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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人书法之卅三 仕途失落书以娱

仕途失落书以娱

  晚唐时期政局动荡,文士们虽仕途多有不顺,不乏忧国忧民,然亦于事无补。于是一些著名文士终日偏向诗书聊以养闲度日。杜牧、刘禹锡、柳宗元等不仅诗文闻达当代,对书法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以不计工拙的心情,或日临古帖以自娱,或诗书往来以相酬,俨然宋人游戏笔墨的况味。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他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居十年。置之郎署,复出刺播州。裴度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被贬官后,开始走上“穷愁着书”的道路。在贬所,他除了写诗抒发胸中的愤懑;还研习书法,常临池以遣闷,惜其墨迹罕存,但笔者尚能从其酬唱间可见一斑。如他在《酬柳柳州家鸡之赠》咏道“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又在《答前篇》有论:“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当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犹有《答后篇》可见其更喜临池“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然成就主要呈现在其书论《论书》一文上,意在论述书法的地位问题,言书法“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又云:“所谓中道而言书者何?处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誉,遇鈞而善者得以议能。”以拨正当世日渐轻薄书法之时风也。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汉族,出生于京都长安,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其“韩柳”、“唐宋八大家”之名天下共知。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出色的书法家。他的挚友刘禹锡在《伤愚溪三首》中的第二首便称颂他为草圣,其推崇的程度已为至高无上:“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诗前有序曰:“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疏,为沼(水旁加止),为台树,目日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日,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唐卢携《临池诀》认为羲、献之法递经永禅师、张旭、徐浩诸人传诸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故其得古法真传。唐赵璘《因话录》谓“子厚善书,当时重其书,湖湘以南士人皆学之”,足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广。

  柳宗元工书法,精于草书,并且在草书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绝不是刘禹锡因了友情而故作溢美的的褒词,而是实际情况如此,据实所做的笔录。与柳宗元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赵璘所著《因话录》可证,该书卷三称柳宗元“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至今永州朝阳岩石壁上仍留有柳宗元之《渔翁》一诗的摩崖石刻的重模,因为它用的字体正是章草,这与赵璘的记述正相吻合,决不是偶然的,足可铁证。柳宗元对章草尤为喜爱,不是一成不变的兼收并蓄,而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形成了别有新意、另具新风的柳体。从朝阳岩石壁上柳宗元书法模刻可以看出,整幅字中有的草,有的行,有的楷,有的隶,而篆书笔意则包含在每一笔画之中。集行、草、楷、隶、篆五体为一炉。这就是说柳宗元的章草已不是原来章草的临摩翻板,而是翻新创造的另铸体势,这样才“为时所宝”而成为一代草圣。柳宗元于书法理论亦有建树,著有《笔精赋》一篇,大略谓“勒不贵卧,仄常患平,弩过直而力败,趯当存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苍皇而疾罨,磔厉趯以开撑。”《旧唐书》、《新唐书》有传。传世书迹有《龙城刻石》、《般丹和尚碑》、《南岳弥陀和尚碑》、《下殇女子墓砖记》等。其妻弘农杨氏,从父弟宗直亦有善书之名。

  

              唐 柳宗元 龙城石刻

  《龙城石刻》唐柳宗元书。行书。拓本。8行,行4字。唐元和十二年(817)刻。石存广西马平县柳侯祠内。明天启三年(1623)年龚重得之于井中,并刻跋,龚重刻三言诗六首十八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宋思仁重于石下刻跋。今刻石残存23字。毋庸怀疑卢携的论断,柳宗元这件残笔缺字的作品折射出来的确实是二王的理韵。酣畅润秀的运笔传达出诸如《兰亭》、《洛神》那些精妙作品中所特有的超拔不群的风采。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大文豪雄视古今的艺术审美眼光,及其高超的艺术创造才华。与二王不同的是用笔结字更加纵心所欲,如“驱”、“厉”、“鬼”、“出”等字险势迭生,不大因循二王的法度,但却有一种翩跹交错的美感,令人目眩神摇,击节赞叹。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宰相杜佑之孙,晚唐时期人。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善书,尤擅行书。其书字体姿媚,用笔劲健,转折处如孙过庭《书谱》。杜牧墨迹仅存《张好好诗并序》一帖传世。

  《张好好诗并序》杜牧诗书,书写于835年,纸本墨迹,行书,纵28.2厘米,横162厘米,麻纸四接,四十八行,每行八字不等,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宣和书谱》、《悦生所藏书画别录》、《平生壮观》、《大观录》、《吴越所见书画录》、《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刻本有《戏鸿堂帖》、《秋碧堂帖》等。《张好好诗并序》墨宝,曾递藏于宋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赠政府,此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杜牧《遣怀》诗有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后《扬州梦》剧本以此命意,着意渲染,牵合杜牧与名奴张好好的一段风流韵事。《张好好诗》诗载杜牧《樊川集》中。

  

                    唐 杜牧 张好好诗

  此诗卷内容为五言古诗书,是为歌妓张好好而作,杜牧较多地接触到一些封建社会中的下层妇女——歌女和舞女,了解和熟悉她们的辛酸遭遇。张好好容颜娇美,流落风尘,杜牧的《张好好诗》叙述歌妓张好好得不幸遭遇和作者“感旧伤怀。”书法雄健姿媚,笔势飞动,深得六朝人遗风,更与其诗文相表里。《宣和书谱》一书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杜牧诗文、书法有统一的风格。历代评之甚多,清包世臣赞曰:“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古今书诀,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之说,虽非道出真际,知识固自不同。”清包世臣跋杜牧之《张好好诗》云“大有六朝风韵”者,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艺舟双楫》)其又云:“花到十分名烂漫者,菁华内竭,而颜色外褪也;草木秋深,叶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气外敝也。书之烂漫,由于力弱,笔不能摄墨,指不能伏笔,任意出之,故烂漫之弊至幅后尤甚。戏鸿堂摘句《兰亭诗》、《张好好诗》,结法率易,格致散乱,而不烂漫者,气满也。气满由于中实,中实由于指劲,此诣甚难至,然不可不知也。”

  裴休(791-860)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今山西运城闻喜人),但《唐书本传》作孟州济源人(今属河南省)人。曾为监察御史,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大历十年(856)改任节度使,曾节度潭州。封河东县子,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卒后葬宁乡县西密印寺侧端山,赠太尉。善文章,工正书,以欧、柳为宗,风格遒媚有体法。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其对佛教信仰相当虔诚,与禅宗有深厚因缘。裴休在禅宗史上,与当代的庞蕴、白乐天、李翱、陆亘大夫等居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与沩山灵佑同门,精通《华严》教旨与禅宗心要,由于撰写《传心法要序》,与黄檗希运也有殊胜的因缘。为晚唐著名书家,传世书迹《圭峰禅师碑》及宋御府藏行书《判疏言状》。

  

          唐 裴修 定慧禅师碑(局部)

  《定慧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师传法碑》,亦称《圭峰碑》。唐大中九年(八五五)十月立,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82cm,宽134cm,正书,三十六行,行六十五字,额篆书九字。此碑笔笔谨严,清劲潇洒,结构尤为精密,取法于欧、柳,是唐碑珍品。米芾《海岳名言》评:“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叶昌炽《语石》云:“《圭峰禅师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这样描述此碑:“下马来寻题壁字,拂尘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志,唯有裴公无愧辞。”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谓:“清劲潇洒,打得率更笔意。”康有为评其书:“并以遒劲取胜,皆有清整方劲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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