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拉托|《符号和机器》导论

翻译：蓝江

导言

说欲望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说主体性产生实在。主体性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在列宁主义时期，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工会是经济人，是叛徒，权力必须归于苏维埃：总之，有一个观念，有一些东西。但在这里，实际上，没有任何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有宏观经济学的观念，有一定数量的因素：失业、市场、货币，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都与社会实在毫无关系。

——费利克斯·加塔利，《主体性生产的危机》，1984年4月3日的研讨会

在1984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加塔利认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影响西方的危机，与其说是经济或政治危机，不如说是主体性的危机。我们该如何理解加塔利的主张？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全被摧毁，处于长期占领之下，在社会和心理上都被摧毁，“没有物质资产——没有原材料，没有储备资本”。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奇迹？“他们重建了一个惊人的'主体性资本’（知识、集体智慧、生存意志等形式的资本）。事实上，他们从破坏中发明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特别是日本人，恢复了他们古老的主体性的各个方面，把它们转化为最'先进’的社会和物质生产形式。……后者代表了一种生产主体性的工业综合体，它使多种创造性的过程得以出现，然而其中某些过程则高度被异化”。

资本主义“就像汽车工业推出新的汽车系列那样推出（主观的）模型”。事实上，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项目包括经济、技术和社会流动与主体性生产的衔接，其方式是政治经济学与“主体经济学”是一致的。加塔利的工作假设必须被恢复，并应用于当前的情况；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新自由主义未能阐明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

加塔利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有能力在大萧条之后，通过掌控的机构和保障措施来预见和解决系统性危机。今天，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主体性的生产。因此，系统性危机和主体性生产的危机密切相关。不可能将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与发生在其中的主体性进程分开。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解域化，再没有新的主体性生产发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破坏了以前的社会关系和它们的主体性形式（工人、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党的主体性或民族主体性、资产阶级主体性等等）。新自由主义对企业家的推崇——福柯认为企业家有着强大的主观动员的能力，管理需要采用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也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问题解决方案。恰恰相反。资本总是需要一个超越市场和公司的领域，以及一个不属于企业家的主体性；因为尽管企业家、企业和市场构成了经济，但它们也让社会分崩离析。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求助于资本主义之前的领土和价值观，求助于历史悠久的道德和宗教，求助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强大的现代主体化，其目的是让资本主义不断摧毁破坏的各种社会联系。今天，企业家的主体性无处不在，表现为把每个人都变成企业的动力，这会带来一系列的悖论。对我们每个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主观承诺的要求，构成了就业能力的新规范，因此，严格地说，是一种异质性（）。同时，将各种禁令强加给个人的行动、主体性，让他们承担风险，绕过人们普遍患上了抑郁症，这是一种世纪性的疾病，拒绝接受同质化，最后，企业家模式的个人“成功”带来了生存的赤贫化。

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经济主体（“人力资本”、“自主企业家”）不过意味着被迫以管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管理不断下降的工资和收入、不稳定、失业和贫困。随着一再发生的“金融”灾难，导致危机日益恶化，资本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知识或信息社会的托辞，以及它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体化（认知工人、“符号的操纵者”、创造性的自主创业者和发光体（））。这场危机使债务和它的主体性模式在负债者的形象中凸显出来。现在，通过努力工作、信贷和金融为所有人提供财富的承诺已被证明是空洞的，阶级斗争已转向保护债权人和“安全”的主人。在目前的危机中，为了使私有财产的权力得到伸张，“生产”和“主体性的生产”的衔接要依靠债和债务人。

显然，我们正在讨论一种否定的臣服，最明显的迹象是，知识、行动和流动性的流动，虽然不断地提出这些要求，但只导致压抑和倒退的主体化。债务人，同时对他的命运感到内疚并负有罪责，必须自己承担新自由主义权力集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失败，正是那些由国家和企业外化到社会的失败。

这不再是一个创新、创造、知识或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所有者的“逃逸”，他们的“逃逸”表现为他们掠夺福利国家，同时拒绝为此缴税。这样一来，生产概念的独特性（包括经济和主体性）让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危机，其将每个人变成所有者、企业和股东的动力，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惨遭搁浅。

日本的例子表明，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主体性模式，就不可能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困扰该国的危机。像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日本现在是后福特制国家，但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难取代使其富裕的福特制“主体性资本”（充分就业、终身工作、职业伦理等）。向经济注入天文数字金钱是不够的；为了促进增长而稳定银行、削弱和破坏就业市场、使工人陷入贫困等等，都是不够的。对于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必须使主体性与之对应，一个认识到这些条件并能在其中坚持下去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首先是一个行为治理的危机。经济学和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

