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 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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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有必要从认知理性的变迁、认知方式的关系与认知功能的融合这三个维度，重新评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人们认识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与关系。从认知理性变迁的维度看，政治学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古典原型到当代语境中的再反思的认知理性非线性变迁历程，需要在“协合”与“共存”而不是“对立”与“替代”的思维中，重新评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未来政治学发展图景中的地位与关系。从认知方式的维度看，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分既是必要的，也是相对的。两者各有其特点和局限，而政治学的困境有望在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的融会贯通中得以消解。从认知功能的融合维度看，有必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政治学研究从哲学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变，实现本土化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认识−解释−解决中国问题上的融合与统一。

关键词：政治哲学；政治科学；认知理性；认知方式；认知功能

作者：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目次

一、认知理性变迁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

二、认知方式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分与关联

三、认知功能的融合

当代政治学发展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争，本质上是政治学自身学科概念与边界之争的一种自然延伸。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体分野下，人们围绕政治与政治学的内涵所展开的论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演进历程中。按照最宽泛的，也是一种古典的定义方式，政治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展现才德、建功立业并获得荣耀的活动，包罗万象地涵盖了政治共同体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应地，这种理解也自然地预设了政治哲学统摄性地位的基调。因为，只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才被定义为区别于“公开学说”之意见的“知识”，才可能与上述“正当”的政治活动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联。当然，站在思想光谱的另一端，主张“科学”“祛魅”地理解政治的人们，又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规律剔除出政治和政治学的实指范畴。而在以“谁、何时以及如何得到”为主题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内，“科学”的主题压倒哲学的神话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

如果基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立场，我们应该看到，那种在引导学科发展的哲学动力与科学动力间做出排他性选择的思维，深刻地映射出本土学科建设滞后所造成的历史桎梏，也将对建构具有学术自主和理论自信的本土学科的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国语境下的问题转换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种转换顺利完成的前提，又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全面地审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明晰其各自的功用边界与局限，从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图景中重构二者的相互关系。

究其根本，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科学，都是以政治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区别仅在于以何种研究方式来认识政治。对此，即便是施特劳斯也承认，哲学需要以政治为先导成就其反思性，也需要政治为其提供辩护的支持。当然，相应的，他更强调指出，哲学为政治提供道德和理性的依据，人们也需要以哲学的眼光看待政治，以政治的方式走进哲学。如果可以暂时搁置上述论断中施特劳斯关于政治应然性的元问题，我们或许能够从认知理性的变迁、认知方式的关系与认知功能的融合这三个维度上，重新评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人们认识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与关系。

一、认知理性变迁中政治哲学

与政治科学的关系

从直观地感知存在于经验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到形成可交流、可传承的关于政治生活规律的理性认知，政治学的发展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古典原型到当代语境中的再反思的认知理性变迁历程。从认知政治世界的理性原点上看，当“秩序”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时，人类理性思考能力就已经产生了第一次飞跃，它表明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对于看似杂乱无章的政治现象的一种统摄性的理性认知路径。当然，在这种理性认知的最初古典原型中，认知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高度受制于其核心概念的字面含义的。换言之，在这一思维体系中，对于秩序的认知只能以秩序化的格式体现出来，对于普遍性的追求也只能直接诉诸对普遍性的逻辑建构本身。比如，在前智者时代的古希腊人精神世界中，神圣秩序、法、自由的内在关联链条就是不证自明的，既无须接受来自经验世界的检验，也不存在展开逻辑自洽反思的空间。

然而，如果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止步于这一阶段，那么这种所谓的理性认知将无非意味着用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来包装−论证现实政治，而不可能产生任何反思性与超越性的维度。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智者学派开始，古典时代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探讨政治世界中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于是，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便迎来了第二次飞跃，即从粗糙地解释现存的经验世界到寻求形而上学的普遍性道德原则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政治哲学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主要关心开始由直接地从经验世界中确证和提炼应然状态，转向在价值论争和逻辑演绎中构建应然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

