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导引术的历史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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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北京陶唐中医研究院创始人谢青云先生于8月1日在PhMplus中医药交流群的分享。

第一节　起源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中医导引术起源很早。如《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记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这里明确指出，导引术来自于“中央之地”。此处的“中央之地”即是当时的中华文明行政中心，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上游一代。秦代《吕氏春秋·古乐》中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这里提到的陶唐氏发明的一种舞蹈，用以宣导气血和调达筋骨，可以看做是医疗导引最早的来源。陶唐氏即是上古帝王尧帝，距今已有4000多年，他主要在古唐国（今山西临汾尧都区，古称河东地区）一代活动，又因其十三岁时被封于陶地（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氏村一代），故后人又以陶唐氏称之。尧帝所生活的区域，正是当时的“中央之地”，故《黄帝内经》中所称的导引来源自“中央之地”，实际就是指尧帝发明导引术这一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尧帝是有文献可查的中医导引术的发明人。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导引术作为一项技术，其最初被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疗疾病的。《黄帝内经》中除了在“异法方宜论”篇中提到导引术可以治疗“痿厥寒热”一类的病症外，在“奇病论”篇中还提到，有“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的“息积”病（类似于现代疾病中的肺癌），需要用导引配合服药治疗，并特别指出“药不能独治也”。《临证医案指南·积聚》中认为这是因为“善导引能行积气，药力亦借导引而行故也。”正因为导引术有着这样优秀的治疗功用，所以在《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中，才把导引术与中药、针、灸、砭石、按跷一起并列为中医的六大常规治疗手段。

第二节　历史发展

导引术的初始应用主要是治疗疾病，但后世逐渐有一群人将其完善丰富，并勤于习练，以求达到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目的。

战国时期的庄子在其所著的《庄子·刻意》篇中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己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熊经，即模仿熊走路的姿势；鸟伸，即模仿鸟类伸展翅膀的动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所见的导引术，形式已经多样化了，不但有“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这样的呼吸导引术，还有“熊经鸟伸”这样的模仿动物的仿生导引术。按彭祖是古代著名的养生家，《列仙传》中称其“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所以庄子的记载告诉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像彭祖这样的养生家，主要是通过练习“吹呴呼吸”和“熊经鸟伸”来养生长寿的。

从庄子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时代的导引术，不再限于最初尧帝发明的那样，是舞蹈形式，而是有呼吸的导引和模仿动作的导引，另外尧帝发明导引一开始只是用于疾病治疗，而战国时代庄子所见的导引，是主要用于养生的，说明养生保健的导引术在那个时代也非常流行。

此后导引术的发展基本都是养生和治疗并行，直到唐宋时才略有些向保健方向倾斜，我们根据其发展历程，大致将其分为四个四期，分别如下：

一、汉代至隋代是治疗导引术的繁荣丰富时期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之前，虽然有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但其内容的形

成必早于汉代，故认为是汉之前的医学内容总结。该书虽然提到了导引，并将导引列为六大治疗方法之一，但并未提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在《黄帝内经灵枢·病传》篇中，黄帝向岐伯发问：“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帝除了向岐伯学习九针技法之外，私下还学习中医的其它治疗方法，其中就有导引一门。但是导引如何治病，《内经》中并没有详细记载，直到汉代两件的出土文献才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面纱，那就是《引书》和《导引图》。

　　《引书》是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省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1236枚竹简中的一部文献，其入土年代为公元前186年。《引书》共有竹简112枚，共3235字。书前题有书名“引书”两字，这正是上文黄帝所提到的阅览的“诸方”中的导引专书，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导引学专著。

