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正事与余事
正事与余事
作者 王兆贵
在社会行为中，古人通常把职业、职责、职守中应该做的事叫作正事，对正事之外的活动则称为余事。如，工作之余的琴棋书画、诗文歌舞、登山历水、健身练功或者收藏、集邮、打牌、垂钓等。在历史与现实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有许多声名远播的人，其造就并非来自正事，而是正事之外的一番作为。
在我国古代，那些名气很大的书画家、文学家，其正事大多在官场。他们通过科考入仕，在为朝廷效力之余，一般都有诗文翰墨方面的雅好。在有些人那里，余事上的名气反倒盖过了正事。如，提起屈原、钟繇、顾恺之、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这些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艺术，而不是政绩。但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们都做过大小不等的官，有的还带兵打仗立过战功。创立楚辞文体的屈原，是楚怀王时期的三闾大夫；以真书冠绝于世的钟繇，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太傅；极擅人物绘画的顾恺之，在东晋曾任参军、散骑常侍等职；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在东晋官拜右将军；“楷书四大家”之一的颜真卿，曾领兵平定过叛乱，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书画自成一家的米芾，在北宋曾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尽管他们正事上贡献也很大，但青史留名的却是文采。他们之所以作为文人而不是官吏，长期留存于后人的记忆里，这与国人崇尚翰墨的古风、看重文化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古代人自小就要教习诗文书画，一生都与笔墨纸砚相伴，“诗书继世长”的理念源远流长，后世对历史人物文化身份、艺术造就的认同，往往超过其社会地位、政治作为。
这种正事不名余事出名的现象，在那些君临天下的一号人物身上也有表现。南唐后主李煜，政事颇为不通，短暂的政治生涯可用六个字来概括：荒唐、昏庸、屈辱，是典型的“亡国之君”，但他写出来的词却是空前绝后，被誉为“千古词帝”。宋徽宗赵佶皇帝当得不怎么样，但对吹弹笙歌、诗词曲赋无不精擅，书法绘画十分了得，所创“瘦金书”更是一绝，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帝王。其作品《临唐怀素圣母帖》，在香港以1.28亿港元成交，创中国书法拍卖世界纪录。明熹宗朱由校不擅治国，对刀锯斧凿、雕文镂花、丹青漆艺却得心应手，技巧娴熟，做起木匠活来废寝忘食，迹近痴迷，就像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那样，被人称作“木匠皇帝”。这些封建世袭制的产儿，被推上王位多少有些情非得以。与前边提到的文学艺术大家不同，他们尽管才艺表现非凡，把余事做到了极致，但作为一国之君，置社稷民生于不顾，却因有失大德而为世人所诟病。
与上述事例相比，辛弃疾的作为则更加典型。在辛弃疾眼中，横刀立马、保家卫国才是自己的正事，至于饮酒赋诗之类的能耐，不过是闲情逸致而已。所谓“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他矢志以武立身，一生属意沙场，积极加入义军，并主动建议朝廷厉兵秣马，做好收复中原长期准备。但是，即便他把“栏杆拍遍”，也没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只好以赋诗填词来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表达杀敌报国之情。有意于正事却屡遭失意，无奈之下的余事却造就了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
人生余事亦风流的现象并非个案，因而也值得我们思索一番。人来天地间，所要经历的无非是正事与余事两端。正事是生存必须，否则衣食何来？余事是从心所欲，否则活得太累。两者若能重合，自是求之不得，若有冲突，则要权衡轻重，尽可能使正事与余事兼修双馨，相得益彰。作为报业运营商，董桥曾坦言，“做报纸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事业。但人还是要有一份职业才行，毕竟我要养家。但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那是毕生的事业”。只要扪心问问你自己，留心看看身边人，你就会认同董先生所言非虚，像他那样正事余事兼顾的人很多，而正事之余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的人却少见。当然，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在干好正事的基础上发展业余爱好，否则，既对不起家庭也有负于社会。
附注：本文发表在《》2018年5月28日副刊，责任编辑孔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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