也正因如此，在这一理性认知阶段，应然的主题完全压倒了实然的主题，绝对、普遍的体系与相对、例外的世界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张力。为了满足前者的需要，对于政治认知的有限性与可控性在非神学的领域内就不得不让位于泛价值化的目标。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些源自经验世界的认知主题却往往以价值评判作结。比如，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概念的提炼和比较分析无疑是基于对古希腊部分城邦经验世界的认知的，但其政体理论的要旨，却不在于为人们认识不同政体形成与衰亡的原因、实际的运转机理和变迁提供可能与动因，而在于用一个逻辑自洽的政体循环学说和公益与否−统治者多寡的坐标系，来阐发其对于良好政体的理想预期。其实，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程中，这种把因果关系的结论建立在前置于经验分析的逻辑建构基础上的现象绝非罕见。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天人感应说中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客观地说，在这一阶段中，政治哲学以此种形态出现，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反映出人类理性思维在幼年状态中所面临的寻求确定的焦虑；也确实部分解决了人们超越所在时空局限来理性认知政治世界的问题。只不过，当这种对于普遍性和价值目标的诉求超过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间可控的张力空间时，绝对的体系就会开始大大挤压“例外世界”的合理存在空间，而政治哲学的神学化也将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从政治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来看，政治哲学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是对于政治同质化要求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东西方社会的政治哲学−神学体系中，例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道德与价值方面的原罪，因而也就成为普遍性法则需要排除的对象。于是，在政治哲学的逻辑世界中，“在意味着信念或感情的任何意义上，哲学往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唯一的宗教”。而在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现实世界中，对于“异端”的清除本身也构成了哲学纯粹化的一种具现，区别之处在于，无非是界定“异端”的理由是其违背了上帝确定的神圣法则，还是有悖仁与礼的纲常体系。

简言之，人类对政治的理性认知并不以政治哲学的兴盛为终点，关键在于这一阶段并没有对政治本身的有限性与可控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对于特定价值目标和神圣秩序的前提下，政治认知中分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只能退回到人们对于政治的“术”的层次的理解中，其价值和地位显然都不能与“道”的层次上的逻辑演绎相提并论。然而，政治哲学追求价值化和普遍性的努力不可能沿着神学化的道路永远推进下去。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价值化、普遍性的过程本质上不能脱离开对现实世界中特定政治权力实体的依靠，而特定政治权力实体的扩张是存在边界的，其权力结构也是变动不居的。这就决定了对于同一价值的诠释分歧和运用分歧必然表现为一种常态，因此，同一价值体系内的巴别塔尚且没有建成的可能，更遑论其外部扩张空间的无限性。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化、普遍性的过程又意味着在理性认知方面需要用不断剔除变化世界中累积的“例外”经验作为特定理性认知和价值评判纯粹化的前提，而后者对应的普遍性又限制了其内容更新的可能性。于是，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特定解释与规则框架的适用性矛盾就在这种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不对等发展中逐渐累积起来。当上述双重矛盾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神学化的政治哲学就必将盛极而衰，从自我否定中孕育出超越性的内涵。

在人类开启对政治的认知理性的第三次飞跃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解方式，而在于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政治有限性和可控性问题的重视。从此，人们不再把特定政治哲学体系中无法得到“圆满解释”的经验事实视为例外加以排除，而是承认政治与对政治的哲学认知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空间，并努力将这一空间中发生的政治现象纳入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中，从而缓解政治现实与政治认知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被形容为“价值递减”的过程中，近代政治学的雏形开始出现，它起自对政治哲学维度上价值前提的重新定位−如以个体取代整体、以自由替换秩序、以理性排斥信仰等，最终的成果却表现为将这些价值命题化约为一些不证自明的阿基米德点，同时把政治学的更多实质性研究空间还给对经验世界的实然解析。