《引书》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四季养生之道。第一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说明顺应四时养生是长寿的关键，这也体现了《引书》首重养生的思想。《引书》详细对人的四季养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春天早起后，先“弃水”（小便）“澡漱”“洒齿”（刷牙）“叩齿”，然后“广步于庭，被发缓行”，承受地上的清露，吸取天空的精气，最后饮清水一杯，以增进健康。《引书》的这部分内容与《黄帝内经》中的“四季调神大论”篇内容高度重合，可以看出，《内经》的“四季调神大论”是在《引书》的这段文字基础上所做的增改。《引书》第二部分记载导引术式以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全书的主干。它介绍了大约86种术式和一套24个动作的导引操。该部分又可分为三节，第一节是基本动作说明，共41式，每一个术式有一个名字。比如说第一式是“举胻交股，更上更下三十，曰交股。”就是将两腿悬起，互相交叉上下挥动，这一术式是根据动作特点而命名为“交股”。第二式是“伸腑屈指三十，曰尺蠖。”此式模仿尺蠖蠕动爬行，是依据仿生法来命名。第二节是导引的医学应用，共45条，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是重点中的重点。该节叙述了45种病症的导引疗法，涉及到现代医学中内、外、泌尿、五官、口腔、精神各科，该节术式多以“引”字开头，如“引瘅病之始也，意回回然欲步，体浸浸痛。当此之时，急治八经之引，急呼急呴，引阴”，这里的“引”就是用导引治疗的意思。可以看出，《引书》的叙述格式基本都是先叙述病症，再配上导引方法，显示了独特的处方特点。《引书》第三节共24条，以养生保健为主，但未讲动作要领，部分术式和前两段有重复。有人认为这是24个独立的术式，但也可能是一套完整的导引操。后世流传的诸多导引术，包括著名的“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等，皆可从中找到其雏形。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人得病的原因及相应的导引预防办法，还有养生理论问题。《引书》认为人之得病，是因为饮食起居不能做到与四季交替带来的暑、湿、风、寒、雨、露等变化相协调。并为此提供了针对性的导引方法：如“春夏秋冬之间，乱气相薄遝也……是以必治八经之引……”，“夏日再呼，壹呴壹吹”等。这和《黄帝内经》提到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内涵一致。其次《引书》指出，人得病的另一大原因是“人生于情，不知爱其气，是以多病而易死”。

同样在1972年和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则更加生动的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练习导引治病的风貌。导引图是一副帛画，入土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与《引书》同时代。该墓是汉代王侯之墓，从中出现导引帛画，足以体现汉代贵族阶层对导引的重视和喜爱。

导引图是与《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同书于一整幅帛画上，图宽50厘米，长140厘米，包括44幅男女形象的各种姿势，每种姿势均有文字说明。其中有些取象于动物；例如“熊经”、“信”（鸟伸）、“鹞背”、“鹤口”、“龙登”、“猿呼”，可以说是后世五禽戏之鼻祖。有些则直接表现了动作如“俛弓”、“仰謼”等，是需要重点用呼吸配合动作的导引术式。此外尚有一些辅助器械，如木棍、盘状物和沙包等。其中一图导引练习者手持长杖，文字说明“以杖通阴阳。”与盘状物有关术式见于另一幅，动作与“堂狼”（螳螂）的形态相象，功者侧体双手高举目视盘状物，似螳螂扑食状，盘状物置功者前方，盘的作用似乎作为意念聚焦的“道具”。 导引图还包括了一些治病功法，例如“引胠积”（“胠”音“区”，可作脚或腋解）、“引脾痛”、“引龙”（“龙”指耳聋）、“引温病”（温病为外感发热一类的病）等等。

《引书》和《导引图》的相继出土，为我们弥补了早期中医导引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首先，《引书》和《导引图》是自尧帝发明导引之后，至汉代之前，中医导引学的总结之作，它们两者的掩埋地点相距不远，且一书一图，相互关联，有些《引书》中的术式可以从导引图上找到图解，而有些《导引图》的术式又可以在《引书》中找到文字说明。从它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汉代之前的导引术，形式已相当完善和丰富，既有仿生的动作，也有并非仿生而来的纯肢体动作，还有呼吸导引及器械辅助等。其二、导引治疗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涵盖病种极为广泛，从《引书》和《导引图》里所提到的导引适应病症来看，涉及到内科、五官科及外感疾病等，说明了导引术已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医疗体系。其三、导引治疗的独特性，即一病一式，辩病选“引”，这体现了导引治疗的独特针对性。

