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的视角评介西方哲学家的语言观

从语言学的视角评介西方哲学家的语言观
　　
　　来源：论文联盟作者：汲传波
　　
　　一、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的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涂纪亮，1993）。语言问题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中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哲学为什么把哲学研究的本体转向语言，转向的动因何在，这一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基本共识有二：其一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危机，需要更换；其二是语言最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代替了对认识的探讨，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哲学家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表面来看，哲学家倾向于探讨大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的精确描写；从渊源关系上来说，语言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更具体。究其本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语言”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存在分歧。另外，哲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李晓红（2015）所言，语言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给语言学打上了烙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语言学理论，而且还拓展了语言研究的领域。语言教学从语言哲学中也可以汲取丰富的养分，因为语言教学本身包含着对“人”的教育。语言教学走向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文化建设是明智的选择，缺乏理论视野的语言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语言哲学的视域来反思和改革语言教学，必将扩展语言教学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层次和境界，促进语言教学的哲学转向。
　　
　　本文從语言学（包括语言教学）的视阈对几位西方哲学大家的语言观加以评介，汲取语言哲学的思想精华，藉此思考中国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思考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
　　
　　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是举世公认的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前后期两种哲学观分别是语言哲学两大流派的代表。他前期哲学的基本前提是认为语言有意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何为语言的意义”。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意义的图式说，把句子、命题等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及其界限。他认为语言用来直接表达思想，思想则是语言与事实之间的中间环节，语言通过表达思想而表达事实；必须把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实相对应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强调语言对事实的依赖，反对孤立地就语言研究语言。这一思想其实已经体现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念之中。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倾向于接受功能、认知的语言观，因此可以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念。当然，这一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也至关重要。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一直是语言教学（尤其是二语教学）关注的焦点，理想的教学应该对形式与意义给予同等重视。但是实际语言教学中往往重视形式，忽视意义，导致形式与意义不能匹配，学习者交际能力不足。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研本文由收集整理究中不再事先假设语句具有意义，提出不要问意义是什么，应该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且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他提出：“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A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B必须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叫出这些词，B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维特根斯坦，1996）这种语言观不是把语句和语词看作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作某种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使用活动。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即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作‘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1996）。“语言游戏”指语言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意义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语词的组合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语言及其功能不只有一种，而是有无数种；各种语言及其功能之间没有共同的逻辑本质，只有“家族的相似”，就如同家族的某些成员之间在身材、相貌、性情、步态等方面交错出现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性。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始终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他前期研究语言主要着眼于静态视角，单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到后期，他则着眼于动态地研究语言，从语言的实际应用出发，采用常识的方法，并且看到了语言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言观，尤其是后期的语言观对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用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意义即使用的观点对于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来讲更具启发意义。如果在教学中抽象地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哪怕是最简单的词，也往往解释不清楚。然而，如果把一个词放到一定的情境中，用词造句，将句子放在上下文中，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对于汉语这种形态不发达、依赖语境的语言来说更是如此。