在此基础上，政治科学的春天也随着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而到来。进入20世纪，各种关于政治统治制度、技术、原理及其社会运用的研究开始占据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这种认知理性的第四次飞跃，正式宣告了人类在通过理解政治进而控制政治的征程上迈出了全新的步伐。由此，政治哲学时代那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常态化紧张在很大程度上被“科学”的工具化解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普遍性法则的适用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只有在涉及那些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或特定共同体的文化特征时才被提及，正如有学者所言：“古典政治学是价值化的，近代政治学基本上是拟价值化的，当代政治学是实用化的；古典政治学是必然性的产物，近代政治学是人为的产物，当代政治学则是科学的产物。这一历史演化遵循了一个人的力量逐渐下降，技术力量逐渐上升的逻辑。”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某些法则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也不再是单纯的逻辑演绎的产物，且不附着于特定的价值法则之上。在代表了政治科学发展到极致的行为主义学派那里，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曾经被归为价值问题的概念都得到了全新的“科学”阐释。比如，民主政治不再被理解为人们寻求公共生活中的彼此认同，或是捍卫基于自由的平等原则的产物，而被解释为特定社会中个体对利益的认知与需求以及权力支配关系共同作用的产物。又如，特定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影响，某个政治集团获得或者失去合法性，都可以沿着与其价值内涵完全无涉的路径得到“充分”的科学解释。与此同时，一些原本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命题和概念，因为无法得到经验的检验而被人为放弃或被降低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而那些可被直接用可控的、可重现的科学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的政治现象，则在无形中被视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核心内容。

至此，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知水平无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科学与逻辑的彼此印证，几乎涵盖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高度多元的量化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范式，如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沟通理论等，为我们理解并介入政治生活提供了诸多途径，这些理解本身又因其较高的可控性而获得了科学选择−分析的经验事实的支撑。然而，政治学的发展使命却未终结于此。这是因为，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不对等发展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科学方法的出现而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事实上，在政治科学时代形式上的多元主义表象下，政治同质化要求的第二个高峰期来临了，其目标便在于把一切“不科学”的现象剔除出人们的研究视野，或者使之成为应该得到“科学”方法矫正的对象。当然，区别于前一个高峰期，主持最后审判的，不再是单一特定的价值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科学时代”的政治学完全放弃了建构统摄性体系的目标，恰恰相反，这一进程是沿着多元主义的支流汇聚成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意义上的科学原则主流的轨迹不断推进的。只不过，这股“科学洪流”的冲击并没有彻底冲毁不确定性的堤防，也没有真正完成政治哲学时代未尽的普遍化事业，而是在科学主义发展到顶峰的阶段遭遇到新的困境。在经历了对于20世纪末几次重大的政治转变解释−预测失误，以及在应对后现代社会危机方面缺乏指导性的责难后，新生代的政治学者不再过分乐观地认为，政治科学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能够全面、彻底地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统摄性体系已经成功建立起来，而是被迫再次重视政治学的有限性与可控性问题，反思从过度膨胀的可控性预期中酝酿出颠覆有限性原则的风险。

很显然，如汤因比所言：“技术进步无法消除人类情感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但是，人类从最初的蒙昧状态到哲学时代、科学时代、后科学时代，其认知理性水平的不断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综观整个认知理性的演进维度，通过回顾认知理性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两次困境与两次同质性要求的高峰，我们或许能够得出如下四点认识：首先，无论是哲学时代还是科学时代，人类都始终没有放弃建构统摄性体系的预期，正是这一努力，成为激发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多元化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正因这一目标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认知才在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相继遭遇了两轮困境。其次，从政治哲学时代到政治科学时代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必然性，代表了人类理性认知从粗率地追求价值统摄到更客观地追求科学统摄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具体轨迹又是由历史时间的单向性所决定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前一个阶段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核心议题仅仅是需要被替代的对象。再次，对于政治学有限性和可控性的认识和追求是引导人类认知理性提升的关键所在。但在不同的阶段中，有限性与可控性并不总是可以同时达致的目标，甚至对于其中某一目标的过分追求还可能影响到另一目标的实现。最后，认知理性问题的解决不是线性过程，比如一些重要的政治价值问题，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当代，都没有得到终极的回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扭转政治学发展史上价值递减的趋势，但也足以提醒我们有必要在“协合”与“共存”，而不是“对立”与“替代”的思维中，重新评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未来政治学发展图景中的地位与关系。总之，时至今日，人类对于政治的认知理性演变进程仍然处于一个进行时态，人们仍然在寻找对于政治这一研究对象的哲学认知方式与科学认知方式间的平衡点和连接点。我们既不能粗暴地宣告其中一种认知方式的死亡，也没有必要在零和博弈的定式中思考二者的关系。相反，在承认并且认清二者区分的前提下分中求合，或许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出一条贯通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当代关联的学科发展新路。