工会和“左派”的政党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也没有提供其他的主体性。人民、工人阶级、劳工、生产者和就业不再拥有主体性，不再作为主体性的载体发挥作用。

今天的批判理论同样没有说明资本主义和主体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认知资本主义、信息社会和文化资本主义（里夫金）理解了这种关系，但这样做过于简化了。一方面，知识、信息和文化远远不足以涵盖构成“生产”的多样性经济。另一方面，他们的主体化身（认知工人、“符号的操纵者”等）也不足以涵盖有助于“主体性生产”的多重主体性和政治主体化模式。他们声称为生产和主体性的生产找到了一个霸权范式，但正如危机所显示的那样，阶级斗争的命运并没有在知识、信息或文化领域上演，这一事实掩盖了这一说法。

在这些批判理论中，雅克·朗西埃（ Rancière）和阿兰·巴迪欧（Alain ）完全忽略了生产与主体性生产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相反，他们宣称需要在“经济”和“主体性”之间进行彻底切割，从而发展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经济概念和一种完全“政治的”或“唯心主义”的主体性概念。

尽管生产、适应和控制主体性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兴起，这些机构的专制主义在危机期间只是加强了，但我们必须与加塔利站在一起，坚持认为，主体性仍然没有主体化的基础或手段。“这是一场重大的危机。什么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因为每个人舌尖上的问题是：妈的，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宗教，一个观念！……我们不能让一切都像这样悬而未决！”

但是，主体性生产的概念包含了什么？主体性，特别是政治主体性是什么意思？

在资本主义中，主体性的生产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装置（社会主体性和机器奴役的装置）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

在资本主义中，主体性的生产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社会臣服和机器奴役的装置（）以两种方式进行。

社会主体性给我们装配了主体性，给我们分配了一个身份、一个性别、一个身体、一个职业、一个国籍，等等。为了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社会主体性以这种方式制造了个性化的主体、他们的意识、表征和行为。

但是，个体化主体的生产是与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和对主体性的完全不同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它是通过去主体化进行的。机器奴役摧毁了个体化的主体、意识和表征，在前个体和超-个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在当代批判理论中（巴迪欧、认知资本主义、朱迪思·巴特勒（ ）、齐泽克（Zizek）、朗西埃等人的理论），主要是主体性、主体、主体化和感性分配问题。但他们忽略的是资本主义如何具体运作——即通过“机器奴役”。这些批判理论似乎忽略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机器性的说法：“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

今天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机器已经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现在“协助”我们说话、听觉、视觉、写作和感觉的方式，构成了人们所谓的“不变社会资本”。

在他们的分析中，我们没有遇到这些技术和社会机器，其中“人类”和“非人类”在企业、福利国家和媒体的组合中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一起运作。朗西埃和巴迪欧从根本上将它们完全撇开。因此，除了在当代批判理论中，机器和机器化的集合体可以随处找到。

现在，资本主义揭示了一种双重的犬儒主义：“人本主义”的犬儒主义，为我们分配了个性和预先设定的角色（工人、消费者、失业者、男人/女人、艺术家等），在这些角色中，个人必然被异化；“非人化”的犬儒，将我们纳入一个不再区分人与非人、主体与客体、或词与物的集合体。

在本书中，我们将研究“社会主体性”的装置和“机器奴役”的装置之间的区别和互补性，因为主体性的生产正是发生在它们的交汇点上。我们将对主体性和奴役的模式进行绘图，为了开始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对主体性的控制、其生产模式和生活形式的主体化过程，我们必须与这些模式决裂。

因此，必须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是为“机器”配备的。主要不是为“技术机器”，而是为“社会机器”，为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巨型机器”，其中包括技术机器，是其产品之一。当主体性的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要求时，政治和存在的断裂的条件是什么？

主体性生产的具体手段是什么，从而使国家和公司的工业化和系列化生产受到挫折？必须为连接微观和宏观政治的主体性生产过程构建何种模式和何种组织方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米歇尔·福柯和加塔利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得出结论，即主体性的生产和“与自我的关系”的构成是唯一能够为我们仍然在其中继续创建的僵局指明道路的当代政治问题。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与权力和知识关系不可分割的新层面。自我定位和存在论的力量（加塔利），“与自我的关系”（福柯）来自于这些关系的双重意义，即源于和来自于这些关系。然而，主观性并不依赖于它们。对福柯来说，以“自我关怀”为出发点并不意味着追求“美丽生活”的理想辉煌，而是探究“一种存在美学”和与之相应的政治的重叠。“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问题在一种政治参与的生活中一起出现，其前提条件是打破既定的惯例、习惯和价值观。加塔利的美学范式也不要求社会和政治的美学化，而是要求把主体性的生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行动和组织方式的核心实践和关注。

