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的背后 是古人与黄河的相爱相杀

最近一直在追《天下长河》，就这部历史剧来说，真的是近年以来少有的好剧，不管是服化道还是用语称呼等，都没有像以往的电视剧那样的尝试错误。特别是剧中，靳辅、陈璜二人治理黄河的部分，并没有糊弄着一带而过，而是真实根据当年的治理方案，有理有据地讲述出来。

工程历史一向是我不太喜欢的部分，缺乏故事性的同时，囿于个人地理知识的缺乏，很多这方面的历史我总是看不明白。但即便如此，稍微懂一些历史的人也都会知道，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泛滥频发的河流。

就连跟女儿买的绘本里都会讲到大禹治水，几千年来，大禹在华夏子孙的心目中，都是与“治水”紧密相连的。

大禹治水到贾让三策，开万世黄河治理序幕

禹的父亲鲧治水时采用“障水法”修筑堤堰治水失败而受到处罚，之后，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据《史记·河渠书》记载，“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故道河自积山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大禹采用“因水之流、疏川导滞、分流入海”的方略，平息了水患。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在于他注意从水的自然流向出发，逐渐地认识山川、沟壑、丘陵等地形，选择流势顺畅的河道，除去水流的障碍，增加泄水的出路。大禹治水告诉后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黄河的客观规律，才能成功治理黄河。大禹治水使治黄方法由“障”到“疏”，是治黄的一大进步。

央视《典籍里的中国》中大禹治水还原

然而，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大禹治水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大禹治水采用“疏”的方法增加河道的泄洪能力，减轻了洪水的危害，但还不能有效地控制洪水。堤防在西周时出现，春秋时期有了发展。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黄河下游地区进一步开发，人口增加，城市兴起。这对黄河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为了不让洪水四处漫溢，各诸侯国的堤防工程已有相当规模。堤防系统的出现，促进了治黄理论的发展。

汉代是历史上黄河决溢开始增多的时期。在两汉四百多年间，黄河决溢见于史书记载的有16次，大多出现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前期。两汉时期决口次数虽然不多，但部分决口造成的灾害却相当严重。为了解决频繁决溢问题，汉朝政府多次下诏征求治黄方策，治黄议论颇多，使当时成为历史上治黄思想较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出现了改道说、分流说、水力冲沙说和贾让“治河三策”等治黄主张。其中，贾让“治河三策”是古代治黄的重要方策，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贾让对当时的黄河水情做了实地调查，分析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演变，于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提出了“治河三策”。“上策”是放弃旧道，人工改河北流；“中策”为开渠引水，灌溉冀州农田；并另设水门，用以分洪入漳。贾让认为，加固原有不合理的堤防是“下策”。贾让“治河三策”是被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系统论述治黄方策的历史文献。

魏晋至五代时期黄河相对平稳，决溢灾害较少，这一时期提出的治黄方略较少。但是，北魏崔楷提出的治黄方略颇有建树。到了北宋时期，河患日益严重，在一百六七十年间，决、溢、徙一百六十五次，平均每年一次，甚至比五代时期还要频繁。泛滥所及，北犯漳卫，南侵淮泗。自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到宋朝南迁的第二年，即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的一百零八年间，就改道(徙)六次。

为了解决河道淤积问题，欧阳修提出了疏河减淤之说。欧阳修对黄河成患原因在于泥沙淤积有正确的认识，指出庆历以前的各项大决溢和改道，皆在于其下游淤积所致。为此，他提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游亦决。臣请选治水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塞，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疏河减淤是稳定下游河床，减少河患的好办法，但是当时技术水平下，实施起来绝非易事。欧阳修提出疏河减淤之说，说明他已经形成对淤积规律的认识，然而北宋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将治黄与御敌防边掺杂在一起，没有考虑地形条件和对泥沙的处理，强用人力实施三次“回复故道”的治黄工程，结果失败，使黄河治理蒙受了重大损失。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经济重心却在南方，京杭大运河是南粮北运的黄金水道，成为国家的经济大动脉。但是，黄河的泛滥和淤积影响了大运河畅通，维持漕运畅通成为明清时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目标。嘉靖后期，河患频繁，并且集中在徐州、沛县之间的区域。而在明代，最为出名的治河能臣则是潘季驯。

