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周年诞辰纪念 | 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著名作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

今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00周年诞辰，今年是其逝世140周年。

站在过去——现在的二维时间线上，以现在为零点，历史人物的死亡总是比出生更近发生的事情。这不符合活着的人的感受：我出生，我来了，我活着，活着是现在进行时，出生是不远的事情，而死亡似乎不可捉摸，乃至遥遥无期。

以此探讨下去，事情就变复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小说家。

他是俄罗斯文学的三座最高峰之一，同时又是世界的，全球研究他的著作汗牛充栋。换言之，在人类文明中，他是进入世界文学圣殿的圣人，居庙堂之高，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

然而在他身前，我更愿意把他比作今天的网文作家，一名身处江湖的作家。因为他出身没有列夫·托尔斯泰那么华贵，一生都在低处匍匐前行。最重要的是，他写作的直接目的是谋生。他似乎也曾上达天听，沙皇曾被他的小说感动，但他却并未因此享尽荣华，甚至与此相反，从沙皇的死刑审核签名下捡回一条命，但终生都是危险分子，一直被当局紧张地监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总结为“心理现实主义”，以此解释他笔下的人物为何多为病态、撕裂、激烈矛盾冲突的复杂形象。但后世对他的解读有成百上千的不同视角，今天我们要认识笼罩在各种光环下的文学巨匠，最直接的方法还是阅读他的经典。不过陀氏的小说虽是“现实主义”，但读起来却相当不轻松。再加上翻译的因素，如陀氏的重要中文译者，年近九十的翻译家荣如德所言，很多读者知道这是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一颗明珠，但尝试阅读又半途而废的大有人在。

一辈又一辈的翻译家在努力，千方百计让当时的读者能够把经典读得下去，而且尽可能读懂。这是读者的有幸，而有心的读者，还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回过头看，200年前诞生的文学巨匠，这一百多年中人们是怎么阅读他的，是否存在人云亦云的低级误读，是否有被埋没的阅读发现。

在经历过苏中百年时代变迁后的今天，我们国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流词条介绍，称其作品“揭露出资产阶级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而正是这样的判断，使之在今天的世俗文化中居于边缘化。一个打工人如果在通勤的地铁上捧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看，除非是被当做应考学生，不然总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尽都是俄罗斯十九世纪社会转型期的世俗故事。他的很多小说题材，其实都来源于当时的时代案件和报纸新闻。这是我把他比作今日网文作家的又一原因：都取材于最容易获得的大众关心的热点。只不过，今日大众关心的热点不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一味的虚拟和娱乐而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罗斯社会经历着这样一种危机：俄国人旧的对于上帝和人的认知在瓦解，其认知的方式，大体来说，作为一种统一的范式，陀氏认为正在变坏，已经不足以用作解释现实的证据。相当于今天美国人引以自豪上百年的“美国梦”的范式，已无法解释今天美国的现实，等等。

在这场危机里，天主教、新教、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纷纷涌现，发生了无政府状态式的碰撞，每个范式都有其或多或少的拥趸，因为它们都手握充分的事实作为理论后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不同的范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构成复杂的“复调”对话结构。这让陀氏看起来显得相当摩登，也因此被称作“一个不断更换旧式衣裳的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

20世纪的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范式”理论的发明者，他从科学角度揭示出普遍的周期性危机：当人们对某一过去起主导作用的认知范式产生分歧，这种曾经居于支配地位的范式，必然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捉襟见肘，暴露出种种不规则情形，数量多到人们不可接受，人们六神无主，过去的支配者不再令人信服，此时新的范式将在危机中登场。

帮助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动因之一，是虽然我们和作者隔着时空转换的遥远距离，但我们都正在为范式转换而焦虑。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要立志成为一个像郭敬明那么火的爆款作家。

其实，从百年前的五四开始，中国读者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陌生，可能其中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百年风云，范式从未尘埃落定。

1926年，第一本中译本陀氏小说《穷人》由韦丛芜翻译出版，此书从英译本转译，由鲁迅根据日译本，韦素园根据原文加以校订而成，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发行效果也很好，到1947年再版了12次之多。

在此前后，各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译介了很多陀氏的作品乃至生平以及传记，包括一些长篇小说节选。1921年正值陀氏百年诞辰及逝世40周年，以《小说月报》为主的大量期刊加大宣传力度，在该刊《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中，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物的心理学家，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他为人类呼吁，他的文学满含着人道主义的性质”。

