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与“四句教”

王守仁与“四句教”

宋元为“理学”最盛时代，明为“心学”最盛时代，代表人物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原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8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 嘉靖6年（公元1529），享年57岁。他因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攻读，创办阳明书院，别号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当代大学问家。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心学”。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主张发明本心，无须外求，以“尊德性”为入圣之要。王守仁将“心学”凝聚成四句话，亦称“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中，是由“格物”起，进而通过境界不同阶段的提升，达到“无善无恶”人的真本体与本性的回归。

明代几乎已经成为程、朱理学的一言堂，是后来被称为封建礼教的主要渊源，这时候的儒学思想已经和先秦儒家大相径庭。明代中叶朝政腐败，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兴起的时候，王守仁先生开始反思程、朱理学，进而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思想，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就是这种“格物”或“即物”说，永远使自己与事物处于对待的地位上，并不足以解决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论述到：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在他看来，朱熹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自家体认透实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使心与理分别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成为二张皮，不能融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因故王阳明说到：

“爰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文成公全书·卷一》王阳明著）

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知行不二。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最关重要的论断，与朱子不同。他明白地说到：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王阳明著）

朱子言性即理；王阳明明确心即理，是”理学”与”心学”不同处。那么，对于心的解说，他举例说到：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王阳明的良知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来。

他说道：

“致知在格物和格物而后知至。”（《大学》王阳明著）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进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而且，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这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全部学说的生长点。标志着他是真正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谈道德修养，也是把儒家的道德本体彻底落实于实践生活的表现。使儒家扬善惩恶有了可操作性。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

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

“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这个弊端。

王阳明的全部工夫只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就是“体认”。不光是你的头脑中明白了就行，而是要身体认识它，并尊它而行。头脑认识明白，需要学习；身体认识明白，则需要功夫，功夫体验的方式，王阳明认为是“静处体悟”。他说：

“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王文成公文集·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只有“上根”之人才可静处体悟，而对于大量的“中下根”之人，必须从磨练上出发，做尽功夫。

他说：

“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的尽时，本体也明尽了。”（《王文成公文集·传习录·下》王阳明著）

体认是学习功夫的方法，境界是工夫渐进后所达到的见地，又是本体在修养中的显彰。所以，境界往往随工夫的深化而与本体形成一种对应，这就是它们的相互印证。作为工夫是一种无心、无欲的修炼；作为境界，是“廓然大公”的进阶。境界只有在体认的修炼中方可阶级而上，以达到从执着到无执着而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地步，这些道理不是只靠读书的人所能知晓的。

“良知”本自是美的，也是人人具有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大美来，那就是：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