脊，烟气回流净化装置塑造成长颈回首的雁体，雁嘴与鱼腹下设灯盘及灯罩；雁颈部有子母口装置机关，可连通衔鱼取下，盘周有凹槽，嵌插两篇弧形翳板作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翳板亦可开合；雁腹中空可容水。

图一一 左：春秋战国之际·太原金胜村赵卿墓鸟尊，山西博物院藏；右：商代·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885鸟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一个稳定而闭合的容物空间是容器最基本的需求，设计时需兼顾适当而规整的容积，放置与携带的稳定，以及倾入挹出甚至搅拌的便捷。四足兽类的造型在稳定性方面独具优势，使得四足动物形容器最为多见。鸟类吃了两条腿的亏，商周时期的大多数鸟形容器都被加了一条后腿，做成三足器。少数别具匠心者，用各种变通的方式让外露的支撑显得协调一些，如妇好鸮尊尾部着地，晋侯鸟尊的尾部做成翻卷的象鼻。最简单直接的设计则是直接在鸟后身下添一根短棒撑住。

问题2

鸟型青铜器在稳定性上存在劣势，如果没有巧妙地安排第三只“腿”，美观性就大大折扣啦。古人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制作鸟形青铜器，这是否说明鸟的形象在当时有什么特殊寓意，是不可缺少的形象呢？对此，元芳您怎么看？

图一二 西周早期·鸭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5年出土于辽宁喀左马厂沟窖藏，尊作鸭形，背上有凸出外侈的杯形口，臀下另设支柱，两翼微突，颈以下饰方格纹。

鸟兽形青铜容器通常有华丽的头部和遍布装饰的周身，但实用的空间仅有中腹而已。

图一三 宝鸡石鼓山M4:212牺尊内视图——商周青铜容器主要依靠陶块范铸造成型，在铸后挖去器内的泥芯而形成空腔。考古实物中，动物首部或是被范芯填充，如石鼓山M4牺尊，或是铸造时直接封闭，如张家坡M163邓仲牺尊。这类器物的容物空间只有中腹，若去除不能容物的头和足部，器物就等同于一个小罐，类似于铜卣或铜壶。

图一四 西安沣西张家坡M163邓仲牺尊及内视图

旨酒嘉荐，执礼尊彝

我们透过华丽的外观，看到了动物形青铜容器的内在功能。但器内的物品早已不存，这类器物所容为何，如何使用，就需要稍加考量。

商周青铜器的名物研究向来是热点和难点。名物研究涉及器物定名与其功能的认定，古人对这些青铜器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形青铜器的功能，及其与其他青铜器的关联。汉代以来，中国学者一直都热心于考证其与文献记载的关联。《周礼·春官·司尊彝》中提及诸时祭祀所用的“六尊六彝”，包括“鸡彝”、“鸟彝”、“象彝”、“虎彝”等，此处的“尊彝”即为盛酒礼器的共名。东汉郑玄作《三礼图》时认为牺、象等形象是画在铜器腹部的，铜器本身并不作鸟兽状；而三国王肃则根据当时发现的东周时期牛形尊，提出牺尊、象尊是因肖形而得名。北宋时期，学者们开始给三代铜器分类定名，其中如觚、爵、斝等，简练文雅，大部分沿用至今。鸟兽形容器在宋代《博古图录》中一并归入尊类。1941年容庚刊行《商周彝器通考》单立“鸟兽尊”一类，将鸟兽形尊彝统称为尊。

目前动物造型容器的自铭多为“尊彝”，当是酒器。个别器物稍有不同，值得留意。

图一五 西周中期·井姬盂鏙，宝鸡市博物馆——1974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M2，尊作貘形，器盖内有铭文“鱼伯匄井姬用盂鏙”八字。

图一六 西周早期·晋侯猪尊，山西博物院藏——2000年出土于山西晋侯墓地M113，尊作猪形，器盖和腹底有相同的铭文“晋侯乍旅飤”，最后一字的解释尚有争议，或认为是“彝”，若按从“食”的“飤”字解释，那么猪尊是否可能是个饭碗呢？

图一七 春秋早期·兽形铜豆，三门峡上村岭M1705出土——兽背上驮载浅盘豆，容物空间的设计与常见的以腹内容物的鸟兽形容器颇为不同，背上的钵钵是装什么的呢？

动物造型青铜容器不仅铭文类同于酒器“尊彝”，用途和组合也与常见的尊、卣、壶等酒器关系密切。晋侯M8兔尊出土时，盖内粘附有树叶状物，学者推测与缩酒有关，或是调酒用的郁金叶。西周早中期，尊—卣是常见的酒器的组合，多见同器铭、同纹饰主题的尊卣共置，若为两卣则大小相次。尊为敞口容酒器，而卣则为壶盖外扣器身的封闭容酒器，以此类比动物造型容器，则可以发现其中的高度共性。晋侯M8发现的三件兔尊，正由一件敞口和两件合盖兔尊组成。不妨猜想，敞口的动物造型容器可归于敞口的尊类，能够用于搅拌处理酒类；扣盖的则可归于卣类，主要用于封存陈放酒浆，两者因能构成较完备的礼仪环节而形成稳定的组合。