主体化过程及其组织形式一直在劳工运动中引起关键的争论，并在“改革者”和“革命者”之间引起政治分裂和分歧。

如果我们拒绝看到劳工运动所参与的“主体性战争”（加塔利），那么劳工运动的历史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巴黎公社时期的某类工人成为了这样的'变种人’，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将其消灭。他们清算了巴黎公社，就像他们在另一个时代清算了圣巴托洛缪教堂（Saint-）的新教徒一样”。

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明确想到要发明一种新的斗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除其他外，将对巴黎公社的失败作出反应。

通过强调权力的“微观政治”（加塔利）和“微观物理学”（福柯）维度来考察政治主体性的过程，并不能免除处理和重构宏观政治领域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要么有人，不管是谁，想出生产主体性的新方法，不管是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还是什么；要么危机就会不断地恶化。

加塔利以他自己的方式，不仅忠诚于马克思，也忠诚于列宁。当然，从列宁主义中产生的主体性的方法（党、作为先锋队的工人阶级的概念、“职业革命家”等等）已经不再与当前的阶级构成相关。加塔利从列宁主义实验中保留的是方法论：需要与“社会民主”决裂，构建延伸至主体性的组织模式的政治创新工具。

正如主体性的生产不能与“经济”脱节一样，它也不能与“政治”脱节。我们必须如何构思政治主体性？所有的政治主体性都需要对影响存在的主体性进行变异和重新转换。它不能仅仅在朗西埃和巴迪欧赋予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是政治的。

主体化变动主要不是话语性的；它主要与知识、信息或文化无关，因为它影响的是处于主体性核心的非传播性、非知识和非文化的核心。主体化变动从根本上说是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存在性肯定和理解。正是在这种非被动的、存在的、情感的结晶的基础上，新的语言、新的话语、新的知识和新的政治才会不断涌现。我们将首先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话语——即在语言中实现的，但也在知识、文化、机构和经济的时空坐标中实现的——与非话语保持的矛盾关系，作为自我生产、自我定位和存在论肯定的焦点。

那些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机器特性的批判理论也没有对话语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事实上，他们把核心作用赋予了前者，也就是语言在政治（朗西埃）、“生产”（认知资本主义，保罗·维尔诺）和主体的构成（齐泽克和巴特勒）领域的作用。

结构主义可能已经死了，但作为结构主义范式基础的语言，在这些理论中仍然活得很好。为了把握新的“逻辑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我们将不得不向后退一步，回到加塔利、德勒兹和福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提出的批评。在分析哲学和拉康精神分析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他们的批评以不同的方式将语言从其在政治和主体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中降级。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符号学理论和新的发音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记录符号如何在这些过程和经济中发挥作用。特别是，我们将回到加塔利的符号学理论。加塔利肯定每个主体化过程都意味着混合的、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和非符号化的符号学的运作，但他认为后者在经济、科学、艺术和机器中的运作，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不同的符号化、象征化和非符号化的符号学在运行和控制资本主义的解域化和再辖域化方面有什么作用和功能？它们与主体化过程的关系是什么？

加塔利和福柯并没有停止对语言相对于其他表达方式和其他主体性形式的“帝国主义”的积淀。在强调不同的符号学对于引导和控制资本主义流动和主体性生产的战略重要性的同时，他们认为，为了积累断裂和主体性再转化的条件，我们必须同时超越语言和符号学。

此外，它们在实用主义语言学和存在主义语用学之间，在产生意义的符号学逻辑和产生存在和政治断裂的语用学之间，进行了“彻底分离”（加塔利）。

在发音行为中（就像在每一个创造行为中一样），出现了一种自我定位、自我生产的力量，以及分泌自己的所指的能力，这种力量与索绪尔的“言语”、拉康的“能指”或分析哲学的表演者和言语行为没有什么关系。

一种自我影响、自我肯定和自我定位的力量使权力和知识关系加倍，藐视原有的权力和知识。它为断裂以及政治主体化的过程提供了条件——事实上，为主体化的过程提供了条件。管理自我生产的规则是那些“可选择的”和过程性的规则，通过构建“感性领域”和主体性的单一化（加塔利），通过创造“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改变（福柯）而发明的。因此，诉诸的不是认知、语言和信息的方法和范式，而是政治、伦理的审美方法和范式——加塔利的“审美范式”和福柯的“生存在美学”。

