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上的武汉】武汉纺织服装之沧桑
一枚小型的纺织业工会徽章，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武汉市纺织服装业之沧桑。在漫长的农耕朝代，人类以家庭为单位，全是由女人手工将棉花纺成线，再一丝丝地织成布，然后一针一线缝制成衣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孟郊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以特写镜头来歌颂母爱的伟大。
近代的西方的工业革命，机器的应用和工厂的建立，带来了纺织业的一场革命。这里说的纺织业，包括布匹、呢绒、绸缎、针织棉品。武汉开埠以后，依托十分发达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曾经一度造就了武汉纺织业的繁荣。下面是民国时期武汉纺织服装业的几个片段。
棉纱业：汉口开埠后，英商行直接向汉口运销面纱，形成面纱业，到1925年最旺时，汉口有商号47家，全年销量达十一二件。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棉纺厂每年从汉口购入棉花接近百万担大关，至1936年达211.99万担，占上海年输入量的59%。可见，汉口作为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联系的重要枢纽，与上海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紧密关系，而发达的码头运输业也与纺织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绸缎业：汉口于民国初年已经发展成为专业零售商店。
呢绒业：只有汉口有专营商户，到20年代，全市呢绒批零商店号增至40余家，批发对象为成衣店、鞋帽业、绸布店及外埠。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着装受严格的身份等级的限制，受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经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祟尚自由、自主的思潮冲击着传统审美观，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着装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女性服装刻意显示女性的曲线之美。服饰不再是身份等级的标志，而是人人平等的表现。
自维新潮流兴起，西服已经开始流行于武汉，到30年代风行一时。到1934年，汉口、武昌有西服店59户，其中汉口32户，武昌27户。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祥康西服店”，以其精工细作闻名，与“信康”并称当时法租界的两大家。30年代中期，江汉路上的“上海时装公司”开创了女式西服的先河。同时，很多西服店也兼制军服。武汉的军服业大多承制定货，规模较大的有“福昌”、“协和”、“昌兴”和“义和”4家，与西服业平分秋色，共同构成了武汉服装业的两个亮点。
这些资料基本可以说明，从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之前，武汉的纺织服装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纺织业基地。
武汉在抗战中沦陷后，纺织服装业被日本人把持，民族纺织服装业急剧萎缩。日本投降以后，武汉的纺织业得到了显著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在花纱布贸易中约占三分之二的比重。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创建两种方式，成立了国营纺织品公司。同时，国家通过排挤私营批发商，利用和改造私营零售商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公有经济。比如，武汉市1950年2月有棉布批发商79户，资金177万元，占批发市场交易额的71.6%，从1951年这些批发商逐步转业，至1952年已经所剩无几。至1954年本市的棉布、呢绒、绸缎批发市场全部由国营纺织品公司来控制了。
如今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其曲折坎坷超乎常人的想象。武汉的纺织服装业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同祖国的命运一样有过骄人的辉煌，也陷入过低谷。上世纪80年代，随着汉正街的兴起，汉派服装影响轰动全国，成为武汉的名片。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私有民营经济宽松的政策环境下，那种前店后厂、家族作坊式的服装企业在武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截止1998年底，全市服装企业1500多家，从业人员15万之众，销售收入50多亿元，推出了“九头鸟、津津、小星星、荣翔”牌的童装，推出了“雅琪、佐尔美、元田、精益”系列女装，以及“爱帝、红人、猫人”系列针织品，打造了“劲士、劲松、华氏大班”等男装品牌。这样，武汉的纺织服装业又迎来了一次可圈可点的复兴，但还没有恢复民国时期的领先地位，还没有完全走出发展的瓶颈。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编辑：田联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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