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书法纵览

天水纸（天水放马滩出土）

蔡伦造纸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家喻户晓。纸成为中国汉字书写的重要材料载体之一，一直延续至今。考古发掘最早的书写纸是“天水纸”，而古人用纸书写起于何时，今天仍未可知。

在纸出现以前，先人们把文字契刻在龟甲兽骨，铸刻在青铜鼎彝，或者书写在岩壁、陶泥之上，后又用竹简、木牍进行书写，并编以麻绳、丝绦，聚简成篇、成册，广泛应用。然而，历史演进，材料更迭，简牍并未能代代留传。

现在，我们能很方便地看到战国时期的秦简、楚简和秦代、两汉、晋代的简牍实物，这得益于上个世纪大量的简牍考古发现。历史上曾经，有汉人坏孔子宅得“壁中书”，晋人盗发魏襄王墓得“汲冢书”，但比起2003年今人在湖南里耶古井发掘的36000余枚、10多万字的“秦简”来说，数量太少，以致于没能引起古人对前代文字书写方面的探究。

我们把竹简和木牍这类用于书写的实物资料统称为简牍。在考古发掘中，湖南省内出土简牍和帛书的地方已有20余处，出土简牍16万余枚，年代跨战国、秦、西汉、东汉以及三国的吴和晋几个时期六、七百年。所书文字字体，有战国时代以圆浑为主的楚系文字、以方折为主的秦隶以及汉篆、古隶、汉隶、草隶、草书、行书和楷书等，为我们大致展现了文字字体的变迁。

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

睡虎地秦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

竹、木应用于书写的起源已不可考，《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显然，不仅在周代，早在殷初就已经用竹、木作为正式公文、祝祷和档案的书写材料了。

可以肯定，在纸未曾普遍用于书写的好长一段时间内，竹、木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学者论定，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材料的使用年代是自上古至公元3或4世纪，及至晋代，纸已普遍使用之时，简牍与纸仍并行约300年。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

马王堆西汉简

走马楼西汉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

郴州苏仙桥吴简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

随着不断发掘出土的简牍，在纸未普遍用于书写或纸张代替简牍材料进行书写的时代里，简牍书法的样子逐渐清晰呈现出来。

以下，通过一些实物和概念，我们来了解这一段书写状况。

简牍的材质、尺寸、用途

竹子，生长范围广，因其中空多节，坚硬轻巧有弹性，竹面光滑，用途广，在纸发明以前，竹被选为书写的主要材料。竹简，以孟宗竹和慈竹居多。

木牍的材质大多是杨、柳和松木。杨和柳大多产于北部，木皆白色，质轻以及易于吸收墨汁，其中某些更是沙漠中绿洲的产物，自然便于采用为书写材料。根据对敦煌马圈湾发掘出土的简牍所做的分析报告，其中红柳为54.1%，云杉为31.4%，胡杨为13.1%，竹简仅有16枚，约为1.3%。

曾侯乙墓竹简

包山楚简

郭店楚简

信阳楚简

天星观楚简

而在破城子简牍当中，红松居首，胡杨、红柳分别位居二、三位。松材又分红、白两种，不易断裂和弯曲，很适合作为简牍用材，被用于制作诏书、律令之类的下达文书。

简牍的长度，因其用途和重要性而有不同。通过测量出土的简牍的长度，最短仅几厘米，最长达88厘米，居延和敦煌出土的文书类汉简绝大多数是22至23厘米，这一长度恰好相当于汉制的一尺。武威发现的《仪礼》简长54厘米，约合汉制二尺四寸，这个长度用于书写较为重要的典籍。

玉门花海西汉简（觚）

玉门花海西汉简

印台西汉简

张家山西汉简

尹湾西汉墓简牍（神乌传）

尹湾西汉墓简牍

虎溪山西汉简

敦煌马圈湾西汉至新莽简

还有，三尺者为未经刮削之椠，二尺者为命令，尺半者为公文报告，最短的五寸木牍，为通过哨兵站检查时所用的一种所谓“符”，即身份证。一尺者为信件，自汉以后书信因为通常使用一尺左右的简牍书写而被称作“尺牍”，亦将其称尺素、尺翰或尺简。根据记载，木牍大多用于公文、律令、短简及私人函柬，而竹简则用于文学著作以及篇幅较长的书籍。

简牍的宽度，大致来说，宽不超过2厘米，但有些木牍较宽，能容五行或五行以上的文字。

陕西未央宫汉简

敦煌悬泉置汉简

武威旱滩坡东汉《武威医简》

武威磨嘴子《仪礼》新莽至东汉简

居延新简（东汉至西晋）

居延新简（签牌）

加工简牍的工具

加工简牍需要凿、斧、锯等工具。凿是柄的前端带刃的开孔器具，斧通常用来加工比较大的木料。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过一个工具箱，裹面除了毛笔、笔套，还放置着铜削刀、刻刀、锯、手斧、锥子等物件。在敦煌马圈湾，与简牍同时出土的两柄斧子，其中一柄的斧刃残长8.1厘米，宽5厘米。