潘季驯束水攻沙，破黄河千年治水死结

明代前期对黄河的治理，基本上采取的是北岸筑堤障水，迫水南流。南岸开浚河道，以免淤塞的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沛县、邳州以下河水泛滥决溢，河患不断。徐州淮河之间的大片地区成为黄河的泄洪区，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国家经济也因之遭受重大损失。潘季驯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认为要治理河道，首先要固定河槽，束水归之。要束水归槽，就一定要重视堤防的作用。他说:“臣窃惟治河之法，别无奇谋秘计，全在束水归槽。束水之法亦无奇谋秘计，惟在坚筑堤防。”所以在四次治河中他一反前人或徙民让水、或疏之以导的做法，坚持坚筑堤防，挽水归槽，以水攻沙，以水治水。

从公元1565年到公元1588年，从45岁到年近70，从朝廷第一次任命到第四次任命，担任总理河道大臣的潘季驯，先后四次在徐邳、淮扬地区治理黄河和漕道淤塞、漕运不畅的运河。期间，他曾因治河治运思想方针和措施不被朝廷高官，包括身居内阁次席张居正的理解而被罢官。如公元1572年，潘季驯就因为黄河的一次决口，近百艘漕船倾覆被弹劾罢官。他们认为潘季驯坚筑堤防，挽水归槽的方法不能保证漕运，还是主张开新河。但实践证明，潘季驯“黄运一体”统筹兼顾治河治运方略是正确可行的，这才有了朝廷对他的四次任命。

潘季驯在第二次奉命治理徐州至邳州的河道时，有人提出放弃故道，从睢宁另开新河。这样虽然可换来漕运的一时畅通，但开新河不仅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睢宁县百姓的生命财产还将付之东流。潘季驯坚决反对以千百万老百姓的生命作为治河的代价，没有采纳开河方案。　　

第三次治水，潘季驯“筑高家堰堤(今洪泽湖大堤的前身)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问堤坝无不修筑”之后，“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

但是，潘季驯治河，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除了保运河漕运之外，还要保明祖陵(朱元璋祖陵)，不能发生水灾等。

《河防一览图》明 潘季驯等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所以，潘季驯只能采取筑堤的工程手段，以束水攻沙和淤滩固堤的方式延长河堤的寿命。这种方法虽然一度堵住了黄河决口，修复了部分黄河故道，重新开通了漕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黄河还要改道夺淮、夺泗、夺运，运河也还是因黄河改道而遭废弃，泗州古城淹没于洪水之下，苦心保护的明祖陵因改朝换代最终还是被洪水淹没。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九月，阴雨连绵，黄淮暴涨，泗州大水。尽管一年前潘季驯才修了护城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泗州城所处的地势太低，所以仍未能免去淹溺之患，而且这次被淹的情况十分严重。“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十分之九)，浸及(明)祖陵。而山阳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庐浸伤”。灾情重大，朝议纷纷，朝廷派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前往勘察水情。

此时的潘季驯，已是古稀之年。71岁的他不顾自己病体沉重，“不胜步履，舆疾入舟。亲诣徐、邳、淮安等处沿河一带，随处栖泊督察”。由于行走不便，不能亲历险工，只能“病伏舟中，栖泊邳州地方，勉强扶疾”,对受灾地方一一勘察，主持赈济灾民事宜。

此后，潘季驯多次乞休,但未得批准。直到72岁，才获朝廷准辞告老还乡。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一代治水名臣潘季驯在湖州乌程故居溘然逝世，享年75岁。

时间来到清康熙年间，也就是电视剧《天下长河》里的时代背景，沿着潘季驯的治河思路，靳辅、陈璜开始了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

靳辅、陈璜承袭先人，天下长河终安澜

靳辅的祖先，原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所以籍贯为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又因始祖于明初以百户从军戍守辽阳，并在当地落户，故亦作辽宁辽阳人。