医疗导引术至汉代之后，被医疗界不断丰富完善，许多新的导引术式被创造发明，以满足新的病症需求，终于在隋代出现了另一部中医导引术的集大成之作——《诸病源候论》。

《诸病源候论》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由太医令巢元方主持编撰，它是一部讨论中医病因病理学的专著，集中论述各种疾病的病源及症候，共五卷，分六十七门一千百三十九论。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各种疾病，是《伤寒》、《金匮》以来最重要的临床医学著作之一。此书不同于前人医学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全书只讲各种病的症候及其发生原因，基本不涉及方药，只在每论的末尾写上一句：“其汤熨、鍼石，别有正方”，一笔带过。相反，全书共载“养生导引法”或“养生法”289条，除去重复的76条，共有213种导引法，施用范围遍及内、外、妇、产、五官、皮肤诸科，可以说是隋以前的“导引功法大全”。《诸病源候论》的问世，标志着导引术在治疗上的应用已进入全面成熟完善的阶段。

与之前的《引书》相比，《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术又有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1.辩病施功，病证结合。《诸病源候论》以病候统领全书，每一病候下，又细分症状或病因，如卷一为“风病诸候”，其下又分“中风候”、“风偏枯候”、“风不仁候”、“风湿痹候”等等五十九候。有时一病候即有多种导引术，如卷三“虚劳病诸候上”中就列了14种导引法，都可用于虚劳的治疗，但是某些特别的症状，如其下的“虚劳里急候”中，又列了专门用于这一症状的导引法对治，有时一个症状的对治导引法还不止一种，说明经过从汉代到隋代近800年间，导引术的治疗应用被不断发展丰富，也更加细化和深入，这是导引被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才能出现的新局面。2.导引形式的极大丰富。之前的《引书》共载有导引术式86种，而《诸病源候论》中则出现了213种，数量上翻了一倍还多。更主要的是，《诸病源候论》里出现的导引姿势更加细化，这在临床辩证用功时，就显得更加有针对性。如卧姿就有偃卧、侧卧、仰卧；坐有端坐、踞坐、跪坐、坐、舒足坐等；立有丁字立、倒立、倒悬、内转足、外转足、独足立等，另外手、臂、腰，头等躯体的变化也更为多样。另外，《诸病源候论》中的导引，对呼吸和意念的使用，也有了强调说明，这是练习导引时，保证其功效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也是这项运动的特点所在。3.导引适应病症种类的全覆盖。《引书》中记载的导引适应病症有45种，而《诸病源候论》共有上千种病候，除了儿科病症因为儿童自身条件所限，不能使用导引练习治疗外，其它各科的病症基本上都可以用导引法进行医治，基本上实现了疾病的全覆盖。

《诸病源候论》的出现，是中医导引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它首先是由国家最高卫生长官所编撰并颁布给全国的医疗界学习使用，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中医导引术学术地位的肯定和临床价值的认可，为后世认识中医导引学，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它把导引的养生和治疗功用并重。《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法基本引自《养生方》一书，《诸病源候论》在引用其导引法的同时，对其相关病症的养生注意事项也往往同时列出，使读者明白，治疗与保健要同时进行。另外，《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法大多数都简易而方便操作，往往只有一两式，平常若无症状出现，则可少做以为养生保健，若出现症状，则可加多频次用于治疗以消除症状。所以，《诸病源候论》的出现，对中医学、对养生学、对导引学都影响深远。

隋代之前，导引除了在医疗上不断深化和丰富，在养生应用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葛洪和华佗。