盖晓兰（2009）曾依据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对大学外语教学进行了哲学思考。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把语言看作人类基本和首要的活动，把语言抽象的分析转向语用，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基本特征。这一理论对外语或二语教学的启示是突出强调语言的使用和文化教学。外语或二语的教学方法无论如何变换和发展，都不能忽视语言使用和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年来成为热点的任务型教学法，其实就是重视语言使用，重视跨文化的作用。另外，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目前在认知语言学中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已经接受这个概念，并且将之拓展、深化，作为语言解释的一个重要理论。我们在阅读西方语言学著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理论其实深受哲学研究的启发。只专注于语言的单一领域，可能会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广泛涉猎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也许对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会有重要启发，对于从理念上改进语言教学也不无裨益。
　　
　　三、蒯因的语言观
　　
　　蒯因系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主要著作《语词和对象》被称之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他在《语词和对象》一书序言中提出：“语言是一门社会的艺术。在习得语言时，关于说什么和何时说，我们必须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提醒物。因此，除非根据人们的与社会可观察的刺激明显相应的倾向，去核实语言的意义就是毫无理由的。”（陈波，1996）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的、主体间公共可观察的活动或行为，意义则是这种言语活动的特性，因此，必须根据行为标准来阐明，并且只有在行为的基础上才能习得。蒯因还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阐述了他的语言意义理论，指出人们在面对感觉证据的情况下，是通过“询问——同意——反对”的语言游戏，来习得语言和理解意义的。
　　
　　蒯因的语言哲学理念对语言研究者而言，深奥难懂，但确实比较独特、新颖。他提出并论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论题，比如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本体论的相对性等，这些观点在哲学研究、语言研究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语言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其语言学习理论，主要是儿童的母语习得理论。他认为，儿童习得母语主要有“实指学习、类比综合”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儿童学会的第一批语句就是通过实指学习的，即学会的词、句应该有具体的所指，比如儿童最先学会的名词、动词都是儿童可观察到的现场所指。儿童在公共可认识的环境下观察成年人的言语行为，从而学会将语句与适当的非言语刺激关联起来。这种学习语言的方法类似于直接条件反射的心理图式。实指学习要求可观察性，因此观察句是实指学习的第一批语句，它是语言学习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除了观察句之外，儿童用实指法还能学会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或语言技巧。但蒯因认为，实指学习并不能使儿童在母语习得方面走得太远，大多数句子都需要通过类比综合才能学会。这体现了蒯因对类比综合重要性的认识，揭示了儿童母语习得的关键。利用类比综合，儿童在习得一些语句、词汇之后，可以用已习得的某个语词去替换已习得语句中的某个语词，从而生成他先前没有实际接触过的新句子。这一能力是人与动物最为重要的区别之一。
　　
　　蒯因的行为主义语言学习理论受到乔姆斯基等人的严厉抨击。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条件反射和归纳概括不能解释个体语言能力的由来，他强调语言能力的先天性和语言普遍现象，试图以具有先天语言普遍性的深层结构来解释人类语言的巨大生成能力。我们认为，蒯因虽然强调行为刺激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否认儿童先天的语言能力。蒯因的语言学习理论也并不像乔姆斯基所批评的那样，没有借鉴之处，他所论及的类比综合是儿童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都必不可少的学习策略，这也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在二语教学领域，乔姆斯基的天赋论似乎应用价值不大，反而是实指学習和类比综合更具有指导意义。目前，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影响很大的明德操练模式，其核心理念也与蒯因的语言学习理论相似，重视提供真实的语境进行操练，重视利用学习者的类比综合能力进行模仿和创造。
　　
　　四、海德格尔的语言观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传统的语言观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征服、统治和利用。在《语言》一文中，海德格尔把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看法主要归为三类：1.说是一种表达。2.说是人的一种活动。据此我们必得认为：人说，并且人向来说一种语言。3.人的表达总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的再现。（海德格尔，1999）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把自然视为材料，对其进行无限度的开发，最终导致人类在地球上的严重生存危机。为了拯救地球和挽救人类，海德格尔提出一种新的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将语言本体化，提出是语言在说，而不是人在说语言，强调人存在的有限性，以此批判人对世界的专制主义态度。海德格尔的哲学观被称为存在主义语言哲学，其基本思想可以表述为：回到词语的词源，就是回到词语的原初经验，回到词语的原初经验就是回到词语的存在，即原始生成状态。
　　
　　海德格尔也重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对海德格尔来说，他的“语言”既包括索绪尔的“语言”，也包括他的“言说”，但在这之上还有一种更抽象、更实在、更本真的“说”。前一种“说”指的是人用语言说，后一种“说”则是指语言本身在说、历史在说、天道在说，而人说实际上是指语言通过人在说。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也是海德格尔致力于解决的一道难题。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他提出：“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晚年的海德格尔试图以诗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语言观，在《荷尔德林诗释》中，他指出：“语言是至高者且处处是第一者。”“人表现为言谈的存在者，这不是意味着唯人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海德格尔，1987）海德格尔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语言，认为语言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较低的是言谈，即发出声音；较高的是语言，即通过发出声音来展示某种意义。他认为，言谈和语言的关系是：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源始的，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人们交谈的目的不在于发出声音，而在于传达某种意图，展示某种意义。
　　