二、认知方式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的区分与关联

（一）政治哲学是什么

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古典原型，主要解决如何界定和评判那些体现终极关怀属性的政治价值的问题。所谓终极性的政治价值问题，就是指那些关涉人类政治生活的永恒的、规范性的话题，比如，“谁应当统治”“应当如何处理冲突”“应当怎样教育公民和政治家”，等等。政治哲学围绕这些规范性关切，探讨“政治的规范和价值、政治的观念基础以及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并“厘定与分析表述这些规范、价值和观念的概念，论证某些正当的规范、价值和观念构成的方式”。

政治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理性思考的进步，代表着人们超越了对于政治社会中经验现象的直观感受，开始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思考更具一般性的、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政治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描述、解释、解决政治问题的理论体系。“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这种“实然”对象的“应然”的理论构想，具有一种内在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与作为“实然”的政治现象相关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它具有与作为“应然”的价值判断相关的普遍性。在“实然”与“应然”两者之间保持特殊性与普遍性二者的平衡与张力，是政治哲学的要义所在。施特劳斯就此断言：“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见的尝试……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

虽然政治哲学总是聚焦于“国家或政府应当如何”的问题，但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现代，政治哲学并非始终如一地呈现一种单一性的回答，相反在不同历史时空有不同的解答。我们可以据此判断，政治哲学并不脱离于政治现实，而是尝试超越现实，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案，或者把理想世界的模型刻画出来，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哲学的主题从致力于实现城邦秩序拓展至追求城邦至善；而在中世纪的迷雾中，它试图探索上帝与人、世俗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以期为人找到位置；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洗礼下，人摆脱了上帝的桎梏，在自我发现中实现了解放。

近代以来，在“上帝已死”的口号中，教权走向了衰落，政治再度回归俗世，政治哲学需要在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为旧秩序的瓦解提供新的观念武器，为新世界的诞生提供新的道德注脚。随着具有主体性的人成为伟大的发明，政治哲学开始反思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提供保护，这一反思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开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相伴随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只不过它是从集体的视角来思考如何实现社会制度的美好安排。在一代代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下，它完成了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蜕变。在科学革命的热潮中，政治哲学缓慢发展，跌跌撞撞来到20世纪，迎来了复兴，政治思想家们更多致力于思考自由与平等关系，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等话题。

总体来说，致力于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家就像始终仰望星空的人，他们致力于为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方法。从方向上说，政治哲学指导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从方法上说，政治哲学实质上超越了现代学科体系具体方法的束缚，具有“根本性、整全性、反思性、批判性”的特征，因而是“一种混合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

（二）政治科学是什么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致思路径，它从设定的理想出发去建构现实、规范现实，希冀经验世界能按照预设的美好愿望运转。政治科学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致思路径，它从现实和经验出发，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而是一个从实然到实然的过程。

政治科学是问题主义、实用主义导向的。它的兴起与自然科学发展有关，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被称为“硬科学”（hard science）的学科注重观察、实验，认为观察、实验才是科学知识的源泉。近代以来，以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对历史、对自身的认识，使得人逐渐摆脱蒙昧。在此背景下，政治哲学也从上帝回到人间，开始借用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思维，从现实生活的考察中思考完善生活的良策，而这构成了政治科学的开端。政治学由此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即政治科学。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现代意义的政治学，是指Political Science方向的努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研究”。