葛洪(公元284～364年)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因为他对当时流行的神仙修炼学说的笃信，使得他对古代的各种养生术都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这些研究成果，被他写在《抱朴子·内篇》中，其中提到的与神仙修炼有关的服食、行气、炼丹、房中等都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按照神仙家的说法，一个人在修炼成仙之前，需要先把身体调理到无病状态，才具备神仙修炼的基础，所以使得他们对各种养生祛病的技术极为重视，而导引术就是其中之一。

葛洪对导引的论述，极为深刻，同时也很有创见，可以看出他是有深入实践的。葛洪在书中指出：“导引之道，务于祥和，俛仰安徐，屈伸有节。”这是对导引练习时的要求的总结。他又说：“导引秘经，千有余条，或以逆却末生之众病，或以攻治已结之笃疾，行之有效，非空言也。”这是对导引疗效的真切肯定。他深赞“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实养生之大律，祛疾之玄术矣。”他还在自己的书中特别介绍华佗的“五禽戏”，说：“有吴普者，从华佗受五禽之戏，以代导引，犹得百余岁”（内篇《至理》）。可见他对导引养生功用这一块的关注。另外，他对导引有自己创新的认知，他在《抱朴子·别旨》中说：“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蹰、或行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他这段话指出了导引可不必拘于形式，只要把握了导引锻炼的核心思想，则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可作为导引来对待。这段话，极大的解放了导引的创作思路，这也是促使其身后300多年，出现《诸病源候论》那样丰富导引术的原因。

三国时的华佗是一位对导引术有创造和传播贡献的医家，《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这里的“养性之术”就是指导引等锻炼方法。华佗的贡献在于他不但自身勤于实践，练习传播导引术，而且将医疗导引中的仿生动作加以改编，简化，编创了“五禽戏”，使作为治疗技术的导引普及成为一种养生运动。据有关记载，华佗每到一地，除了给当地民众看病之外，也把五禽戏教给别人，推动了导引的传播。导引作为一门医疗技术，在汉代已经自成体系，因为知识壁垒的存在，其传播层面较高，多在官宦之家或像彭祖之类的专业养生家之间流行，近代出土的《引书》和《导引图》，其墓主人身份一为官吏，一为王侯即为明证，所以导致一般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和学习导引而受益。华佗“五禽戏”的创编，使导引的习练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方便了民众相互之间的学习传播，使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得以受益。所以说，华佗是推动导引养生传播的第一人。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隋代之前，导引学的发展主流是治疗学，虽然其养生防病功能，医家也有提倡，如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四肢才觉滞重，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但导引术更多是体现为一门治疗技术，其养生应用尚未得到普及。

二、唐宋至明代是养生导引术的大发展时期

导引术作为一项医疗技术，是主要通过自我锻炼的方式实现的，它不需要消耗社会资源，

同时既可养生，又可治病。这些独特的医学特点和价值，使它在隋代得以确立为中央政府重点推广的医疗方式。巢元方在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的时候，一定是对此深有认识和体会，所以才会将中医学里其它众多的优秀医疗手段暂置一旁，而独推导引术。巢的这种认识和勇气，是很可令后人敬佩的。也正因此，可以说《诸病源候论》的诞生，是中国医疗史，乃至世界医疗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因为他把人类健康的维护方向定位在内求，而非外取。可惜，隋朝的历史很短，它所确定的人类健康的方向并未被后世所完全继承。

历史进入唐代后，因为缺乏来自中央层面的太医署的推动，作为医疗技术的导引在官方层面未能有更好的突破和发展，但导引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养生功用正逐渐被认识和开发出来。

唐朝道士司马承祯在《服气精义论》“导引论”中说：“夫肢体关节本资于动用，经脉荣卫实理于宣通，今既闲居，乃无运役事，须导引以致和畅，户枢不蠹，其义信然。”就提倡人若缺乏体力劳动，则应该练习导引，以养生保健。司马承祯是一位导引养生术的大家，《旧唐书·隐逸传》称其“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可见其是一位对导引术有着深入研究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道士，他研究习练导引术，并非想借以 “成仙”，而是将其作为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主要手段。他指出练习导引兼具养生和治疗功用，差别只在频次多少，他说“其五体平和者，依常数为之；若一处有所偏疾者，则于其处加数用力行之。”

