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三十二章 反违正道 令民不惑
第三十二章 反违正道 令民不惑
是否相信鬼神存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要区别。春秋时期，人们是相信鬼神存在的。孔子曾说过“敬鬼神而远之”。直到汉朝的王充，才明确提出无鬼论和神灭思想。王充认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为要驳斥“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谬论，王充还以人的睡眠作比：“夫卧，精气尚在，形体尚在，犹无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体朽败乎？”（《论死》）
子产与孔子一样都是“有神论者”，可子产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却没有孔子开明。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根本不谈鬼神方面的问题。《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还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产则不同，他不但“语”鬼神，而且“高谈阔论”。鲁昭公七年（前535年）也就是郑国发生闹鬼事件那一年（“闹鬼事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已经传到晋国），子产去晋国，晋大夫赵景子向他请教与“鬼”相关的问题，子产首先十分肯定地回答人死后能变鬼，然后讲了为什么能变鬼等一些问题，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不过，尽管子产是个有神论者、且没有孔子开明，但他却能用一种“不合常规”的、变通的方式，处理与“鬼”有关的问题，出人意外地收到安定人心的效果。那他是怎么处理“闹鬼事件”的呢？问题因“鬼”而起，先从“鬼”说起。
前面说过，良氏一族是郑国大族，始祖为子良，世称公子去疾，是一代明君郑穆公的庶子。灵公死后，“郑人立子良”，子良坚辞不就，“乃立襄公”。子良之子叫子耳，也就是“五族之乱”中和子产父亲子国一起被害的司空子耳。子良之孙、子耳之子叫良宵，世称伯有，子展之后任郑相，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那次“驷良之争”中，被驷氏宗主驷带杀害。良氏一族，“从政三世”，伯有一死，淡出政坛，宗庙也被废止。
伯有死后八年，鲁昭公七年（前535年），伯有却神奇地“复活”了，他成了可怕的“厉鬼”。《左传》记载：“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多么吓人！郑国民众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时，大家因为“伯有”而相互惊扰，如果有人突然叫一声：“伯有来啦！”众人会信以为真，马上四散奔跑，不知躲到哪里才安全。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去年，“铸刑书之岁二月”，有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伯有一身戎装，披甲而行，逢人就说：“（今年）三月二日，我将杀死我的仇人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到三月二日那天，驷带真的死了，不早不晚，果如“梦”言。那个“梦”传了整整一年，纷纷扬扬，国人皆知，弄得人心惶惶，民不安生。现在，“梦”已成真，“国人益惧”：本来就恐惧，现在更加恐惧。
还有更吓人的：到“梦”中所说“明年壬寅”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也真的“应验”而死。伯有“杀死”驷带，是有生死之仇。可公孙段之丰氏，尽管其祖与驷氏、罕氏同出一母，但二人并无血海深仇。这伯有好厉害、好残忍呀！不管有仇无仇，想杀谁就杀谁呀，那下一个呢？因此“国人愈惧”：国都内的人们越发恐惧，比上次更甚。
这放在今天，世人绝不会相信，付之一笑而已，更不会传播这样的“谣言”。可那是二千多年前，圣人孔子及其高足，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国君，公侯伯子男，卿士大夫，这些受过贵族高等教育的人，都对鬼神深信不疑，何况庶氏百姓？
怎么办？不能让国人终日惴惴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子产有办法，这个办法一实行，结果怎么样？“乃止”：谣言止息了，人们恐惧情绪平息了。子产用的这个办法放到现在，人们肯定会认为是荒腔走板：这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卒，到二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
