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进化论”如何导向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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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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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而言，达尔文的进化论绝非陌生的概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字更可谓妇孺皆知。按理说，进化论属于十九世纪伟大的科学发现，关乎人类起源问题。可在彼得·沃森看来，由此衍生的达尔文主义却改变了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影响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他的皇皇巨著《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作者一改我们所熟悉的史学传统，将帝王将相、军事战役抛掷一边，而将人类的思想视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那么，作者对于达尔文理论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

将时钟拨回1859年，那一年，《物种起源》出版。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达尔文的同时代人从未预想到的关于生物进化问题的解释。这一理论表明了一个物种如何产生另一个物种，这就要求西方人摒弃一些最根深蒂固和最珍视的信仰。问题在于，人们凭什么相信达尔文的学说呢？原来，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家早已习惯于谈论社会和自然中的争斗、竞争作用。因为，即使在当时，要无视或者反驳岩石中的证据已近乎不可能：最古老的岩石中只发现了无脊椎动物的残骸，第一种鱼类在志留纪（6亿年前）才出现。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较之上述证据，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人们不再沉溺于柏拉图、黑格尔式的“理念”，而用“观察”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毕竟，适应能力更强的个体更有可能繁殖并产生新的后代，这一现象的发现并不需要借助于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而只需要实事求是的观察。这也正是今人看待世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正如彼得·沃森所言，达尔文理论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至此彻底代替了世界的“设计”说。

按照达尔文的研究，比其他个体更能适应环境的偶然变体应该受到肯定，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类历史中的演进主义框架得以确立。詹姆斯·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的《金枝》中写道，人类学家曾经试图教化殖民地的土著，力图让他们适应更为“高等”的欧洲文化习俗。这些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似乎使作者相信，存在“一个所有文化发展时都要经历的固定的阶段顺序。”路易斯·摩尔根将这一发展阶段描述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很难相信，上述学者不曾受到达尔文理论的启发。

然而，本以生物为研究对象的达尔文理论问世后，也被逐渐套用至人类自身。对于这一现象，彼得·沃森痛心疾首地表示，达尔文在进化论语境下对什么构成“适应”的观念被大大误解。达尔文的崇拜者赫伯特·斯宾塞认为，进化将会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发生，导致“最适者生存”。在这个过程中，适应能力不够强的民族，将会被清除。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此诞生。

虽然彼得·沃森未曾着墨，但这股思潮也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梁启超在目睹清朝野蛮的陋习——缠足——之后，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他还声称“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对达尔文理论的片面理解，让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走过了不少弯路。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造成的可怕灾难，还在后头。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茨所从事的不道德的研究令世人震惊。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纳粹党的煽动之下，洛伦茨声称，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完全价值的”的人，另一类是“具有劣等价值”的人。不论采取什么政策，凡能减少“道德上的劣等人”，均是合法的。我们都知道，纳粹对犹太民族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时至今日，被误读、被歪曲的各类“达尔文理论”仍然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比如，网络上贩卖焦虑的某些10w+热文遵循的仍是错误的达尔文主义：在年轻人里，能赚钱者生存，反之则会被社会淘汰。彼得·沃森的忧虑，不幸地得到了印证。

说到底，世人之所以对达尔文的理论深信不疑，与其所具有的科学性不无关系。彼得·沃森在上一部代表作《20世纪思想史》中谈到，科学教育的普及“将阻止我们社会中科学家与其他人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进化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故事，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国际化方式是文学、艺术和宗教永远达不到的。”显然，在他看来，当代人的思想想要取得进展，必须沿着科学的方向前行。这正是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的独特之处：人类思维模式的转换来源于周围环境中的实在，而非哲学家们感兴趣的形而上学的彼岸。

《20世纪思想史》

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我们同样有可能会犯下斯宾塞式的错误。他将“适者”直接与人类社会的“强者”等同起来，使达尔文理论中的“适者生存”退化为“强者生存”的强者哲学。这是一种以人类价值观为基准做出的主观判断，与达尔文的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要知道，弱小如寄生虫依然能适应环境并存活数亿年。强大如恐龙却因不适应环境而被自然淘汰。换言之，强弱只是相对而言，对自然的适应或者说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永恒法则。

对于科学将给人类思想带来的影响，彼得·沃森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然而，今日的科学研究正日益向高精尖领域进发，以至于掌握着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也很难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享他们的所得。比如说，我们如何才能准确理解屠呦呦为全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令笔者担忧的是，我们是否会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一天宇宙的奥秘将只能被那些对数学有着较高理解力的人所领悟？

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结尾，作者指出，从达尔文学说的角度探索大脑与意识的关系，值得期待。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大脑为完成繁多的任务已经简化为三种器官。通过神经“放电”活动的踪迹，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意识的来源。他进而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本质上属于柏拉图理念的“内在自我”或者说心灵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然而，人类在研究外部世界以及客观规律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认识我们自己，科学至今绝非万能。康德的先天范畴、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对人类潜意识的关注、都充分证明自我与心灵的关系仍然难以捉摸。曾获得诺贝尔奖肯定的行为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白捡的100元所带来的快乐，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当人们做出有关收益和有关损失的决策时表现出的不对称性，是传统经济学家的研究盲区，也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人类思想的复杂性。科学的达尔文理论告诉人们，历史的发生存在偶然性，没有必然的目的性，这恰恰与科学的本质形成了微妙的悖论。或许，对于人类思想的探索，我们更需要一种对柏拉图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认识。这也正是彼得·沃森的巨著给予所有读者的指引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