图一八 西周早期·随州叶家山M65“作尊彝”尊卣组合

图一九 西周中期·晋侯墓地M8兔形尊，山西博物院藏——1992年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同出至少三件兔尊，其中两件造型相似、大小相次的带盖尊及一件喇叭口尊；兔作匍匐状，背上立喇叭形口，腹部中空与喇叭形口相通，足下有矮长方形圈足，腹两侧各有依次凸起的同心圈纹饰三周，由里向外依次为圆涡纹、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

问题3

这么精美的动物造型青铜容器里面装的该会是多么珍贵重要之物啊！到底是什么呢？是酒吗？可是已经存在那么多造型精致的青铜酒器了，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又为什么是动物的形象？

当涉及到多种类别的酒器时，动物造型容器则参与构成组合，尤其是在高等级礼器群中扮演合适的角色。宝鸡石鼓山M4的二号壁龛中，两件有盖牺尊与一件铜尊、两件铜罍共出构成一组酒器，两件牺尊不仅与尊构成组合，还作为小型容酒器与大型容酒器的两件罍相对应。以此观察窖藏出土的动物造型容器，如陕西眉县李村的窖藏中，驹尊与方尊、两方彝同出，辽宁喀左马厂沟窖藏中出有喇叭口鸭尊及两卣，也是如此规律。

西周中期，尊、卣等传统的酒器迅速衰落下去，壶成为酒器的核心，但鸟兽尊却并没有被淘汰，在西周晚期的晋侯墓地中仍有所见。为什么鸟兽尊能够在晋地长盛不衰，它的使用功能和组合方式究竟如何？

除了组合与功能，我们也需重新审视器物的动物造型。当设计一件容酒器时，采用何种动物外观是否有讲究？陕西眉县李村窖藏出土的驹尊，马驹器形同铭文中的“执驹”礼恰有关联，或许作器时是有特别的选择的。

问题4

汉代的赐予年长者的杖首做成鸠鸟状，寓意老人取食不噎，那么用牛、象、猪、虎、鸭、鸟、貘（mò）这些动物的形象做青铜器，又是否会有什么考虑呢？我们试着连接一下古人的脑电波吧，欢迎您在留言区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图二〇 西周中期·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尊作骡驹形，背有方口，上有一兽系盖，在腹部饰火纹。胸前和盖顶各有铭文。

春秋时期，鸟兽尊的使用一度陷入低谷。而春秋战国之际，动物造型的青铜容器又得到了广泛的青睐，看似复古的新风潮自三晋大地席卷中原。从晋北的浑源李峪，到晋东南的长治分水岭，再到太行山另一侧的卫辉山彪镇，都出土过身披文绣的小怪兽。在战国时代的赵地，鸭形仿铜陶尊甚至进入了随葬的基本组合。

图二一 战国中期·鸭尊（左：邢台东董村M13仿铜陶鸭尊，右：临淄相家庄M6铜凫衔鱼尊）

西汉以降，动物造型的容器伴随着青铜礼器迅速衰落下去。及至汉末，记忆被时间继续冲淡，即使学问渊博如经学大师郑玄，注解《周礼》中的鸟彝时，竟也觉得相当棘手。动物造型容器背后的礼制传统，至此一断，在此后的千年中没能够再复原。

图二二 战国后期·错金银牺尊，南京博物院藏——1965年出土于江苏涟水三里墩，尊作立兽形，背有带钮盖，可以开合，颈部铸项圈，项圈上饰鎏金鼓泡；通体饰以错嵌金银的勾连卷云纹，并镶嵌有绿松石，色彩华丽，是战国中晚期流行的装饰风格，很可能是战国流传下来的器物。到了行用五铢钱的西汉中期，恐怕已是名贵文物，至于牺尊承载的礼仪是否传承下来，我们不得而知。

动物形青铜器是商周铜器研究中的宠儿，也是青铜器展陈中的明星。以上三部分，我们从动物形的外表，讲到了容器的内在，又讲到了器物容酒的功能和组合方式。作为礼容器尤其是容酒器，功能的内涵与动物形的外表和谐并存，故事同样精彩。在观赏这类青铜器时，不妨尝试关注华美的面具下的器用方式，而不仅仅是翻阅一部青铜的物种日历。

不知您是否已经注意到穿插在正文紫框中的四个开放式问题了呢？欢迎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与作者和其他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交流。您可就这四个开放式问题在留言区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