如果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从经验迈向价值，是政治科学的魅影闪现，那么，诸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近现代政治哲学家从经验迈向价值再回归经验的思考历程，则意味着政治科学将迎来它的春天。这也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不再沉迷于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是通过把握事实、收集和分析数据等，依靠因果判断、比较判断等得出关于政治生活的科学知识。的确，早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儿，我们已然看到“科学”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比如：孟德斯鸠在探讨“三权分立”时，就不再诉诸意志或心灵，不执迷于对完美政体的追求，不简单地以“应当”判断“是”，而是致力于从纷繁芜杂的民情、经济和宗教等具体的现实因素来思考法和政治，由此成为以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的早期尝试。

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门基于事实认定与因果分析的政治学研究，政治科学总是试图把握政治生活运转的普遍规律，代表着人们对于减少政治学研究中不确定性的努力与尝试。但相较于政治哲学对普遍性追求的执迷，政治科学所探求的知识多是地方性知识，它诞生于对经验事实和特定环境的具体分析，因而具有特殊性，这就注定了政治科学更强调这种规律不是超越时空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结论。然而，这种特殊性并不排斥系统性知识和对有限适用的规律的理性归纳。相反，政治科学的研究虽然也基于直接的经验，但更多地是基于知识的积累和归纳而展开的，“而'知识’就是科学的本义”，就此而言，“在基于系统研究而提供有序知识的意义上，政治科学是一门科学”。

“政治”通常也被视为一门艺术，这表明政治这门艺术，不可能像物理学或化学一样，无论在谁那儿都有着统一的标准答案，相反，对政治现象的观察结论很可能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分野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前者强调由事实而来的问题解决方案，它会导向地方性知识；而后者强调由价值而来的制度安排，它更容易登上乌托邦舞台。举个例子：关于完善民主制度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科学问题。不同的国家依托不同的国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有人试图提出一套普世的方案，则是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不自觉地掺入了政治哲学观，导致科学与哲学的错乱。这种所谓的“普世方案”最终沦为一套变味的意识形态说辞和政客们的思想武器。

（三）为什么要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分是必要的，这首先是因为人类对于政治的理性认知历史确实经历了一个由侧重哲学认知到强调科学认知的历史转变，在不同的认识阶段中，对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研究指向的认识都是不同的。但是，像施特劳斯那样，将政治的指涉范围无限扩大，进而认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不过是“同一个东西”，都等同于对人类全部实物的研究，这种观点不过是“古希腊政治学的重述”，无助于我们清晰地归纳出政治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发展性特征。

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第二个重要理由在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各有其特点与局限。

政治哲学研究的局限主要在于：首先，对于普遍性和价值问题的诉求往往导向神学化的境地，如施米特所言，“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哲学的追问容易导致人们探究绝对性的问题，以便为人们的生活与存在寻求确定性的根基，而在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现实世界中，对于“异端”的清除本身也构成了哲学纯粹化的一种具现，所区别的，无非是界定“异端”的理由是其违背了上帝确定的神圣法则，还是有悖仁与礼的纲常体系。其次，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的“逻辑在先”的问题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割裂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系，人为地加剧应然认知与实然认知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中，也进而影响到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其具体表现就是政治科学中定性研究的西方中心立场和“不证自明”的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原则。最后，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对于价值命题和经验命题关系的偏颇理解，降低了相关研究建构对于前者反思性−超越性维度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对经验世界中矛盾认知的敏感性。这就可能导致政治哲学重新成为一种高度经院化、封闭化的学术体系，从而与政治科学创新发展的轨迹渐行渐远。

