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经济学家揭秘：父母的阶层可以“遗传”给子女
文丨优宝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半句话。
中国人很注重家族传承，但正所谓一代创业难，二代守业难。
到了第三代，很多人从小生活在蜜罐子中，根本体会不到社会的艰辛、人世的真相，也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困难。 甚至都没学会如何去利用和管理自己手中的事业和财富。 因此才有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哪怕守了几代业，也难免有家道中落的一天。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但抬杠似乎永远是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本性，就有这样一个人不服气这种说法。 姓氏和社会流动度
葛瑞里·克拉克教授，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经济史学家。 在研究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国家财富的“隐秘”时，他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
如果放眼身边，的确能见证到许多家族社会地位变动的真实案例；
可如果放眼于整个历史，那些曾经的名门大族虽然很多都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后人却总能在历史上一鸣惊人。 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比如： 1839年，达尔文结婚了。 作为进化论奠基人、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学家，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后代会如何发展、“进化”。 但一项追踪数据告诉我们，即使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达尔文的的二十七个玄孙中，仍有： 6个大学教授，4个作家，1个画家，3个医生，1个著名环保人士，以及1个电影导演。
在结合了更多研究数据后，克拉克下了一个初步结论：
社会地位的流动是缓慢的，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而一般人所观察到的起起落落都太短了，往往发生在一、二代之间，不足以反映长时间的规律或特征。 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财富”和“教育”当作单一的标准看待社会地位，然而并非如此。
用克拉克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这个是隐性的、潜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 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
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会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 这种传承到底有多牢固呢？经过数十年的追求研究后，克拉克将答案用数值呈现了出来。 算法晦涩，数据冗长，难以尽表，因此优宝也只好浅言即止，直接上结果。 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原著： 《The Son Also Rises》（副标题：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代际关联度和代表率
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名词—— 代际关联度（intergenerationcorrelation） ，这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量阶级是否固化的标准。 假设最高值为1，也就是说社会已经100%固化，没有任何上升通道，完全世袭；最低值为0，既孩子的成就与原生家庭没有任何关联度。 那么通过这个关联度就可以算出，一个精英家庭，到底富不过几代？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算法，在中国，克拉克追踪了江浙沪地区的名门氏族，去统计过去200年间精英的保有率。
比如江南地区有3个有名的氏族：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 1871-1949年的举人中，三大氏族保有率在0.78-0.81； 1930-1990年的名人中，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74； 1952-2010年的南京大学的学生里，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66。 其中大多数人比较熟悉应该就是海宁查氏。 往上追溯，海宁查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其中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 其文士传统也一直延续到近代文坛的两大人物：金庸（查良镛）和穆旦（查良铮）。 克拉克又先后研究了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印度，智利，发现精英的代际关联度在0.75-0.85之间。 最低的是中国0.75左右，最高的是印度0.85左右。 那么，这些家族诞生的精英和普通人家又有多大差别呢？
克拉克采用了另一个维度去追踪—— 代表率（represention ratio） 。 假设一个国家有10亿人，其中科学家有100万，那就是0.1%。 如果这些科学家都出自某个姓氏，而这个姓氏有1亿人，这个家族就占了1%。 那么这个家族相对于国家，产出科学家的概率就是10倍，代表率就是10。 在克拉克那个年代，中国占比最多的三大姓为张、王、李，加起来有3亿人左右，占人口的21%以上。 因此他便将这三个姓作为中国普通人的代表样本，然后把其他姓与之进行对比，来看看精英的代表率各是多少。 江南自古出进士，是教育高地，3大高知姓氏为：钱、顾、沈，因此他仍从这里进行对比，结果依然惊人： 1820-1905年间的进士，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9，张王李三大姓是4；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5，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02年的大集团董事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10年的政府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3，张王李三大姓是1.5。 2012年的高校老师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这个数据也会跟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有关，基尼系数越大，代际关联度与代表率也就越大。