只有当主体性变化，作为一种新的存在的结晶（加塔利），获得一致性，人们才能尝试与经济、语言、技术、社会和交流流动的新关系。

为了产生一种新的话语、新的知识、新的政治，人们必须穿越一个无法命名的点，一个绝对的非叙事、非文化和非知识的点。因此，将生产设想为通过知识的方式来生产知识的（同义）荒谬性。认知和文化资本主义以及信息社会的理论，应该是关于创新和创造的理论，但恰恰未能构想出：“创造”和“创新”发生的过程，因为语言、知识、信息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足以实现这些目的。

为了使政治主体化发生，它必须穿越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主流符号被中止，机器奴役的控制被抛弃。罢工、斗争、起义和暴动构成了与时间的断裂和暂停的时刻，构成了主体和主导符号的中立化。无暇的、纯洁的主体性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焦点，出现了主体性的开端，其实现和扩散取决于一个建设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阐明“生产”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但是，为应对危机的暴力而在全球蔓延的斗争、起义、暴动和罢工，是否足以建立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决裂？

对苏联革命的分析，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中的反语，提供了某些，即使只是形式上的，有助于理解当前政治形势的局限性的见解。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体性的生产模式被转化为政治。在资本主义下，政治主体性的过程必须同时进入和脱离经济、社会和政治流动。这两种操作是必不可少的：从机器奴役和社会主体性对主体性的控制开始，并产生一种断裂，这种断裂总是同时是对自我的发明和构成。

“革命”从历史中爆发，即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中爆发，同时它又通过创造新的可能性将这些原因和条件抛在后面。它源于历史，但矛盾的是，又不源于历史。

通过五月风暴以后的斗争的视角而不是作为历史重建来看，“列宁主义决裂”的特点是不同秩序的共存：原因的秩序和欲望的秩序（存在的、非阐释性的维度），由原因和目标支配的“前意识投入”的秩序和“无意识的革命投入”的秩序，它们的原因是因果关系的断裂，是打开新的可能性的条件。

这种“由原因、目标和利益的地下工作所准备的”敞开，只有通过另一种秩序的东西，通过“没有目标或原因的欲望”才能成为实在。

革命的可能性总是可以通过它使不可能性成为实在，以及通过一个过程在世界曾经封闭的地方爆发出其他参考系统的事实来确定。在所有的创造中（无论是艺术、科学还是社会），事物的正常进程的中止首先影响到主体性及其表达形式，为新的主体性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必须被问题化。

尽管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在今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打破因果关系”，偏离事物的预期进程，不可能变成实在，主体性的组织和蜕变——这些仍然是所有革命运动的迫切问题。

尽管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在使这种断裂成为可能的因果系列中找到客观因素……布尔什维克集团……还是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可能性将不会遵循预期因果顺序下的力量关系。

今天，我们很容易确定在当前危机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原因、目的和利益。选择是无穷无尽的。缺少的恰恰是革命行动的特征：“与因果关系的断裂”，发明一种政治的可能性，就像“列宁主义的断裂”那样，不仅仅是遵循已经发挥作用的原因、目的和利益链。为了取得一致性，为了建立自己的组织模式和改变主体性，革命事件在与因果关系的决裂中，必须改变它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抵御国家、媒体、反动势力等的行动。正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目前看来，政治运动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我们有大量的政治实验，它们出现后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们无法启动宏观政治的、可复制的和可普及的主体化模式。

就其本身而言，资本主义也处于一个“主体性”的僵局中，这迫使它暂停民主，采取专制的治理形式。

目前的危机现在只产生了消极和倒退的主体性（债务人），而资本主义除了重申需要保护资本所有者之外，无法阐明生产和主体性的生产。这场危机还没有接近尾声。有鉴于此，我们打算在此开发的理论工具将有望被证明有助于构思政治主体性的条件，这同时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存在变异，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历史性的程度。

六十年代的问题是推翻党和工会这两个庞然大物，这两个庞然大物阻碍了所有的政治创新，也阻碍了新的主体和新的政治概念和实践方式的出现（微观政治：青年工人、少数民族、妇女运动等）。今天，随着党的消失和工会完全融入资本主义逻辑，宏观政治行动及其组织形式，基于不可减少的主体化过程的多重性，是我们最为迫切的基本问题：“怎么办？”