靳辅的先人中，始祖靳清，从军阵亡，朝廷授以世袭千户。数代传至曾祖父靳守臣、祖父靳国卿，事迹均不显赫。靳辅的父亲靳应选，官通政使司右参议，家道开始逐渐显要起来。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1649)，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十五年(1658)，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任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1662)，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七年(1668)，晋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九年(1670)十月，改任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

靳辅在康熙十年(1671)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任职期间，他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的事情。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升任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从此时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

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之日，正是黄河、淮河泛滥极坏之时。尤其是关系清朝统治命脉的运河也受到严重影响，江南的漕粮不能顺利运抵北京。当时的状况是，黄河自安徽砀山直到下梢海口，南北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沿岸人民受灾，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四处。高邮的清水潭由于久溃，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一场大水导致盱眙县翟家坝淮河决口，形成九条支河。而京杭运河清口河段却涓滴不出，变为了陆地。

据受康熙帝派出勘察河工的工部尚书冀如锡报告，黄河河道不仅年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他说现任河督王光裕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其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不足未动工，建议撤销他的职务。在黄河、淮河、运河三河都存在严重问题，一些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作为康熙帝的首选。

靳辅三月在京受命，四月六日便到宿迁走马上任。在两个月中，靳辅深入河道作调查研究。他踏着泥泞的河岸，上下千里，观察河水形势，访问水情民意，广泛地听取各方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

正是这种雷厉风行、亲力亲为、不耻下问的作风，靳辅了解到三河的真实情况，发出了“河之坏极矣”的感叹，产生了把三河尽快治好的动力，获得了治河、治运的正确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靳辅认为，在黄河河道极坏的情况下,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地治理，只会无济于事。他主张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强调治理黄河关系沿河数省的安危。如果只注意解决运河的漕运问题,放纵黄河任意冲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说：“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向来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

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公元1677年8月17日)。靳辅在调查研究3个月之后的这一天，一连给康熙帝上了八道疏书，八疏皆冠名“经理河工”，四疏讲治黄治淮，一疏讲治运河，其余讲治河管理，如筹集钱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及设兵守护等，在千年治河史上留下了“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

靳辅治河的目标是，“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

《康熙帝南巡图卷·治河》(清·王翚等绘)

在具体治河方法上，他并非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应该因势利导、随时制宜。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采用的即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方法，而“寓浚于筑”等方法则皆属创新。

靳辅疏上，康熙帝指示廷议。朝臣们讨论的结果认为，当时正值用兵平定三藩之乱，如果再大举兴河工，恐怕对人民骚扰过分，故应分别主次，选择其中主要的几项先行动工。康熙帝谕令靳辅再做一番更切实际的考虑。靳辅再次上疏，提出一些修改，如把运土由民夫改为车运，等等，康熙帝准奏。

靳辅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就很注意对淮河的治理。他也很注意水利人才。有年，他路过邯郸，在参观出自黄粱梦典故的吕祖祠时，发现墙上题有一首无具名的诗，抒发了作者对治理黄河的情结，可又包含怀才不遇的愤懑，引起他莫大的兴趣，于是就地四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作诗者、浙江杭州人陈潢。

陈潢对古今治水著作，颇有研究，对今日河道变迁、水性和泥沙又都熟悉，且对治理黄河有很多切实的认识。靳辅和陈潢长谈，一见如故，就引为幕友。在靳辅主持治理黄河始，陈潢都亲躬其事，有关各项重大的河道工程，无不有陈潢设计和监督施工。

当时黄河出海口淤塞，河水倒灌，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镇。靳辅采用了堵塞决口，加固、加高堤岸，使河水按原路流向倾入大海;陈潢还在河道中筑减水坝，在决口处开凿引河分流，然后合拢决口。数年后，黄河下游决口被堵，黄河重走老路。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视察黄河时，见到当年被淹土地又都种上了庄稼，大为高兴。他问靳辅：“你治河一定有能人相助吧？”靳辅引荐了陈潢。康熙帝当即授他做参赞河务按察使佥事。

然而，黄、淮灾害累积千年，一边大力修治，一边仍有水患；而且治河与战争均是极需财力、人力、物力的事情，耗费巨大，从而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论。康熙帝在一次谈话中也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复决，此事如何？”被问者都乏良策，只说靳辅提出的期限未到，应当让他继续督修。