遗憾的是，克拉克能找到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占总人口的0.5%-8%。 因此他也一再强调，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真假”、“对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实”. 数据反应的是一种“相对”，毕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数据”平均的错觉（知乎人均收入百万）。 他想要探讨的是，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 家族的文化遗产
实际上，我们通过上面的很多案例都可以发现，每一个传承深远的家族背后，依靠的都是亘古不变的家风。 这让家族即便落幕，后人出生于穷苦人家，但他仍有很大可能出人头地，再度光耀门楣。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桩往事： 他的祖上便是无锡赫赫有名的许氏，然而在他高中那年，正值解放前夕，时局异常动荡。 他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于是便举家投奔了远在台湾的姐姐。 但那时很多人都有着一样的想法，这让原本只有360万人的岛屿，一下增加了150万人。 初到台湾，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前10年基本都是饿着肚子。 可他每个月依然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灯油钱。
旧时代的家族都会有“族田”、“族学”等教育资源，但比起这些，家族或家庭中隐形的“文化遗产”才是更为关键的传承。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富不过三代”，却从没人提出过“文不过三代”。 而父母之所以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根源便来自于此。 家庭教育，源远流长。 优家教育创始人吴臻老师 曾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男孩来自菲律宾人口最少最贫穷的民族——阿埃塔族，因为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种族差异，男孩总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 他很不理解，也很不甘心， 直到妈妈的话彻底点醒了他。 一个家族的传承，非大张旗鼓之基业，非三拜九叩之祖训，恰如于无声之处响惊雷，顿悟于顷刻之间，而后润泽心田。 这便是父母带给子女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家风。 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对待！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半句话。
中国人很注重家族传承，但正所谓一代创业难，二代守业难。
到了第三代，很多人从小生活在蜜罐子中，根本体会不到社会的艰辛、人世的真相，也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困难。 甚至都没学会如何去利用和管理自己手中的事业和财富。 因此才有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哪怕守了几代业，也难免有家道中落的一天。 无独有偶，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但抬杠似乎永远是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本性，就有这样一个人不服气这种说法。 姓氏和社会流动度
葛瑞里·克拉克教授，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经济史学家。 在研究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国家财富的“隐秘”时，他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
如果放眼身边，的确能见证到许多家族社会地位变动的真实案例；
可如果放眼于整个历史，那些曾经的名门大族虽然很多都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后人却总能在历史上一鸣惊人。 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比如： 1839年，达尔文结婚了。 作为进化论奠基人、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生物学家，不知道他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后代会如何发展、“进化”。 但一项追踪数据告诉我们，即使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达尔文的的二十七个玄孙中，仍有： 6个大学教授，4个作家，1个画家，3个医生，1个著名环保人士，以及1个电影导演。
在结合了更多研究数据后，克拉克下了一个初步结论：
社会地位的流动是缓慢的，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有非常大的可能继续保持家族地位，“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而一般人所观察到的起起落落都太短了，往往发生在一、二代之间，不足以反映长时间的规律或特征。 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财富”和“教育”当作单一的标准看待社会地位，然而并非如此。
用克拉克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型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基因型社会地位”，这个是隐性的、潜藏的，不容易被人看到的根本社会地位。 这就好比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种深层潜藏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受教育水平？
