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李煜绝笔词

李煜，南唐后主，作为皇帝把国家带向灭亡，政治上算是彻底失败。但是作为艺术家却成就多面，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善诗文，尤以作词见长。其词继承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代表的花间派传统，亦受其父李璟及冯延巳影响。风格以南唐亡国为界，前期语言轻松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后期题材广阔，意境深沉，遗作近四十首，成为从唐至宋过渡时期词的艺术高峰，对后世词学影响至深至远。

观其一生，他得益于家学渊源，更有非凡人可比的皇家教育条件，如此“天赋＋教育”终于造就他酷爱艺术，追求艺术，精通艺术，醉心艺术的特殊人格。历史经验证明，以艺术人格统治国家鲜有成功者。凡把艺术当国事者，结局必定让国事戏剧化，他基本就是一个把艺术当做国事的政治人物。国家不幸文学幸。他以皇帝的身份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虽是国家的悲哀却是艺术的幸运。所以“一旦归为臣虏”，虽是国家的悲哀，人生的悲哀，却是诗词艺术的大幸。

最终，他死在42岁的年龄上，真是可惜，宋太宗哪怕让他多存活一年几年的，中国诗词艺术的历史肯定改写，因为他殒命之时正是他词作艺术的爆发时期和高级阶段，感觉上他这时恰在不可抑制的创作兴奋状态中。究其死因，本质当然是政治的问题，但在形式上他又是的确死于艺术创作，或者为艺术创作而死。对于他究竟直接死于哪一首词作，至少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以唐圭璋代表的“浪淘沙说”，一是以王铚为代表的“虞美人说”。我是倾向于后者的。

唐圭璋先生是当代诗词学大家，著述丰富而权威。他在其重要著作之一《唐宋词简释》一书中指出，《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一词，“殆后主绝笔，语意惨然”。唐先生虽以一“殆”字表达“大概”，但在该书所选李煜的十九首词中，除《浪淘沙》外均未与作者死因联系，尤其是对《虞美人》一词丝毫没有给出与死相关的介绍，所以“殆后主绝笔”之说应以《浪淘沙》为据，基本能成一家之言。

而另一种说法则以宋人王铚为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在王铚之前还有一个胡仔。胡仔是北宋人，其在自己著作《苕溪渔隐词话》中说到《浪淘沙》一词：“含思凄婉，未几下世。”这里的“未几”就是“过不多久”，而不是“直接”“马上”的意思，看上去与唐圭璋先生的“殆”字之义有形式相近之处，但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所以它其实是王铚观点另一类说法，或者说，南宋的王铚在《默记》中说出了胡仔在《苕溪渔隐词话》中的语中所无而意中所有。

王铚的《默记》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宋太宗一日问徐铉：“曾见李煜否？”徐铉是南唐旧臣，现为宋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所以回答：“臣安敢私见之。”太宗对他说：“但言朕令卿前往见可矣。”徐铉领命拜见李煜时，李煜先沉默不言，忽然长吁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潘佑、李平均为南唐重臣，因为谏议国事触怒李煜被冤杀，偏偏徐铉属于加害一方，这声叹息应该包含李煜对徐铉的责怪，而话题也是政治性的。可见这位亡国之君太不懂政治了。

徐铉回去后，在太宗询问下如实汇报，太宗心情可想而知，但尚能隐忍。“又七夕在赐第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想想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特别是在已为臣虏的窘境中，做喧宾夺主的事情，确实有点不识抬举。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遂被祸”。而这两个名句均出自《虞美人》。《虞美人》又满篇都是“故国”“ 故宫”的情怀啊。情虽真切，艺亦精邃，但政治智慧与生存本能远不及阿斗刘禅。

当然，王铚《默记》一书共三卷，虽多记北宋轶事，在《四库全书》中只是归为小说家言。但是须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却称赞“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多矣”，所以该书可补正史之缺。由此观之，王铚所记应该可信。在同为当代词学大家刘永济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里，就说李煜的《虞美人》“明言‘故国’明言‘雕栏玉砌’，故宋太宗闻之，即赐牵机药以死之”。

如果深入《虞美人》的词意之中，的确可以感到李煜该词属于在沉默中的爆发。唐圭璋先生也认为“此首感怀故国，悲愤已极”“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啊，国恨家仇，身被其辱，正是艺术家创作的巨大动力，在其作用之下，作者对于生死或许也就置之度外了，对于李煜这样醉心艺术的人来说，恐怕就更是这样了。所以我说，李煜其实是死于政治，虽然它的表面原因只是因为一首《虞美人》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