相应地，政治科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仅靠其自身的研究范式改进无法克服的局限。第一，政治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神学化的风险。19世纪以来，正是自然科学边界的扩张带来了政治学研究中第二轮神圣化的过程，从表象上看，这轮神圣化的过程并不是以建构统摄性的概念与解释体系为目标的，相反，其间产生的大量研究范式恰恰是以碎片化地、局部地、有限地解释世界为目标的，但这种多元主义的表象并不影响到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人们潜在地达成这样一种思想共识，即相信某种可以被统一纳入“科学”解释范畴下的研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学研究，很显然，政治科学这个高度抽象，而又有着明确实指的概念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统摄性解释体系，并且如同之前的神圣伦理体系一样，用类型化的范式将一切不属于“科学”体系的内容排斥出局。第二，政治科学不可能回答政治问题链条上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在考察一个政府运转得是否良好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所谓“运转良好”的标准，要在不同的标准元素中进行价值权重的排序。我们不仅要从影响政府体制及其实践运行的资源要素中寻找对于可量化问题的分析，而且也要从民众在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政府的价值预期中丰富对影响体制运转因素的认识。甚至，我们还可能需要追问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到底是否可能认为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第三，政治科学的出现之处并非政治哲学思考的终结之所。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都不应被简单地否定或者替代，因为二者既存在各自作用的合理空间，又存在着彼此链接的过渡地带，科学与逻辑不是应该简单地占领意志与价值的解释空间，而是应该尝试着解释意志与价值产生及发生作用的机理，后者也需要反过来重新审视其与科学和逻辑的兼容关系。科学与逻辑的背后，同样包含着对于秩序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种特定的价值旨趣，所谓剔除不科学内容的过程也不能不与剔除不道德内容的过程保持着内在的共性。第四，定性的政治问题不可能完全依靠定量的方法，通过去政治化的路径得到圆满的解释和解决。第五，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科学研究是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背景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而实现理想中的“价值中立”的。恰恰相反，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存在着方法论、数字、经验的霸权、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霸权和科学主义的霸权等多重桎梏，这些限制性因素不仅影响其运用于对非西方世界政治问题考察的科学性，而且也限制了西方政治科学自身的反思与超越维度。换言之，被扭曲和窄化的“科学”在此完全可能不是表现为一种进步和革命的力量，而像它原先所批评的政治哲学研究那样，蜕变为一种为特定现实制度和价值寻求“科学”的合法性论证的保守力量。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政治哲学通常将自由、价值和意义等“作为一种'阿基米德点’，即不可分析而又自明的对象来加以使用”，因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是留有一道后门的”。

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第三个理由在于，两者的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为表里而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具体来说，第一，在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演进中，哲学的预设是为科学范式的产生扫清道路的必要条件，显然，没有多元主义的价值预设，我们就不能想象在重新描述多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过程中，那些不同于站在单一主体民族立场上的经验事实可以得到重新发现，并成为构成新的理论体系的基石。第二，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与规范也是需要经过检验的，这种检验不仅来自哲学领域内的批判性思维，而且需要政治科学的助力。这是因为，“当代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已经非常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政治’，因此需要检验那些经典的政治哲学定义在当代语境中是否仍然适用，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留”。第三，政治科学的进步可以为政治哲学突破思辨自洽的局限性提供动力，也可以成为政治哲学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政治哲学能够触及一些仅凭政治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政治哲学范式的理解一定要沿着施特劳斯式的阐发文本隐微之义的神秘主义路径展开。恰恰相反，政治哲学所依据的特定价值原则和普遍性法则，都只能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只不过人们在认识这些原则和规律的过程中，或是选择了侧重逻辑维度的理论建构，或是选择了侧重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论归纳的不同方法。第四，政治价值观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科学范式的研究对象。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例，施特劳斯路径与斯金纳路径的区分本身就体现出政治哲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第五，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命题与科学命题的探讨同样有可能作用于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影响和改造。没有人会认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政治哲学范式中的价值建构，然而谁也不会否认这种以对现实世界特定维度的描绘为起点的理论构建最终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并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第六，即便是政治哲学兴盛的年代，也为政治科学的发展预留了必要的经验材料的积累，这一点，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同样，在政治科学的兴盛时期，政治哲学的理念传承与话题争议也没有完全消失，这就为在必要的节点上来反思科学范式的局限提供了可能性。