那时不是哪个家族想立宗庙就能立的，必须身为大夫才有资格立庙祭祀自己祖先。公孙泄是鲁襄公十九年郑国所杀子孔之子，良止是伯有之子。子产把这两位前执政大臣的儿子一并“立以为大夫，使有宗庙”（杜注）。结果“变戏法”似的，风平浪静，什么谣言呀，也不传播了，百姓民众也不恐惧了。
看到这一招如此灵验有效，游吉感到很奇怪，就问子产这是为什么。子产解释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让他们这些鬼，各归于自家宗庙，就不会做厉鬼到处游荡，吓人为祟了。
游吉又问：“那为什么要立公孙泄为大夫，使有宗庙呢？”是呀，伯有死后为厉鬼，到处害人，可子孔并没有成为厉鬼，更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并立子孔之子公孙泄为大夫、使其有宗庙而让子孔也得到祭祀呢？这确确实实是个问题，真不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捋一下历史事实。
子孔和伯有虽然都做过宰相、也都死于非命，但致“死”事件的性质不同：伯有死于家族私斗，但曾“伐旧北门”。“旧北门”是国都的城门。你攻打驷氏家族府邸是家族之间的事，“伐旧北门”则是针对国家的行为。因此“驷带率国人以伐之”，响应者：“国人”，不仅是驷氏一族；动词是“伐”：正义行为，也反证伯有“伐旧北门”是不义行为。
而子孔呢？子展、子西带兵攻打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纯门之师”，属于“叛国罪”。但属于阴谋范畴，仅有犯罪动机，并未形成犯罪事实。因而孔子修《春秋》定性为“郑杀其大夫”；而伯有之死，则书曰：“郑人杀良宵”，不称“大夫”，直呼其名，这是对他的贬斥。
你这一捋，不是越说越糊涂吗？子孔称为“大夫”，依礼应该被其后人建庙立祀；伯有不称其为“大夫”，大坏蛋，不应该立其子为大夫使有宗庙。子产这不是反着来的吗？在那个年代，这样“反着来”，正是子产高明之处。我们听听子产、游吉二人的对话，就明白子产良苦用心了，还会明白子产这样做究竟“高明”在何处。
子产向游吉进一步解释说：“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这段话读着拗口，意思深奥难懂，但非常珍贵。经学家们很关注，各家见解不一、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取众家之长归纳于下，当然也掺杂有鄙人一愚之得：
伯有无义，活着祸国，死为厉鬼害人，若单独立伯有之子为大夫，使伯有归于自家宗庙享受祭祀，则是恶人没有恶报、反而善报，民众对国家治国之道会感到困惑、疑惑。并立子孔之子公孙泄，国家以大仁大义之名，让被杀的正卿后代都有官职俸禄、重回贵族行列，这正是历代传承而被冠以美名的“继绝世”。以此解说民心，令民不惑，大家认为礼（理）当如此，谣言也就不禁而自止了。
这是对“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的阐释。为什么不走“正道”，该立的立，不该立的不立；反而不该立的立，该立的还要借不该立的光才立：如此“反着来”呢？子产说：
“处理政事有时应当 '反违正道’，以取媚（爱）于民。（因为）民众不爱戴你执政者，也就不会相信你；你执政者不能取信于民，民众也就不会拥护你、事事听从于你。”
这是对“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的解释。
子产这种对待厉鬼害人的方式，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的旗号，是“以大义存诛绝之后”（杜注），这是明的，光明正大；实际上是让伯有之厉鬼有安身之处，不再到处游荡、吓人为祟，这是暗的，也正是子产此举的真实意图。说起来是“反违正道”，实际上有“合理内核”：官员爱民、倾听民众呼声、办事顺乎民意，且能取信于民，就能很自然地导民以正途：让百姓拥戴执政者，与国家保持一致。子产这样做，就思想观念说，不科学；但就其政治手段及效果说，则是务实的、高明的，是为实现安定民心之大目标而通权达变的。据此可以说：子产是当时信鬼神而重民的政治家、思想家。当然，正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戍国教授所说：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
春秋时期，不像战国时期那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全靠拳头说话，全靠枪杆子说话。尽管礼崩乐坏现象屡屡发生，但礼乐文明基本上还是处于社会主流状态。子产是知礼的，他在“礼”的方面有哪些作为、效果如何呢？请看第三十三章 春秋尚礼 天经地义。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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