　　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是现代语言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同样引起了海德格尔的高度重视。按照海德格尔语言现象学的观点，意义是通过语言来显现的。言谈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机制，一起造就了此在的展开状态。他认为事物的意义就存在于言谈中，可在解释中勾连的东西更原始的是在言谈中勾连的东西。意义的展现是通过言谈来实现的，言谈的意义不在于发出声音，而在于指向事物。这些语言观为他后期论述人在本质上拥有语言、语言才是人的主人等许多论断奠定了基础。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影响巨大，但也很深奥、很复杂，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语言的定义与语言学界的一般定义非常不同。海德格尔所谈的语言不但包括人类的语言，还包括动物、自然界等世界万物的“语言”，他的语言观极大地拓宽了哲学语言研究的视野，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和哲学思辨性。他的语言视域是在对“在”的意义追问中，最终回到对语言的追问，他以一种不同以往的语言视角来重新审视、引申存在与思的问题。他的语言即存在之家的观念，对于二语教学领域具有启发意义。外语或二语教学中，狭隘的工具论、实用论取向确实可以从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得到一些警示。母语或二语教育，不但要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还应该重视语言的诗学和审美功能。董岩（2005）就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中受到启发，认为将语言视为工具的错误观念对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十分有害。既然语言的本质在于面对不同的语言乃是面对不同的“世界”，因此，教授一门外语或第二语言就意味着进入某个“世界”；教授一门外语或第二语言从根本上讲是“世界”之置换。简言之，母语的学习是认识母语的世界，二语的学习是重新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学习，更能深刻领会到其重要价值。
　　
　　五、伽达默尔的语言观
　　
　　伽达默尔同海德格尔一样，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凸显语言的存在特性。他指出，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物，因为人的理解活动离不开语言，或者，人的理解根本就是一种语言活动。在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基础上，他提出“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一论断是指，任何存在物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对人呈现自己的真实存在。正因为人是理解的存在物，所以人永远以语言方式拥有世界。人的历史性和文化特征是作为语言被我们所接受的。对人来说，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我们不能教条地把语言视为工具，在把握理解语言学性质时，必须摆脱传统哲学对语言的工具主义的片面解释。伽达默尔（1999）认为，如果我们想把与理解相连的语言性从所谓语言哲学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必须要考虑解释者运用语词和概念与工匠的不同。工匠是在使用时拿起工具，用完就扔在一边，而我们却必须认识到一切理解都同概念性具有内在关联，并将拒斥一切不承认语词和事物之间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他强调，语言不是由人的意识随意支配的，“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适于所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伽达默尔，1998）
　　
　　从伽达默尔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哲学家对语言的理解的确比语言学家宽泛得多、抽象得多。伽达默尔的“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对语言规划、语言教学都有深远的意义。按照我们对伽达默尔语言观的理解，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人对世界的体验。因此，我们在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时，应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普通话和方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付洁琴（2015）在伽达默尔语言哲学的启发下重新解读母语教学，以语言的深层意义为出发点，认为语言是存在的表达，语言体现的是存在的意义。中小学语文课程是通过语言展示人类历史文化，丰富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体验，形成学生的语言素养。
　　
　　伽达默尔还认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游戏，而是带着我们的母语学习。这让人们重新思考在二语教学中完全忽视母语作用的做法是否合适。另外，伽达默尔首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书面语和口头语分别加以论述，特别强调了语言行为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对语言研究中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分、语言行为理论等有启发作用。
　　
　　六、结语
　　
　　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接触到了語言哲学家的著作，被其独特和新颖的观点深深吸引。本文择要就几位著名语言哲学家的语言观进行了探讨，除了客观介绍之外，还就相关的内容进行了简单评述。因能力、学识所限，文中所列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学观点并没有全部谈到，介绍和评述较为零散，认识也不深入，虽然如此，本文的研究尚有一点价值。首先，可以让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语言，认识语言教学的作用。另外，也可以引起语言教学界、语言本体研究界对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关注。正如许嘉璐（1998）所言，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经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不善于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至今，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而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哲学、能够沟通哲学和语言学的人很少。许嘉璐据此认为，这恐怕是语言学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由此可见，中国语言学要产生新思想、新方法，不能固守在学科之内，应该汲取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养分。对于语言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即语言教学）而言，也可从哲学等相关学科中直接受益。钱冠连（2007）认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起来，这样的研究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
　　
　　本文虽是我们阅读哲学文献的一篇习作，但仍不惴浅陋，希望能抛砖引玉，启发更多的语言研究者在语言本体、语言教学研究之余，拿出一点精力关注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研究既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