这些隐藏的“基因型社会地位”才是更值得探讨的。 在“基因型社会地位”中，智商和基因遗传不在探讨范围之内，而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 这种传承到底有多牢固呢？经过数十年的追求研究后，克拉克将答案用数值呈现了出来。 算法晦涩，数据冗长，难以尽表，因此优宝也只好浅言即止，直接上结果。 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原著： 《The Son Also Rises》（副标题：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代际关联度和代表率
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名词—— 代际关联度（intergenerationcorrelation） ，这是目前国际上公认测量阶级是否固化的标准。 假设最高值为1，也就是说社会已经100%固化，没有任何上升通道，完全世袭；最低值为0，既孩子的成就与原生家庭没有任何关联度。 那么通过这个关联度就可以算出，一个精英家庭，到底富不过几代？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算法，在中国，克拉克追踪了江浙沪地区的名门氏族，去统计过去200年间精英的保有率。
比如江南地区有3个有名的氏族：宁波范氏，海宁查氏，常熟翁氏。 1871-1949年的举人中，三大氏族保有率在0.78-0.81； 1930-1990年的名人中，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74； 1952-2010年的南京大学的学生里，三大氏族的保有率是0.66。 其中大多数人比较熟悉应该就是海宁查氏。 往上追溯，海宁查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了许多进士，其中还有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 其文士传统也一直延续到近代文坛的两大人物：金庸（查良镛）和穆旦（查良铮）。 克拉克又先后研究了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印度，智利，发现精英的代际关联度在0.75-0.85之间。 最低的是中国0.75左右，最高的是印度0.85左右。 那么，这些家族诞生的精英和普通人家又有多大差别呢？
克拉克采用了另一个维度去追踪—— 代表率（represention ratio） 。 假设一个国家有10亿人，其中科学家有100万，那就是0.1%。 如果这些科学家都出自某个姓氏，而这个姓氏有1亿人，这个家族就占了1%。 那么这个家族相对于国家，产出科学家的概率就是10倍，代表率就是10。 在克拉克那个年代，中国占比最多的三大姓为张、王、李，加起来有3亿人左右，占人口的21%以上。 因此他便将这三个姓作为中国普通人的代表样本，然后把其他姓与之进行对比，来看看精英的代表率各是多少。 江南自古出进士，是教育高地，3大高知姓氏为：钱、顾、沈，因此他仍从这里进行对比，结果依然惊人： 1820-1905年间的进士，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9，张王李三大姓是4；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5，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02年的大集团董事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2010年的政府官员里，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3，张王李三大姓是1.5。 2012年的高校老师中，高知三大姓的代表率是4，张王李三大姓是2； 这个数据也会跟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有关，基尼系数越大，代际关联度与代表率也就越大。
遗憾的是，克拉克能找到精英家族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占总人口的0.5%-8%。 因此他也一再强调，他做研究的目的无意于讨论“真假”、“对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绝对的真实”. 数据反应的是一种“相对”，毕竟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经常有一种被“数据”平均的错觉（知乎人均收入百万）。 他想要探讨的是，社会地位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这对普通人更具借鉴意义。 家族的文化遗产
实际上，我们通过上面的很多案例都可以发现，每一个传承深远的家族背后，依靠的都是亘古不变的家风。 这让家族即便落幕，后人出生于穷苦人家，但他仍有很大可能出人头地，再度光耀门楣。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桩往事： 他的祖上便是无锡赫赫有名的许氏，然而在他高中那年，正值解放前夕，时局异常动荡。 他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 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于是便举家投奔了远在台湾的姐姐。 但那时很多人都有着一样的想法，这让原本只有360万人的岛屿，一下增加了150万人。 初到台湾，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前10年基本都是饿着肚子。 可他每个月依然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也就是读书时要用到的蜡烛、灯油钱。
旧时代的家族都会有“族田”、“族学”等教育资源，但比起这些，家族或家庭中隐形的“文化遗产”才是更为关键的传承。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是“富不过三代”，却从没人提出过“文不过三代”。 而父母之所以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根源便来自于此。 家庭教育，源远流长。 优家教育创始人吴臻老师 曾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男孩来自菲律宾人口最少最贫穷的民族——阿埃塔族，因为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种族差异，男孩总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目光。 他很不理解，也很不甘心， 直到妈妈的话彻底点醒了他。 一个家族的传承，非大张旗鼓之基业，非三拜九叩之祖训，恰如于无声之处响惊雷，顿悟于顷刻之间，而后润泽心田。 这便是父母带给子女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家风。 愿每个孩子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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