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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书法纵览

天水纸(天水放马滩出土)

蔡伦造纸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家喻户晓。纸成为中国汉字书写的重要材料载体之一,一直延续至今。考古发掘最早的书写纸是“天水纸”,而古人用纸书写起于何时,今天仍未可知。

在纸出现以前,先人们把文字契刻在龟甲兽骨,铸刻在青铜鼎彝,或者书写在岩壁、陶泥之上,后又用竹简、木牍进行书写,并编以麻绳、丝绦,聚简成篇、成册,广泛应用。然而,历史演进,材料更迭,简牍并未能代代留传。

现在,我们能很方便地看到战国时期的秦简、楚简和秦代、两汉、晋代的简牍实物,这得益于上个世纪大量的简牍考古发现。历史上曾经,有汉人坏孔子宅得“壁中书”,晋人盗发魏襄王墓得“汲冢书”,但比起2003年今人在湖南里耶古井发掘的36000余枚、10多万字的“秦简”来说,数量太少,以致于没能引起古人对前代文字书写方面的探究。

我们把竹简和木牍这类用于书写的实物资料统称为简牍。在考古发掘中,湖南省内出土简牍和帛书的地方已有20余处,出土简牍16万余枚,年代跨战国、秦、西汉、东汉以及三国的吴和晋几个时期六、七百年。所书文字字体,有战国时代以圆浑为主的楚系文字、以方折为主的秦隶以及汉篆、古隶、汉隶、草隶、草书、行书和楷书等,为我们大致展现了文字字体的变迁。

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

睡虎地秦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

竹、木应用于书写的起源已不可考,《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显然,不仅在周代,早在殷初就已经用竹、木作为正式公文、祝祷和档案的书写材料了。

可以肯定,在纸未曾普遍用于书写的好长一段时间内,竹、木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学者论定,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材料的使用年代是自上古至公元3或4世纪,及至晋代,纸已普遍使用之时,简牍与纸仍并行约300年。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

马王堆西汉简

走马楼西汉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

郴州苏仙桥吴简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

随着不断发掘出土的简牍,在纸未普遍用于书写或纸张代替简牍材料进行书写的时代里,简牍书法的样子逐渐清晰呈现出来。

以下,通过一些实物和概念,我们来了解这一段书写状况。

简牍的材质、尺寸、用途

竹子,生长范围广,因其中空多节,坚硬轻巧有弹性,竹面光滑,用途广,在纸发明以前,竹被选为书写的主要材料。竹简,以孟宗竹和慈竹居多。

木牍的材质大多是杨、柳和松木。杨和柳大多产于北部,木皆白色,质轻以及易于吸收墨汁,其中某些更是沙漠中绿洲的产物,自然便于采用为书写材料。根据对敦煌马圈湾发掘出土的简牍所做的分析报告,其中红柳为54.1%,云杉为31.4%,胡杨为13.1%,竹简仅有16枚,约为1.3%。

曾侯乙墓竹简

包山楚简

郭店楚简

信阳楚简

天星观楚简

而在破城子简牍当中,红松居首,胡杨、红柳分别位居二、三位。松材又分红、白两种,不易断裂和弯曲,很适合作为简牍用材,被用于制作诏书、律令之类的下达文书。

简牍的长度,因其用途和重要性而有不同。通过测量出土的简牍的长度,最短仅几厘米,最长达88厘米,居延和敦煌出土的文书类汉简绝大多数是22至23厘米,这一长度恰好相当于汉制的一尺。武威发现的《仪礼》简长54厘米,约合汉制二尺四寸,这个长度用于书写较为重要的典籍。

玉门花海西汉简(觚)

玉门花海西汉简

印台西汉简

张家山西汉简

尹湾西汉墓简牍(神乌传)

尹湾西汉墓简牍

虎溪山西汉简

敦煌马圈湾西汉至新莽简

还有,三尺者为未经刮削之椠,二尺者为命令,尺半者为公文报告,最短的五寸木牍,为通过哨兵站检查时所用的一种所谓“符”,即身份证。一尺者为信件,自汉以后书信因为通常使用一尺左右的简牍书写而被称作“尺牍”,亦将其称尺素、尺翰或尺简。根据记载,木牍大多用于公文、律令、短简及私人函柬,而竹简则用于文学著作以及篇幅较长的书籍。

简牍的宽度,大致来说,宽不超过2厘米,但有些木牍较宽,能容五行或五行以上的文字。

陕西未央宫汉简

敦煌悬泉置汉简

武威旱滩坡东汉《武威医简》

武威磨嘴子《仪礼》新莽至东汉简

居延新简(东汉至西晋)

居延新简(签牌)

