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反违正道 令民不惑
是否相信鬼神存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重要区别。春秋时期,人们是相信鬼神存在的。孔子曾说过“敬鬼神而远之”。直到汉朝的王充,才明确提出无鬼论和神灭思想。王充认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为要驳斥“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谬论,王充还以人的睡眠作比:“夫卧,精气尚在,形体尚在,犹无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体朽败乎?”(《论死》)
子产与孔子一样都是“有神论者”,可子产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却没有孔子开明。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根本不谈鬼神方面的问题。《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还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产则不同,他不但“语”鬼神,而且“高谈阔论”。鲁昭公七年(前535年)也就是郑国发生闹鬼事件那一年(“闹鬼事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已经传到晋国),子产去晋国,晋大夫赵景子向他请教与“鬼”相关的问题,子产首先十分肯定地回答人死后能变鬼,然后讲了为什么能变鬼等一些问题,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不过,尽管子产是个有神论者、且没有孔子开明,但他却能用一种“不合常规”的、变通的方式,处理与“鬼”有关的问题,出人意外地收到安定人心的效果。那他是怎么处理“闹鬼事件”的呢?问题因“鬼”而起,先从“鬼”说起。
前面说过,良氏一族是郑国大族,始祖为子良,世称公子去疾,是一代明君郑穆公的庶子。灵公死后,“郑人立子良”,子良坚辞不就,“乃立襄公”。子良之子叫子耳,也就是“五族之乱”中和子产父亲子国一起被害的司空子耳。子良之孙、子耳之子叫良宵,世称伯有,子展之后任郑相,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那次“驷良之争”中,被驷氏宗主驷带杀害。良氏一族,“从政三世”,伯有一死,淡出政坛,宗庙也被废止。
伯有死后八年,鲁昭公七年(前535年),伯有却神奇地“复活”了,他成了可怕的“厉鬼”。《左传》记载:“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多么吓人!郑国民众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时,大家因为“伯有”而相互惊扰,如果有人突然叫一声:“伯有来啦!”众人会信以为真,马上四散奔跑,不知躲到哪里才安全。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去年,“铸刑书之岁二月”,有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伯有一身戎装,披甲而行,逢人就说:“(今年)三月二日,我将杀死我的仇人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到三月二日那天,驷带真的死了,不早不晚,果如“梦”言。那个“梦”传了整整一年,纷纷扬扬,国人皆知,弄得人心惶惶,民不安生。现在,“梦”已成真,“国人益惧”:本来就恐惧,现在更加恐惧。
还有更吓人的:到“梦”中所说“明年壬寅”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也真的“应验”而死。伯有“杀死”驷带,是有生死之仇。可公孙段之丰氏,尽管其祖与驷氏、罕氏同出一母,但二人并无血海深仇。这伯有好厉害、好残忍呀!不管有仇无仇,想杀谁就杀谁呀,那下一个呢?因此“国人愈惧”:国都内的人们越发恐惧,比上次更甚。
这放在今天,世人绝不会相信,付之一笑而已,更不会传播这样的“谣言”。可那是二千多年前,圣人孔子及其高足,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国君,公侯伯子男,卿士大夫,这些受过贵族高等教育的人,都对鬼神深信不疑,何况庶氏百姓?