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区分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政治哲学所谓的应然目标并不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假设为其理论背景的，而只是就实存的国家提出国家应当如何的问题”。只不过在政治哲学的体系中，逻辑和道德规范是先于经验世界的政治行为的；而在政治科学的思维中，逻辑和道德规范需要从政治行为中提炼出来，并需经受后者的实证检验。

对于一些追求将政治哲学“纯粹化”的学者而言，“经验性的杂质”都是理应受到摒弃的对象，但如果并不拘泥于这一认识的话，我们却完全可能在一个哲学与科学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平台上重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研究的内在关联，并使之统一于对政治问题更全面、有效的解读与回应中。“从人类政治思想演进的逻辑来看，科学化是政治学必须做出的选择，但不是最终的选择；价值化是政治学的最终指向，但决不是万能的抉择。政治学的困境也许可以在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的贯通中才能得以彻底化解。”

三、认知功能的融合

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地位的争论，主要是停留在何“体”为优的层次上，而鲜有涉及两者在“致用”维度上的统一关系。对于兼具哲学与科学意蕴的政治学学科体系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简单地取此舍彼，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二者如何融合的问题。具体来说，要达致这种融合的目标，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全面客观地看待政治学研究从哲学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变

1. 转变何以必要：政治哲学泛价值化、泛道德化的边界扩张与反弹。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政治哲学致力于探索何为“至善”“正义”，反思何种价值更值得人类追求，以及为实现这种价值，现实该做出何种改变或者妥协。这种脱离地基的思考注定是思想者的思维游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现实是复杂的，对现实的完善只能建立在对现实深入的洞察与把握的基础之上，作出渐进式的变革。以古代政治哲学家孔子为例，他试图在乱世之中恢复周礼，这对于当时之世来说，如同呓语，唯有主张经世致用的法家才有可能实现富国强兵，在乱世中实现大一统。在新的历史时代，各种现实的问题纷繁芜杂，停留在价值层面的研究只会被束之高阁，只有那些基于对时代的充分把握并致力于探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研究才是大势所趋。

2. 转变何以可能：社会变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普遍化（概念、逻辑）的局限。

政治哲学向政治科学的转变是时代使然，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促进了“人的发现”；技术发展、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成为一项专门的事业，反过来也进一步推进了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不再从宗教那里寻找依据，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智慧火花，人文学科有了更多的理论、方法工具箱，政治学在经验实践中经过实验、观察论证中寻找知识的确定性。

3. 转变的意义与限度：转变并不意味着对哲学或科学范式的简单否定或替代，而是表明二者都在确立对于自身的反思和超越性维度。

这种从普遍到特殊又到普遍的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轮回，而是与人类理性思维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不断的自我超越紧密关联的。真正隐藏在哲学与科学、价值与规范之争中的，其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对于政治学致用维度的终极关怀。正是这一维度的始终存在，引导着人们的理性思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因此，提取出这一维度，才真正可能将整个政治学发展史连贯为一条完整的线索。

4. 转变的未来：应然与实然研究从对立走向统一。

处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功能的要点之一，还在于正确地处理二者适应性的边界问题。事实上，我们确实经常会发现政治科学研究中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比如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框架内，对于特定制度衰亡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又如在行为主义的竞选分析中，对于特朗普现象的预判也会出现重大的疏漏。但我们也应看到，政治科学研究局限的暴露，并不必然创造出政治哲学填充作用的空间。这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出现，既可能是政治科学范式内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平衡失调、工具与经验的脱节所致，也可能源于科学问题对价值问题的不当遮蔽。即便矛盾表现为后一种形态，政治哲学研究的补位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从政治科学研究的弊病中汲取恰当的教训，从而避免自身在经院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探讨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与探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对立和替代的关系，恰恰相反，两者在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解释和影响过程中是完全可能和平共处的。一方面，应然探讨所留下的经验世界的空间有待于实然研究的填充，用以支持其立场、结论，或者丰富其思考维度，乃至于提供反思和超越的条件。另一方面，应然探讨所致力于追求的普遍性概念，又通过具有指向性的社会动员而连接于实然研究，从而将后者从无限制地强调差异的碎片化认知的道路上拉回了几分，使得它们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组合共同指向对于现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