加工简牍的工具

加工简牍需要凿、斧、锯等工具。凿是柄的前端带刃的开孔器具,斧通常用来加工比较大的木料。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过一个工具箱,裹面除了毛笔、笔套,还放置着铜削刀、刻刀、锯、手斧、锥子等物件。在敦煌马圈湾,与简牍同时出土的两柄斧子,其中一柄的斧刃残长8.1厘米,宽5厘米。

另外,在浙江绍兴306号战国(越国)墓中出土51件文书工具,放置于漆盒内,包括铜刀、刻刀、削、凿、励石和陶线锤等。励石用于刀、削的修磨,刀、削用来整治简牍,而线锤则是编组简册的工具。

相比较于木料,竹的整治较为困难。王充《论衡》卷12中记载:“断木为椠,?木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竹简文字是写在刮去外表青皮之后的内面,或写于反面的“竹里”。所以要先断竹为一定长度的圆筒,再剖成一定宽度的竹简。再剥去外表的青皮,用火烘干,以防腐朽,复加刮治,才适宜书写。

作为加工竹简的步骤之一,这就是“杀青”,西汉刘向《别录》说道:“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

旧简牍重复再用,或者简上笔误错字,可以用刀刮去重写,也可立即用水冲洗或口水涂抹墨字,然后再次书写。

书写简牍的工具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了一座战国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支毛笔,毫颖全部朽烂,可以确定这是战国中期的书写工具。迄今为止,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毛笔已达20余支。

在长沙的一处古墓中出土了一支前300年的毛笔,据发掘报告被披露这支长沙笔所用材质为兔毫。笔锋的长度,楚地笔锋长短不一,如包山笔的锋长3.5厘米,长沙笔则是2.5厘米。秦笔也不例外,锋颖参差不一。

在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一竹箧,内有竹简、毛笔和铜削,也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笥内有笔、墨、砚石和木牍。经考证,是先将墨块置于平板状的砚石上,用研墨石将其研碎后再调制成墨汁的。最古老的砚和墨当属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砚和研墨石以及墨块。

编缀与封检

用绳子将简与简连缀成册,即所谓编缀。编连的方式,有的是先写后编,有的是先编后写,编连的绳道各异。一般是在简牍的上下两处,或三至五处用绳子逐一连缀一起。从出土的简牍看,王杖十简(23cm.)有三处,仪礼简甲本乙本(50-56cm.)有四处,仪礼简丙本(56cm.)有五处分别做了编缀。

为了不让绳子滑动,用来编缀的大部分简均刻有三角形的小刻槽——契口。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的右侧有契口,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每简契口处都有编绳结,以维系上下左右,使开卷及收卷更为方便。

用于编缀的书绳大部分都是麻绳,居延的“兵物简”有简“77根”,据称发现时是以麻绳两道编连卷在一处的。编连的书绳除麻绳之外,还有丝绦、皮条,因数简编成卷后成一捆进行藏置,则书绳另一用途就是捆扎简牍,捆扎的方式有横、有竖,且有十字形者,但以横向捆扎为多。

至于封存简牍文件,则以一片名为“封面”的木片捆扎于文件之上,以封泥敷于书绳,再施以封印,然后发送。封面上封印的地方,则刻一个方形的凹凿,来存贮封泥,名为“印齿”。

封面只能用于单独一种文件,数种简牍文件同时发送时,则封以布质或丝质的书囊。书囊大多为方形,无缝,文件自中央开口处放入,袋的两端折转,盖于中央封口的上面,捆以书绳,敷以封泥,再盖以印章。文件发送的方式通常录示于封面,由驿站传递,急件则由专骑送达。

简牍书写者——书佐

居延新简中有署名的简,如“掾阳守、属恭、书佐况”,“掾阳守、属恭、书佐丰”,王国维考证,这种列名于简末的令史、卒史、书佐、掾、属,都是“主文书”的吏员,他们负责对文书的起草、誊录、签发等程序进行分工合作。书佐名“况”、“丰”便是书写此简牍的两个人名。

从文献材料结合出土简牍来看,秦汉时期,上至中央、中及郡国、下讫县乡,各级军事、行政部门中均普遍设有“书佐”的编制,他们是丞相或太守以及都尉身边的僚属。今从《居延汉简甲篇》、《居延新简》、《流沙坠简》等书籍中能够确证的书佐就有将近60人。

据研究,在已经公开的里耶秦简中,可以确定为迁陵县“书佐”的吏员,就有敬、欣、如、壬、圂、肂、行、处、庆等9人,大多有十数年工作的积累。其中,敬的书艺,堪称出类拔萃。他可以写一手模楷精详的“古隶”,也能够写一手性情生动的“草隶”。他们所用的书体称为“佐书”,即今所说的隶书。

杖藜书院,聘请肖文飞、陈忠康为教学导师,倡导“学书循理、回归常识”,注重培养书写技能和艺术创作能力,致力于将传统书法与日常生活、互联网、视频影像等领域技术相结合,开创一种全新的书法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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