怎么办?不能让国人终日惴惴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子产有办法,这个办法一实行,结果怎么样?“乃止”:谣言止息了,人们恐惧情绪平息了。子产用的这个办法放到现在,人们肯定会认为是荒腔走板:这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卒,到二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
那时不是哪个家族想立宗庙就能立的,必须身为大夫才有资格立庙祭祀自己祖先。公孙泄是鲁襄公十九年郑国所杀子孔之子,良止是伯有之子。子产把这两位前执政大臣的儿子一并“立以为大夫,使有宗庙”(杜注)。结果“变戏法”似的,风平浪静,什么谣言呀,也不传播了,百姓民众也不恐惧了。
看到这一招如此灵验有效,游吉感到很奇怪,就问子产这是为什么。子产解释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思是:让他们这些鬼,各归于自家宗庙,就不会做厉鬼到处游荡,吓人为祟了。
游吉又问:“那为什么要立公孙泄为大夫,使有宗庙呢?”是呀,伯有死后为厉鬼,到处害人,可子孔并没有成为厉鬼,更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并立子孔之子公孙泄为大夫、使其有宗庙而让子孔也得到祭祀呢?这确确实实是个问题,真不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捋一下历史事实。
子孔和伯有虽然都做过宰相、也都死于非命,但致“死”事件的性质不同:伯有死于家族私斗,但曾“伐旧北门”。“旧北门”是国都的城门。你攻打驷氏家族府邸是家族之间的事,“伐旧北门”则是针对国家的行为。因此“驷带率国人以伐之”,响应者:“国人”,不仅是驷氏一族;动词是“伐”:正义行为,也反证伯有“伐旧北门”是不义行为。
而子孔呢?子展、子西带兵攻打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纯门之师”,属于“叛国罪”。但属于阴谋范畴,仅有犯罪动机,并未形成犯罪事实。因而孔子修《春秋》定性为“郑杀其大夫”;而伯有之死,则书曰:“郑人杀良宵”,不称“大夫”,直呼其名,这是对他的贬斥。
你这一捋,不是越说越糊涂吗?子孔称为“大夫”,依礼应该被其后人建庙立祀;伯有不称其为“大夫”,大坏蛋,不应该立其子为大夫使有宗庙。子产这不是反着来的吗?在那个年代,这样“反着来”,正是子产高明之处。我们听听子产、游吉二人的对话,就明白子产良苦用心了,还会明白子产这样做究竟“高明”在何处。
子产向游吉进一步解释说:“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这段话读着拗口,意思深奥难懂,但非常珍贵。经学家们很关注,各家见解不一、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取众家之长归纳于下,当然也掺杂有鄙人一愚之得:
伯有无义,活着祸国,死为厉鬼害人,若单独立伯有之子为大夫,使伯有归于自家宗庙享受祭祀,则是恶人没有恶报、反而善报,民众对国家治国之道会感到困惑、疑惑。并立子孔之子公孙泄,国家以大仁大义之名,让被杀的正卿后代都有官职俸禄、重回贵族行列,这正是历代传承而被冠以美名的“继绝世”。以此解说民心,令民不惑,大家认为礼(理)当如此,谣言也就不禁而自止了。
这是对“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的阐释。为什么不走“正道”,该立的立,不该立的不立;反而不该立的立,该立的还要借不该立的光才立:如此“反着来”呢?子产说:
“处理政事有时应当 '反违正道’,以取媚(爱)于民。(因为)民众不爱戴你执政者,也就不会相信你;你执政者不能取信于民,民众也就不会拥护你、事事听从于你。”
这是对“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的解释。
子产这种对待厉鬼害人的方式,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的旗号,是“以大义存诛绝之后”(杜注),这是明的,光明正大;实际上是让伯有之厉鬼有安身之处,不再到处游荡、吓人为祟,这是暗的,也正是子产此举的真实意图。说起来是“反违正道”,实际上有“合理内核”:官员爱民、倾听民众呼声、办事顺乎民意,且能取信于民,就能很自然地导民以正途:让百姓拥戴执政者,与国家保持一致。子产这样做,就思想观念说,不科学;但就其政治手段及效果说,则是务实的、高明的,是为实现安定民心之大目标而通权达变的。据此可以说:子产是当时信鬼神而重民的政治家、思想家。当然,正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戍国教授所说: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的。
春秋时期,不像战国时期那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全靠拳头说话,全靠枪杆子说话。尽管礼崩乐坏现象屡屡发生,但礼乐文明基本上还是处于社会主流状态。子产是知礼的,他在“礼”的方面有哪些作为、效果如何呢?请看第三十三章 春秋尚礼 天经地义。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