唐代著名大医，药王孙思邈，也是一位十分推崇导引养生的名医。他因为自小体弱多病而精研医道，并勤于导引等养生实践，终得寿142岁，是医家之典范。他在《千金要方》“养性·按摩法”篇中记有“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虽然这些方法都以按摩冠名，但实为导引，只是其中带有一些自我按摩的手法。孙思邈记载的这些方法不同于《引书》和《诸病源候论》中一病一式或多式的治病导引模式，而是成套有序的导引锻炼方法。其中“天竺国按摩法”有18式，“老子按摩法”则多达35式，这些成套的导引法并未提及所治疾病和适应症状，而是只述操作，并且连贯有序。可以看出，它们完全是纯粹用于养生保健的。唐之前用于养生的导引法，未见成套路的出现，如《庄子》中所记彭祖等练习的导引，只是“熊经”、“鸟伸”等一些单一术式。《引书》中虽有一套24式的导引术式，但其是否是用于养生的套路导引，则并不明确。至华佗将医疗导引术式中的仿生动作提炼成“五禽戏”用于养生，但依然保留着医疗导引的练法，因为华佗说的很清楚，他说“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就是说练习“五禽戏”时，并不要求把五个动作都按顺序演练一遍，而是只要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动作，做到全身微微有汗，见效就可以了，这实际上还是之前医疗导引，一式对一病的练法。而孙思邈所记载的这两套方法，则是明确的成套练习的，完整做完，则可以运动到全身的躯体关节，是十分明确的养生保健法。

养生导引法以套路的形式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唐朝存在时间较长，中间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繁荣稳定时期，因为社会安定，民众富庶，则自然对养生的需求也增多，所以，养生导引套路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部分民众的需求。

至宋代时，导引的养生功用继续发展，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就是一位勤于实践的代表，他还自编自创了一套导引静功，并被人编入《苏沈良方》一书中。据说其弟苏辙患有肺病，习之甚效。

北宋末年，宋徽宗曾下令由宋太医院编撰《圣济总录》一书。该书不似《诸病源候论》专推导引，而是以方药为主讲疾病治疗的，但其中有两卷“神仙导引”和“神仙服气”，则将导引单独列出。其中所收录的、“太上混元按摩法”、“天竺按摩法”、“六字诀”等，也是以养生为目的为主的套路导引术。该书虽不以导引为主，但是对导引也非常推崇，提出“修真之士，以导引为先。”

南宋时，脍炙人口的导引养生术八段锦开始出现，最先出现的是坐式，见于洪迈所著的《夷坚志》中，其后又出现了立式八段锦。因为其方法的简便易记，很快便在民众中形成普及，并流传开来。

至明代时， 社会重新进入一段稳定繁荣的时期，中华导引术再度复兴。明代的导引养生十分丰富，并且多有创新。

明初由周定王朱橚委托滕硕、刘醇等人所编的《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但是这本书在收载方药的同时，也将导引法并列为疾病治疗手段而加以收录。