胡愈之等人主导的《东方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首要论敌，该刊第18卷第23期辟纪念专栏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称其“能完全代表此狂野民族的伟大精神，能贯彻第三帝国的国民的神秘之心，能喊出从专制魔王、贵族、地主、资本家、警察、宪兵的积威下面所发出痛苦的呻吟”，对陀氏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百年前的中国，当然是出于家国旧范式的危亡，在对陀氏的阅读中发生共情。陀氏被看作“高瞻远瞩的文学家”，与另两座山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样，都是“俄罗斯文学改进时代的大人物”。郭沫若更说：“俄罗斯最近的大革命，我们都晓得是一些赤诚的文学家在前面做了先驱的呢。”

不过，作为左翼作家，郭沫若和茅盾等人一样，承认陀氏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中的一个孤独的然而很明的火花”，但也对创造社同人发出不要用天才作为“不革命”的“护符”的警告——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中，陀氏是“没落阶级”，《罪与罚》是“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

在苏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待遇在一众俄罗斯大师中都是相当独特的。当年苏联毫无保留地出版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将陀氏雪藏。直到斯大林死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才相当谨慎地推出陀氏的作品，并且加以如下定性：

“《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恶魔》——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最具有倾向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显得最不自由，同时跟反动倾向结合得也最密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

反倒是在中国，瞿秋白深刻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深刻的文学言语描尽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问题是指出来了，可是不能解决——”，陀氏“寻求上帝而不能证实。个性意志自由的问题和上帝的问题同等的难解决”。

鲁迅当然也是内行，他给首次出版的《穷人》作小引，指出，中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近十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然而，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季赫温公墓，他的墓碑上刻着《新约》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1924年，鲁迅创作了小说《祝福》，借悲惨的祥林嫂之口，发出如此拷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算是人类灵魂之问的在地化，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早就深入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前他还翻译过果戈里的《死魂灵》。

对于同样的问题，1878年，鲁迅还没有出生，陀氏已是人生暮年，他在给友人的书信里写道：

“请您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那么请问，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呢？既然我在世上要彻底死亡，既然不存在灵魂不朽，那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什么洪水猛兽。”

1924年，曾阅读过陀氏的鲁迅，在《祝福》中借祥林嫂之口发出拷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几乎和马克思的时代重合，当时无神论已经通过欧洲的革命获得大量拥趸，在陀氏的小说里，也时有出现无神论者，并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一定存在对立面的角色，即教派信徒，乃至宗教狂人。陀氏借各种角色发出自己的灵魂审问，因此，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他都不会给予道德审判，而是借他们之口，将困扰自己一生的宗教信仰和无神论的关系问题直陈纸面，引领读者一起思考、自省。

在陀氏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落魄辍学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反基督者”，就像他的偶像沉思的拿破仑那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揭示了拿破仑理念的主要的无力之处，不是政治上的，也非道德上的，恰恰是宗教的：在欧洲现代化进程复兴古代罗马君主制理念、大一统核心凯撒的理念、人神的理念之前，必须克服与之相对的基督教世界统一的理念、神人的理念。然而拿破仑没有做到，他仍然是来自上帝也不反对上帝的，他和《罪与罚》的悲剧主人公一样，是“伪反基督者”。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书中书《宗教大法官》，直接让宗教大法官僭越基督本尊，因为基督发明了自由，而自由信徒开始出尔反尔地反基督，必须出来一个无情的宗教大法官，将基督发明的自由管控起来。《宗教大法官》这一章节，强烈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信神乃至不信神的读者，也使神学家们被迫起来应对陀氏虚构的该书作者，书中人物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挑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躲在小说后面，一切都是假他人之口，没办法，压力太大了。他早年信奉人道主义，但到晚年，和沙皇、教廷和解了，《地下室手记》开始对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展开批判。《罪与罚》更是以论证“伪反基督者”拉斯科尔尼科夫理性杀人实验的失败，宣告无神论的破产。

尽管陀氏始终矛盾，但他还是在最后被称为“思想独特的杰出的神学家”，“以自己的神学方式表达了东正教的自我意识”。没办法，要是他生在清末的绍兴，情况一定不是这样。

都能成功地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前行的路标。白银时代指的是陀氏逝世前后的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左右的俄罗斯。同样是“西学东渐”，俄罗斯自认自己是东方的、斯拉夫的、东正教的，但这一传统的系统，和东渐的西方社会哲学文艺思潮发生猛烈碰撞，思想受刺激变得矛盾重重又空前活跃，宗教哲学不破不立，反而更加勃兴。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陀氏首先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者”的控诉代理人、保护者；对理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来说，他是“残酷的天才”，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对东正教徒来说，他是新基督教的先知；对现实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颓废派）来说，他发现了“零余者”“多余人”；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他是斯拉夫人的旗手……

