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正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开启新征程、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这既是文旅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也是旅游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期推出由本学会侯兵教授笔谈《“双循环”新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共有8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平台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文 | 侯兵
扬州大学旅游文化研究所教授
伴随着政策举措和体制调整释放出的动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诉求日益迫切。2019年12月,在中办、国办印发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文旅融合区”成为重点建设的四类主体功能区之一。2020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这些构成了2019年2月两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提出共建“千年运河”文旅品牌的具体行动方案。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各地共同发展任务的背景下,文旅深度融合对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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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是践行
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
从学理层面上看,融合发展是基于文化和旅游两者发展规律而形成的内生需求。初始阶段是现象层面的文化和旅游的相互渗透,融合程度的加深也是产业融合成效显现的过程,这既是产业发展的规律,也是产业创新的选择。文旅深度融合的标志是文旅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产业融合各个要素上都有具体体现。因而,深度融合在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和组织融合、产业和市场融合、全要素融合上呈现纵深推进的过程[2]。两者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文旅发展质态持续优化,契合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要求。
从实践层面上看,文旅深度融合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分析旅游市场演化过程可以发现,当前旅游产品在类型和数量上的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低水平、同质化几乎是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文旅融合成效与人民对美好文旅生活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文化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作为“最广阔的文化市场”尚未实现高度统一。有效满足或者引领高品质文旅消费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是根本的价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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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在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现实困境
大运河作为一类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集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和文化认同于一体。然而,发挥文旅深度融合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综合效用,尚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其一是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变化使其文化表征更加抽象,曾经的军事、漕运、盐运、水利等功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主要承担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在文化意义上多元且厚重。其二是沿线地区空间生产方式和类型的变化,模糊了人们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沿线地区在不同阶段利用运河的方式差异很大,历经多次整治和改道,使得以河道变化为主体的空间形制一直处于嬗变过程中,文化遗存在形式和类型上复杂多样。沿线地区首批58处遗产点中,部分是所在地区高等级景区的核心吸引物,也有一批属于“鲜有问津”的文保单位,一些遗产点在社会认知中并未将其与大运河建立联系。功能和空间上的变化,使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人们的旅游生活和文化认知还存在很大差异。旅游对文化生产形成重要影响,“文化的旅游化”特征日益明显[11]。在这一发展背景下,找准大运河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支点和载体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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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在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实践路径
文旅深度融合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形成多维影响。文旅融合为大运河文化设施提升、文创产品打造、旅游产业链拉长和旅游品质提升提供了机遇[12],而高质量的文旅供给及其创新实践则是增强人们对大运河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适宜方式。
一是构建点线面一体、错落有致的文旅融合空间。大运河沿线地区遗产点分布各异,对于不同的资源要素必须要有所侧重、有所取舍。遗产赋存集中、历史环境较好的区域或河段要连点成线,城河关系紧密的地区可以点线面一体,加快建设文旅融合的先导区、示范区。而城河关系不太紧密的地区未必要“自我加压”,一些地方新建的文化生态空间要依附于特定的景观赋存,将文化空间与消费空间有机融合,在文旅事业和产业属性上寻求统一。
二是探索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匹配的利用模式。大运河沿线地区众多古镇古街古村多已得到改建、复建,但过度商业化也带来了利用模式的同质化,业态类型、消费模式趋同度高,不同地区运河文旅项目的辨识度低,运河文化特色有被湮没甚至消失的可能。为此,应重视物质文化景观的场景效果,以创新创意的手法彰显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文化创意空间,在运河文化共性中彰显个性魅力。
三是建立要素协同和治理架构一致的体制机制。新发展阶段,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达到效率目标,关键在于市场整体有效[13]。要素协同的目的是寻求大运河文旅市场的整体高效,沿线地区应围绕“千年运河”的大品牌,根据实际打造各自的小品牌。科学布局建设开放式文化空间,以拳头项目形成亮点和突破。同时,在主题公园、旅游景区、主题酒店等要素中展现大运河文化。要素协同需要克服行政区壁垒,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体制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和跨区域统筹协调,沿线地区要加快完善协同发展的沟通机制。不同层级的机构在统一规划和政策协同上强化担当,为不同河段和地区明确特色与功能,加快文旅深度融合提供全面指导。
参考文献:
[2]侯兵,杨君,余凤龙.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内涵、动因与机制[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0,10(总348):86-96.
[11]宋瑞.如何真正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6上):24-35.
[12]姜师立.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旅游发展高质量对策研究[J].中国名城,2019(06):88-95.
[13]洪银兴.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J].经济学家,2020(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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