明代与导引养生有关的书籍也较为多见，如戏曲家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中，导引被列为一项重要养生手段，并且按四季和脏腑各有对应的导引方法。出版家、学者胡文焕刻有《养生导引秘籍》一书，是导引治疗、养生方法的汇编，其出版的《寿养丛书》中，则收录了很多导引有关的书籍，对保留相关文献作了很大贡献。医家罗洪先所著的《万育仙书》首重导引，另收入小儿推拿，他说“导引却病于未萌，按摩驱病于已至。”认为只要掌握这两个方法，就能解决天下人的大多数疾病问题。《万育仙书》后被书商删去小儿推拿部分，增加导引部分，并配有图势，改名《万寿仙书》，成为了明代中晚期和清代早期的养生畅销书。该书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养生导引手册或大全，它所收录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套路导引养生术。这些导引术都简单易学，方便习练，故而广受欢迎。其中有八段锦坐功、六字诀（多个版本）、四时坐功却病图诀、五禽戏、诸仙导引图等。其中的“诸仙导引图”，以一病一导引一方药的形式呈现，导引都配有图示，是导引与药物配合疗病的典范。而“四时坐功却病图诀”共有二十四式导引法，是按二十四节气与人体经络相配而成，每一节气有一个对应导引法，并有图示，还有文字说明其对应病症，一般与所属经络的表现病症相关。这个“四时坐功却病图诀”又可称“二十四节气导引法”，它是对《引书》中四季养生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是导引术在明代养生应用上的一次创新。

总之，从唐代至明代，是导引术用于养生大发展的时期，期间虽然历代著名医家对导引术也多有涉猎，如南宋医学家蒲虔贯、张锐，著名的金元四大医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元代的邹铉，明代的名医李时珍、杨继洲、万全、龚廷贤、徐春圃等都对导引养生有深入的认识或实践，但他们并没有把导引作为主要治病手段去应用。但是，导引术的养生应用则走出了医疗圈的限制，逐渐被社会各个阶层接纳和实践，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创新。如果说隋代的《诸病源候论》代表的是治疗导引学的高峰，那么明代的《万寿仙书》则代表了养生导引学的高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导引术的治疗和养生功用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因为导引术用于养生保健的习练，本身就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体现，属于疾病前期治疗行为。

导引术的两次发展高峰，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藏，也为将来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清代之后导引术的衰落

因为历史原因，中国在清朝时中医和导引术在官方层面都遭受冷落，导致其学术地位一落千丈。清代早期虽编撰有《医宗金鉴》一书，但是它将所引用的中医古籍里的内容都作了删减，更是对导引术只字不提。因为满清统治阶层对中药里有毒药物的忌惮和对汉民族医学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使得清代御医在治病时都很受限制，道光年间，针灸技术更是被逐出太医院。中医在官方受冷落，导引术则在民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未能得到繁荣发展，几无创新。虽然清代有名医叶天士等对导引学推崇，另外也出现了易筋经这样的养生套路导引，但中医和导引学在整体上是衰落的。

经过清朝几百年的统治，中华文明整体上被压制和歪曲，我们文明中很多璀璨的部分，后人都没有继承，并且已经逐渐认识不清，这种情况在晚清和民国期间略有改善，但并无大的起色。

四、建国后导引学的复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中医的重视，导引学也逐渐走上慢慢复兴的道路。

新中国的导引学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将传统导引用于现代疾病的预防治疗，特别是疑难病、慢性病的康复，并用现代医学手段进行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查询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标题里含有“八段锦”的结果有732条，标题里含“六字诀”的有600条结果，标题里含“易筋经”的有415条结果，标题里含“五禽戏”的有416条结果，大部分都是关于它们用于康复疑难病或慢性病的效果评价研究。（以上查询截止日期2017年1月14日）。

2.全民的参与。据相关统计，80年代，各类导引的习练人数曾达到4000万人，创下了导引术在历史上普及的一个高峰。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此后习练人数有所回落，目前无法统计，但是导引学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都在。

3.对外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导引术也逐渐向海外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传播到全球40多个国家，海外习练人数达600多万。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医“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未来的传播力度会更大。

导引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用于治疗还是养生，大多数都是以套路的形式出现，这与古代一式一病的模式相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所赋予的，因为现代人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导致各种疑难病、慢性病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中医从业者们，尤其是导引学的研究者们，要深入继承前人经验，同时要大胆实践，开拓创新，为导引学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林中鹏，[日] 早岛妙听. 中华古导引学[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