白银时代的各种思想范式互不相容，但都从不同的立场，以学习和纪念陀氏的名义进行殊死论战。

而陀氏本人并没有系统的哲学学说和政治理论，也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宗教体系或艺术理论，只是在小说里借角色之口发出种种自相对立的声音，在日记、书信里透露出或尖锐或温和并往往自相矛盾的只言片语。

经历过黑暗的死刑解除和八年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根基主义者。所谓“根基主义”，既抨击西方带来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又揭露本民族斯拉夫主义的功利主义和专制。他认为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良“嫁接”，导致了俄罗斯的分裂，而本来，俄国的使命“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

分裂主要是指贵族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脱离了自己的“根基”。陀氏最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流放西伯利亚，他天天和罪犯、苦役——亦即作为根基的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困扰白银时代俄罗斯思想界的两大思潮。我们且看陀氏年轻时是怎么被判死刑的：写过《死魂灵》的前辈泰斗曾激励青年陀氏的斗志，但晚年果戈里倒向沙皇专制，陀氏参加了秘密革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公开宣读对果戈里的檄文。

1860年以后，陀氏流放归来，继早年受沙皇的不杀之恩之后，进一步享受监视下的在彼得堡的居住自由。他的思想则从根基主义慢慢靠向斯拉夫主义、民族主义，虽然说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斯拉夫人长期以来，甚至在日耳曼人眼里都是野蛮人，就像日耳曼人曾经在罗马人眼里是野蛮人一样。而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告：“欧洲人对天狼星比对俄国更了解。暂时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力量。”

至于经济和科技上的落后，在1876年的日记中他写下：“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到头来谁羡慕谁还很难说。”

由陀氏原著改编的影视剧，图片分别为《群魔》《白痴》剧照

1861年，沙皇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长达几百年的制约社会发展的农奴制终于瓦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一个低级贵族小地主，就是因为农奴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死于自家农奴之手。这个专制的父亲，给了从小患有癫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把父亲的形象安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邪恶放荡感情脆弱的小丑父亲老卡拉马佐夫身上。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毕业于军事工程院校，但没有老老实实从事本职工作，而是有志于文学创作。他作品中的一大主题是奴役与自由，他觉得理想中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并且在作品中任由奴役理论充分发展自己的说辞，让自由和奴役在纸上各执一词，任其各向极端发展，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设定，是《群魔》中的理论家希加廖夫提出的“革命”理论。

这个理论提出，把人类分成十分之一的自由的统治阶级和十分之九的绝对服从，其中那十分之一拥有对十分之九的绝对和无限的权力。十分之九的人必须丧失自己的个性，变成牲畜一般，如果一代人变不成，那就多奴役几代，通过永无休止的服从，让他们经历一连串的蜕变，然后达到伊甸园一般的原始淳朴。

期间要执行一些“高明”的措施，比如降低教育水平，消灭感情和各种欲望，“人只要有了家庭或爱情，他就会产生对财产的欲望。我们要埋葬这种欲望：我们将利用酗酒、造谣、告密；我们要利用前所未闻的骄奢淫逸；我们要把任何一个天才都扼杀在襁褓中。我们要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彻底的平等。”

而且，即便是对那十分之一的自由的统治阶级，希加廖夫也要“每隔三十年会使他们发生一次惊厥，突然之间大家就开始你吃我、我吃你……”

这是陀氏揭发出的极权主义的逻辑：不仅十分之九的“韭菜”被最高统治者的无限权力收割，那十分之一享有无限权力和个人自由的精英，也是最高领袖统治下的高级奴仆，而即便是最高领袖，也将成为整个制度的奴隶。

陀氏死后的历史兑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陀氏提前半个世纪，准确地警示了这种被迫革命的恐怖现实。还好这不是他的预言乃至诅咒，但是毕竟都发生了。

在他心中，与《宗教大法官》和希加廖夫的理论相对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理想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社会主义。要人君相爱，不要群龙无首；要世界大团结，不要平均主义；要以德治国，最好政教合一……

他提出三个著名的模型：不要水晶宫（空想社会主义），也不要蚁穴（希加廖夫和宗教大法官的理想），而是保守地改良现在的鸡窝（现存秩序），让国家消失，一切属于自由人的道德教育……

END

2021年/第84期∣2021/0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