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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社会大乱之前 必有三种前兆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将曾国藩的文言文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不能不说曾国藩高瞻远瞩,果不其然,在曾国藩闭上眼睛的20年后,当慈禧老妖婆蹬了腿,三年后,大清王朝也终就灰飞烟灭了。
但说这话之前,曾也曾与自己的幕僚讨论过大清的寿命,但这时的曾还不得要领,但其幕僚的预言却一语成谶。
  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赵在1867年就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敢相信。因这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赵文烈一语成谶,大清王庭在44年后土崩瓦解了。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
  曾虽不能算位极人臣,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如此高干,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只能以自己的闭上眼睛来对抗不能不到来的末日。
统治者过分主迷信了武力,当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那又是何等的英雄?但喊了几声“陈胜王”,几个新兵蛋子挥挥手就把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推翻了,在当时根本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强大的帝国,会在一夜间突然完蛋。
而横向上看强大到世界老二的前苏联,在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出于特殊时期,说得更有些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
  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其三是说,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于是乎“外人”--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好处;“霄小”--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为民国的监察院长,作为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权分立的监察院,想来于老先生,再联想到曾国藩,不能不承认,这些先贤比常人有先见之明.
惜哉,明则明矣,在历史的拐点,那历史还是驶入了左道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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