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限期已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靳辅上疏说：“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而水犹未归，一应大工细册，尚未清造，请下部议处。”康熙帝当即下令给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他戴罪督修。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这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堵住之后，又决萧家渡，争论就此开始。恰巧这时有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颇有成效。他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对靳辅治河的一套办法多持否定态度。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上所著书，要求取消靳辅建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水之性，疏导与筑堤并举。康熙帝令他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但事情太大，一切还得朝廷讨论，皇帝定夺。

截图来自《天下长河》崔维雅参靳辅

这年十月，在一次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穆哈笔提出萧家渡 决口应令靳辅赔修。康熙帝认为，一是修河需要钱粮甚多，靳辅赔修不起；二是如果真的赔修，万一贻误漕运仍不好办，所以没听萨穆哈的意见。而且还说，先看崔维雅的奏疏，觉得所列条款似有可取，而再看靳辅回奏，方知崔提出的办法难以实行。询问在座诸大臣有何良策，大家一致提出靳辅治河多年，应当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

十一月二十三日，朝廷会议，讨论靳辅治河事宜，靳辅本人也参加了。会上，康熙帝命靳辅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说：“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今萧家渡工程，至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用银得一百二十万，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告诫：“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并命其对崔维雅意见发表看法。靳辅就两点大加反驳，一是反对崔维雅计划每天用民夫四十万挑浚，因各省民夫远道而来，最为不便；二是反对崔维雅提出建河堤“以十二丈为率”，指出河堤必因地势高下，有的应十五丈，有的七八丈，岂可一律规定丈尺。康熙帝当场也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

这次大争论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免赔，仍按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靳辅上疏报告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大滔直下，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余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另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河堤，防止上流壅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成与不成在此一举”，所以凡所请钱粮都要迅速解给。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询问河道情况，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十二月，靳辅官复原职。

在康熙二十二年以前，靳辅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复归故道的问题，京杭运河由此畅通。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十月，31岁的康熙帝南巡。靳辅陪同康熙帝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二十一日，康熙帝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十一月十四日，在回京的路上，康熙帝亲笔把所著《阅河堤诗》赠给靳辅。诗中写道：“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着勤劳意，安澜早奏功。”此诗表明，康熙帝特别重视治河。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的穷困，认识到只有把黄河治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诗中勉励靳辅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再立新功。

《康熙帝南巡图卷·康熙帝临河》(清·王翚等绘)

两年后，靳辅、陈潢又在黄河中游筑堤，还在黄河以北开了一条“中河”,使运粮的漕船在险急的黄河里。由原来航行的一百八十里减为二十里，就可以进入北运河，这样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概率，也减少了沉船事故。康熙二十七年，中河修成。

治河能臣晚年被污革职，再出仕却“廉颇老矣”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治河无成。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并揭露攻击者的行为在于挑下河、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三月，康熙帝又召集了一次廷议，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在这次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的确不懂河务，但他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陈璜也因此入狱，不久悲愤离世，康熙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虽然被革职，但康熙帝仍然对他的治河成果颇为相信，惟恐新任河总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导致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意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被召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三月，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总河靳辅，念念不忘其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

康熙三十年九月，奉命同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视黄河险工，行前康熙帝特别提到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二月，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事发。康熙帝由此更加重视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

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此时，靳辅已体衰多病。在推辞不准的情况下，他再次走马上任。

截图来自《天下长河》靳辅献寿礼“天下长河沙盘图”

靳辅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有所贡献。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水路只能运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然后陆路运到蒲州。

当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后，靳辅发烧不止。他再次请求退休，才被批准。十一月，靳辅逝世于任所，终年六十岁。靳辅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工部尚书。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年)，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以江南其治河之功。

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11707年)，康熙帝在南巡之后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对靳辅治河业绩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河事几于大坏，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

这是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对治河作出巨大贡献的靳辅的最高赞誉。

参考资料：《古代治理黄河方略述评》郭书林；《京杭运河》周家华；《河防述言》靳辅；《康熙帝和他的宗亲能臣叛酋逆臣》董义连；《黄河志》黄河水利委员会；《明清治河概论》张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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