另外，在浙江绍兴306号战国（越国）墓中出土51件文书工具，放置于漆盒内，包括铜刀、刻刀、削、凿、励石和陶线锤等。励石用于刀、削的修磨，刀、削用来整治简牍，而线锤则是编组简册的工具。

相比较于木料，竹的整治较为困难。王充《论衡》卷12中记载：“断木为椠，?木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竹简文字是写在刮去外表青皮之后的内面，或写于反面的“竹里”。所以要先断竹为一定长度的圆筒，再剖成一定宽度的竹简。再剥去外表的青皮，用火烘干，以防腐朽，复加刮治，才适宜书写。

作为加工竹简的步骤之一，这就是“杀青”，西汉刘向《别录》说道：“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

旧简牍重复再用，或者简上笔误错字，可以用刀刮去重写，也可立即用水冲洗或口水涂抹墨字，然后再次书写。

书写简牍的工具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了一座战国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支毛笔，毫颖全部朽烂，可以确定这是战国中期的书写工具。迄今为止，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毛笔已达20余支。

在长沙的一处古墓中出土了一支前300年的毛笔，据发掘报告被披露这支长沙笔所用材质为兔毫。笔锋的长度，楚地笔锋长短不一，如包山笔的锋长3.5厘米，长沙笔则是2.5厘米。秦笔也不例外，锋颖参差不一。

在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一竹箧，内有竹简、毛笔和铜削，也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笥内有笔、墨、砚石和木牍。经考证，是先将墨块置于平板状的砚石上，用研墨石将其研碎后再调制成墨汁的。最古老的砚和墨当属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砚和研墨石以及墨块。

编缀与封检

用绳子将简与简连缀成册，即所谓编缀。编连的方式，有的是先写后编，有的是先编后写，编连的绳道各异。一般是在简牍的上下两处，或三至五处用绳子逐一连缀一起。从出土的简牍看，王杖十简（23cm.）有三处，仪礼简甲本乙本（50-56cm.）有四处，仪礼简丙本（56cm.）有五处分别做了编缀。

为了不让绳子滑动，用来编缀的大部分简均刻有三角形的小刻槽——契口。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的右侧有契口，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每简契口处都有编绳结，以维系上下左右，使开卷及收卷更为方便。

用于编缀的书绳大部分都是麻绳，居延的“兵物简”有简“77根”，据称发现时是以麻绳两道编连卷在一处的。编连的书绳除麻绳之外，还有丝绦、皮条，因数简编成卷后成一捆进行藏置，则书绳另一用途就是捆扎简牍，捆扎的方式有横、有竖，且有十字形者，但以横向捆扎为多。

至于封存简牍文件，则以一片名为“封面”的木片捆扎于文件之上，以封泥敷于书绳，再施以封印，然后发送。封面上封印的地方，则刻一个方形的凹凿，来存贮封泥，名为“印齿”。

封面只能用于单独一种文件，数种简牍文件同时发送时，则封以布质或丝质的书囊。书囊大多为方形，无缝，文件自中央开口处放入，袋的两端折转，盖于中央封口的上面，捆以书绳，敷以封泥，再盖以印章。文件发送的方式通常录示于封面，由驿站传递，急件则由专骑送达。

简牍书写者——书佐

居延新简中有署名的简，如“掾阳守、属恭、书佐况”，“掾阳守、属恭、书佐丰”，王国维考证，这种列名于简末的令史、卒史、书佐、掾、属，都是“主文书”的吏员，他们负责对文书的起草、誊录、签发等程序进行分工合作。书佐名“况”、“丰”便是书写此简牍的两个人名。

从文献材料结合出土简牍来看，秦汉时期，上至中央、中及郡国、下讫县乡，各级军事、行政部门中均普遍设有“书佐”的编制，他们是丞相或太守以及都尉身边的僚属。今从《居延汉简甲篇》、《居延新简》、《流沙坠简》等书籍中能够确证的书佐就有将近60人。

据研究，在已经公开的里耶秦简中，可以确定为迁陵县“书佐”的吏员，就有敬、欣、如、壬、圂、肂、行、处、庆等9人，大多有十数年工作的积累。其中，敬的书艺，堪称出类拔萃。他可以写一手模楷精详的“古隶”，也能够写一手性情生动的“草隶”。他们所用的书体称为“佐书”，即今所说的隶书。

杖藜书院，聘请肖文飞、陈忠康为教学导师，倡导“学书循理、回归常识”，注重培养书写技能和艺术创作能力，致力于将传统书法与日常生活、互联网、视频影像等领域技术相结合，开创一种全新的书法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