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怎样搞钱的？

这是一场

影响中国未来财政的大变局

负面结果

我们至今还在扛着

文 | 郭建龙（行者、独立作家）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在如今山西北部的朔州）的战役决定了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人再也不相信汉朝，双方爆发了连绵不绝的恶战。

这些恶战对于汉匈两方都得不偿失。匈奴人口少，战争消耗大，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到了东汉中期终于瓦解。而战争给人口众多的汉帝国带来的影响，则是帝国财政的崩溃。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了汉初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开辟另外的财源，于是，一整套国有垄断、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被建立了起来。

这种财政制度横跨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可以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也进而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让我们至今仍然在消受那次战役的负面结果。

皇帝，是怎样变成穷光蛋的?

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出生在和平时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在大行令王恢发动针对匈奴的马邑之战前，皇帝在其他方向已经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由于群臣发现汉武帝喜欢战争，纷纷投其所好，鼓励他放弃前任的绥靖政策，在帝国的各方边境都采取更加激烈的对抗行为。所以，马邑之战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汉武帝个人喜好的一个自然结果。

只是，之前的战争都还没有进入不可逆状态，如果及时收手，还能够保持住大致的和平。而马邑一战，匈奴和汉朝廷从此互相猜忌，已经没有了选择，双方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双方的你来我往持续了10年，但随后，汉朝进入了收获期。

随着收获期的到来，汉代也进入了一个名将迭出的时期，最著名的则是两位年轻的外戚（武帝卫夫人的娘家人）将军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人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都极为突出。

然而，就在汉军屡屡获胜时，真正的问题却来到了。如果换个角度，从财政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战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率军进攻匈奴右贤王，出塞六七百里，斩获15000人。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再次率领6位将军，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敌19000人。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胜仗、大胜，也是得不偿失。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10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20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汉代货币的折算率是一斤黄金折合10000钱，二十余万斤黄金就是20余亿钱。之前供养百官公卿只需要3000万钱，而一次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可见消耗之大。

但这还不是全部。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再加上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汉代财政吃不消了。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拿出了库里所有的积蓄。当年文景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已经耗空了，可还是不够支付战争费用。

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但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9000，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之后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30000。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但从财政上，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支出大增，政府疲于应付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要求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最终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耗费了无可挽回的巨款。

作为战略品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于这个数字。为了弥补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下子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考虑如何应付如此众多的财政包袱时，北方更大的胜利又来到了。

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霍去病更是到达了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封山而还。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达八九万人。

在如此的大捷背后，财政上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又高达10多万匹，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花多少钱，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50万斤（折合50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从冷冰冰的数字和空荡荡的仓库可以看出，巨大的帝国一旦统一，就要承担高昂的统一成本，几次边境战争就足以拖垮汉代曾经健康的财政。

那么，汉武帝又该如何应付？

大规模卖爵

一次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官僚系统也败坏了。

当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推下，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为了应付巨额的开销，启动了他的筹款之途。

对于依靠农业人口税收的大一统王朝而言，他们的正规税收是有限的。在汉初，帝国主要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收入。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分之一，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税的额度也可以计算出来。人头税（成年人称为算赋，一年120钱，未成年人称为口赋，一年20钱）针对人口征收，由于人口数固定，也可以相应计算。两项收入相加，折算成钱，一年大约在40多亿钱之间。

一旦战争出现，土地和人口数量不能迅速增加，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生产率还会受到影响。综合起来，税收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做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和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于简洁，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正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需要。

在马邑之战后，汉匈战争还没有完全恶化，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但商业税的征收由于需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这套班子没建立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额度也满足不了政府的战争需求。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在文帝时期，虽然与匈奴保持了和平，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也建立了防御阵地。为了保住阵地，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文帝采用了晁错的建议，沿用了秦朝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粮食，就给与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不过，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爵位来自于秦朝商鞅变法，为了鼓励百姓征战，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相当于荣誉称号，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在汉初，高等爵位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拥有爵位的人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但是土地税仍然需要缴纳。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有短暂的卖爵令，对于较轻的罪行还可以交粮食免罪。

到了武帝，为了大规模卖爵，他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一共设了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17万钱。公元前123年战役之后，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另外，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公务员（吏）。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让武功爵当官只给当吏，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保护。但是，到了最需要钱时，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

武功爵出台后，虽然暂时获得了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丧失了帝国的正规税收。而由于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是个杀鸡取卵的办法。

“腹诽之罪”因此而生

乱套货币、 新发明了“国有企业”。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时，汉武帝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和真实价值严重扭曲，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40万钱，也就是40斤黄金。

由于兑换率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40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富裕的民间搜钱。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但由于仓库里存了很多的银，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

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一种重八两，圆形，上面有龙形图案，叫做白选，一枚价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马的图案，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椭圆形，龟形图案，价值三百钱。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特别是白选，按照汉武帝的价格，白选估值已经接近金的三分之二，出现了巨大的暴利。

面对如此暴利，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接受这类货币，但另一方面又大量模仿和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在短短的几年间，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加入到了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为了防止民间的抵制和偷铸，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官僚阶层也变得更加庞大。这件事导致未来政府更加深度介入金融业，将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

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过于暴利，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受了排挤甚至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罪”就出在这个时候。

所谓腹诽，就是“肚子里诽谤”，对政策不满，甚至没有跟别人说，只是在肚子里嘀咕了两句，就被杀死。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农，名叫颜异。在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创造皮币之时，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说道：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40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将其处死。

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不赞成，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推行政策，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们。

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汉武帝的政策已经被夸大到荒谬的程度。高峰时期，西汉每100个人中，就有5个人偷铸货币而触犯了死刑罪则。犯罪分子又有大约五分之一被抓，剩下的逍遥法外。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他推出挽救措施，签署赦免令，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由于保证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而没有自首的人至少还有一半。

到最后，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被废止了。

金融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如果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在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这时，国有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了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国有企业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经济和财政的走势。（待续）

郭建龙 行者

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2007年独自骑车穿越藏北无人区，国内有记载的最早藏北骑行者之一。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