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间内在统一关系的另一重理解维度是，既存在政治哲学的研究沿着观念政治的轨迹滑向无意义的解构性阐释的危险，也存在着政治科学的研究在完全祛除有意义的价值议题的情况下沦为为现状提供保守主义注脚的风险。

（二）实现本土化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认识−解释−解决中国问题上的融合与统一

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学理论，是实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目标与研究范式内在统一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科学分析的痕迹无处不在，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相较于马克思之前那些沉迷于建构“逻辑在先”思辨体系的政治哲学家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唯一的”历史科学的可靠性，不愧是政治科学的拥护者。但因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英美政治科学混为一谈，又显然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科学为名，将结构性的、带有价值旨趣的矛盾问题通过技术性的解读以实现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脱敏化，更不赞同仅从技术性的解释角度来运用政治科学的分析工具。

本土化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在不同阶段应该有所侧重，但不能有所偏废。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本土的政治科学研究起点滞后，运用范围和影响力量有限，更没有在科学研究方式创新方面超越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步−回应阶段。这就决定了此后一个时期仍将是中国政治学在政治科学研究上需要努力补课的阶段。相应地，本土政治学研究中那些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的成果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同时，基于本土经验的多元创新方法也应获得更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同样不应忽略的是，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不是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形成的，而是要受到其所附着的现实政治模式的影响。因此，经由政治科学提炼而成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是去意识形态化的，而必然反映着其所存在的政治实体中的主流政治价值，反映着相应政治哲学前提的影响。一般而言，我们不会否认，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体是在政治科学的范畴内进行的，但更不应否认的是，正是在“自由派话语”的影响下，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科学研究并没有赋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制度以客观的评价，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真正严肃的科学研究。它所提供的话语陷阱也就不可能真正切中实质性的中国问题关怀，而只能在科学的幌子下将中国政治学研究引向歧途。归根到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话语自信和学术自立，不是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单方的发展所能胜任的。

我们需要超越的，不是政治学发展中特定的“哲学阶段”或“科学阶段”，而是那种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简单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我们从不打算否认两者在范畴、范式、功能方面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承认二者的关系进程必然以此兴彼衰为唯一的指向。着眼于政治学整体的发展前景，高呼“科学时代已经终结神学时代”，或者将“哲学的复兴”视为一个既定的趋势，实际上都既不符合事实，也反映出持论者仍在过分地执着于哲学与科学间“体”的区分，而遗忘了使二者统一于政治学致“用”的旨趣。

事实上，回到政治学本身，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本土学科体系建设的初心上来，无论我们是期许来自政治哲学的研究能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改革导向的谋划提供观念支撑，还是希望依托政治科学的研究能够为更直接地解释历史规律和解决现实矛盾提供经验与方案素材，围绕“体”之维度上的区分所展开的学理争论，都不应该以妨碍“用”之维度上的统一为代价。对于本土政治哲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关键在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寻找和建构中国价值和中国维度；相应地，对于本土政治科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要害在于发现西方政治科学的盲区与局限，从而尽快摆脱学步与回应的被动状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本土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发展是完全可能并且绝对应当同向而行的。前者在普遍性、价值性问题上的破局，可以为后者破除西方政治科学“价值中立”的神话，真正回到用中国眼光、中国思维、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科学解释与解决奠定基础。同理，政治科学本土体系建构的每一个进步，其运用于中国现实中科学性的每一分提升，也都在无形中解构西方立场的政治哲学所描述的普遍性根基，推动政治哲学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重建政治哲学对于自身的反思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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