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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人物:皖浙横站,兼容并包,“印外求印”的赵之谦

以前写过一篇关于赵之谦的文章,主要说他的生平,也提了一下“印外求印”,昨天一提到吴让之,提到两个人的印坛地位,觉得还有必要再说说这位印坛大神,重点提提他的作品与风格。

赵之谦(1829-1884),清代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i)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

既然是浙江人,又生活在丁敬等西泠八家之后,而又是一位立志在篆刻方面有所成就的篆刻人,不接触浙派是不可能的,但偏偏这位大神不完全是这样的,他的印谱里不但有摹浙派印风的印章,也有向皖派后支邓派学习的印章,他有一方“钜鹿魏氏”的白文印,他在印款里干脆说:“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什么意思,赵之谦看得起的皖、浙两派印人里,就是丁敬、黄易、邓石如、蒋仁、巴慰祖、胡唐、陈曼生,这显然是将两派的大家放在一起一并总结了。

而且,总结的时候,吴让之根本不在这个名单里。估计是嫌吴让之给他的评价过低,只认为他入了完翁室,而赵之谦自认已突破前人,别立了门派。

这显然是赵之谦的自负。我们上一篇说了,赵之谦对吴让之的评价是不准确的,但赵之谦有赵之谦自负的理由。

邓石如取法秦、汉隶篆书法入印,赵之谦除了书法之外,还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金石文字里找来营养,一起融入印面。较“印从书出”,又进一步,1862-1863年间,在赵之谦把自己的作品交吴让之评价之后,他不再局限于邓石如的以书入印,而是做出了新的改变,他在这一年写给秦勉锄的一封信里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之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壬戌年即1862年,也就是在他三十三岁那一年,他已经找到了他自己的篆刻道路。

他甚至在自己刻的“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的白文印边款里说:“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摹(一说“抚”)印家立一门户”,够狂吧!

还是看他的作品,作品最会说话:

(汉学居,左方大面积留红,右方密不透风,这是邓石如主张的章法特征)

(锄月山馆,你一定能找到邓石如那方一日之迹的影子。)

(孙氏欢伯,既有点浙的切刀,又有点邓的书味,好像隐约还有吴让之的秀逸。)

(赵之谦印,你说切刀,我比浙派还能切。)

(又一方赵之谦印,这是汉印吗,这章法赵谦两字的繁,之印的简,各占版图的大小,实在不单单是汉印能说得完的,何况还有浙派的方折。)

(为五斗米折腰,有点古器皿的铭文的意思了吧。)

(之谦审定,有点像封泥,好精致,好稳妥。)

(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既有程邃的工稳,又有浙派的方折,你敢说他是哪一派的风格)

(宋井斋,像浙派吧,但明明又有点古文字的影子)

(我欲不伤悲不得已,到此印时,赵之谦一家几乎丧尽,爱妻、娇女一起失去,怎不伤悲,这方印可与书圣的《丧乱帖》在自家作品中占同等地位。)

(餐经养年,这方印章是赵之谦信佛后的作品,法相庄严而又深悟悲凉,一方印里说尽世间万相。)

(悲翁审定金石,金文却又以皖派风格入印,别有巧妙。)

(养心莫善于寡欲,种种艺术因素都放在一方印里熔铸,实别开生面的佳构。)

书法上,赵之谦40岁前后风格初步形成,但是仍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啥意思呢,赵之谦自认自己的书法有毛病,如果除了毛病,邓石如,包世臣都不如赶不上他了。

赵之谦评价邓石如是天分四,人力六;评价邓弟子包世臣天分三,人力七;吴让之天分一,人力九;他自己则是天分七,人力三。他认为凭天分自己当在则在诸人之上。打从心底深处,不服气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如果他自己能改掉“起讫不干净”五字病,邓、包诸君皆不如他。何等自负!

书法影响篆刻,书法决定篆刻,赵之谦在书法上的自信,篆刻当然也是如此自信,此外,他还把他所有的艺术修养都融入了他的篆刻,因此,他对于篆刻史的贡献在于他的“印外求印”。

赵之谦的作品并不多,一生只刻了四百多方作品,只所以作品少,一方面是他一生不愿以印章为谋生手段的;另一方面,他在44岁时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一方印之后,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

(金石录十卷人家)

到54岁,赵之谦在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先看一方印章:

就是这方“丁文蔚”,似乎乍一看,是后人齐白石的作品,其实不是,这方印章也是赵之谦的作品。一生只刻几百方印,而后人齐派齐白石,吴派吴昌硕,黟山派黄士陵等等,无一不受过赵之谦的影响。

赵之谦盛年息刀,值得长叹!

(【老李刻堂】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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